改造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原国民党第12兵团中将司令黄维给出的答案是“27年”。
2010年9月29日，黄维小女儿黄慧南对外讲述了父亲的改造岁月和晚年生活。黄慧南将黄维将军生前录的广播播放了出来，黄维自述了作为战犯的27年。晚年的黄维，不想背叛国民党，对共产党也不想离弃，始终想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
“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了宽大和改造……”黄维平静而苍老的话语从一台老式的录音机里传出来，音色未改，斯人已去。
回到解放战争时期，要说被俘的国民党将领谁最顽固？黄维绝对排得上名号，他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黄维是蒋介石的爱将，根正苗红，出身黄埔军校。
1948年，淮海战役中，黄维对阵陈赓，兵败被俘，输得很彻底。黄维被俘后，得知自己是败在了老同学陈赓的手里，他说道：“输给陈赓我服气，我们是老同学，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就比不过他，我输得不冤枉。”
黄维被俘后，受到了解放军的优待，先后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和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改造期间，与他同一批的大战犯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先后改造成功被特赦。
原本黄维的名字也在第一批特赦名单中，这是周总理亲手添上去的。但黄维冥顽不灵，始终不肯改造，战犯管理所认为黄维没有改造成功。如果把一个改造态度消极的人特赦，会让其他人心理不平衡，故不放人。
黄维在狱中常常与管理员唱反调，称“无罪可悔”。
1948年12月15日，黄维带领残部在双堆集地区与解放军打响了战斗。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脸色惨白，急匆匆地跟着兵团副司令胡琏、吴绍周走出指挥所，三人分别登上了三辆坦克，带领余部突围。与其说是突围，倒不如说是逃跑，跟在坦克后面的步兵乱哄哄的。
三辆坦克来到了玉皇庙河湾，在过浮桥的时候，浮桥被黄维和胡琏乘坐的坦克压坏了，吴绍周的坦克跟在后面，一个筋头翻到了河里。没走多久，黄维乘坐的坦克又出现了问题。
黄维只好跳出坦克，只身慌忙逃窜。解放军已经攻占了12兵团的总司令部，解放军在被俘人员口中得知，长官黄维、胡琏等人已经乘坐坦克跑了，我军立即将情况上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得知情况后，扔掉了手中的烟头，下达指令：“南线部队都出来堵截，一定要将他们找到！”
解放军东、西、南三个集团接到总前委书记的指令，立即组织部下，布下天罗地网。黄维拼了命地跑，四周都是枪声，他也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跑，他不清楚这天罗地网的缺口在哪里。
中野第11纵队教导员范天枢，带领两个排的兵力在田野中搜捕零散逃跑的敌人。他们沿着田间的小路搜索，一个小战士桑小六突然打报告说道：“教导员，我看到前面有人！在那边！”
“哪呢？”大家顺着桑小六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真有一个人趴在不远处的陡坡上，不仔细看很难发现。
通信员贾更新也看见了趴在陡坡上的人，走了过去，大声呵斥道：“我们看到你了！站起来举手投降！要不然就开枪了！”
趴在陡坡上的人纹丝未动，一位战士大着嗓门喊道：“就是说你呢！再不站起来投降，我们就开枪了。”说完就随手把枪栓“哗啦”倒腾一番。还挺灵，趴在陡坡上的人缓缓爬了起来，举起了双手，转过身来了。
教导员范天枢拿着枪指着那个人，走过去，借着月光上下打量着那人：他穿着一套全新的普通军装，右边口袋里却别着一支金色的指北针，左边口袋还插着两支派克金笔，普通战士可摸不到这些；那人戴了一顶大钢盔，钢盔戴歪了，几乎遮住了半张脸。
桑小六走到那人面前说道：“到这份上了，还盖着盖子有啥用？”说完一挥手就把钢盔拿了下来，丢在地上。那人突然蹲下，伸手捡他的头盔，他伸手的时候，露出了左手手腕，手腕上的手表又大又亮。
那人捡起钢盔后，站得笔直，用左手托住钢盔。他的眼神露出了一种落寞。但他目光冷傲，看上去有一种挑衅的感觉。范教导员更加确信，眼前的战俘绝对不是一般人。
“你是谁？”
“85军军部上尉司书方正馨。”
范教导员绝对不相信一个上尉怎么会有如此的气质和打扮，国民党余部突围的方向有一条河，突围到此处一定会过河，河上没有桥也没有船，如果要过河就必须下水。眼前的人，衣服没有半点湿的痕迹。贾更新问道：“你是怎么过河的？”
“骑马。”
“马呢？”
贾更新打破砂锅问到底，想从细节处问出真相。结果对面果然开始慌张了，开始说胡话：“不是骑马，我被吓掉了魂……是一个大个子背我过河的。”
眼见问不出真话，范指导员只好将“方正馨”押送至旅部。旅部关押了大量战俘，有专业的审问小组，不管什么花招都被揭穿。
负责甄别战俘工作的宋禹，在几千名俘虏中，特别注意到了“方正馨”。宋禹决定亲自和他接触，宋禹坐在“方正馨”的对面，指着登记簿问道：“你之前交代的情况属实吗？”
“方正馨”点头道：“属实，方正馨，85军军部上尉司书，江西人。”
宋禹开始刨根问底，盯着“方正馨的眼睛问道：“什么时候参军的？”
“今年8月。”
此处出现了一个疑点，当兵8个月就被提拔到了上尉。宋禹问道：“你从军前是干嘛的？”
“民国17年才开始当教员。”
宋禹皱着眉头说道：“说具体点。”
“当了6年的教员，1年的科员，打仗需要就出来当兵了。”
宋禹在心里一算，现在是民国37年，“方正馨”民国17年开始当教员，干了7年出来当兵。宋禹忍不住笑出了声说道：“你编得也太假了，这中间的13年被你吃掉了吗？”
“方正馨”表现得十分懊恼，说道：“我现在脑子太混乱了，有一些事说不太清楚。”
宋禹笑着摇了摇头，继续问道：“你月薪多少？”
“70多。”
宋禹没有略过，抓着问：“具体是多少？”
“方正馨”一下子被问住了：“70多……”
“方正馨”又开始耍无赖，装迷糊。宋禹知道想从这个人身上问点什么出来，不能操之过急，但基本能确定的是“方正馨”有问题。
12月16日上午，战斗全部结束。战俘唐铁冰找到了宋禹，说道：“长官，我有重要情报要禀报。”
“说吧！”
唐铁冰看了看周围，确定没有人注意后开口说道：“方正馨不是上尉司书……”说着又用眼睛往战俘堆里瞟，似乎担心被人看到。宋禹鼓励道：“我当然知道他不是上尉，你不用担心，主动坦白会得到宽大处理，你不想立功吗？”
唐铁冰抬起头，吸了一口气说道：“长官明鉴，他好像是我们的兵团司令官黄维。”唐铁冰原先的职位是上校团长，平时基本接触不到黄维，有时候也不过是远远地看着。所以他说了“好像”两个字也是合理的。
宋禹立即让部下寻找见过黄维的士兵过来辨认，经过辨认，“方正馨”果然就是黄维本人。
黄维被俘的消息一出，新华社前线记者闻讯赶来。记者问他：“当初面临战败，你为什么不投降？”黄维大怒，拍着桌子说道：“我的兵都成了烈士，我身为将军怎能投降？我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坚决不可能投降！”
前来采访的记者被惊得说不出话了，黄维成了战俘还如此顽劣。一位记者缓过神来，也大怒，拍着桌子说道：“你为了什么国家民族？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你代表的不过是官僚主席、资本主义……你是为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打仗！”
黄维气得青筋暴起，吼道：“你胡说八道……”黄维扬手想要教训这两位年轻的记者，却被一边的杨伯涛拉住了。杨伯涛是原国民党18军军长，也成了战俘。
另一名记者，要给黄维拍照，黄维故意将头撇向另一边。摄影的记者急了，说道：“黄维，你现在不是什么总司令了，是战俘！”
黄维扭过头，恶狠狠地盯着记者，想要争辩什么，记者抓紧时机，“咔嚓”一声拍下了一张照片。
后来，黄维和其他战犯一道被送往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原国民党少将邱行湘也在这里改造，态度十分积极，与黄维形成鲜明的对比。黄维经常挑事，嘲讽邱行湘没有风骨，是“墙头草”。邱行湘一再忍让，不曾想黄维变本加厉，常常跟在邱行湘后面骂。
有一次邱行湘实在忍不住了，讥讽道：“你多有风骨？当初你为了讨好蒋介石，将你父亲给你取的字都改了，还好意思到处炫耀！”黄维，字悟我。有一次蒋介石送了一张照片给他，并在后面写了“培我”二字。也不知是老蒋记错了名字，还是故意为之。黄维直接将字改成了“培我”，遇人就说蒋介石准备“培养他”。
黄维也反驳得哑口无言，从此也很少去找邱行湘的麻烦。
和黄维关在一起的还有杜聿明、王耀武等人，杜聿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对共产党有所改观，开始审视自己。他们一些人经过改造都有了明显的改变，唯有黄维还在维持着他那所谓的“忠臣不事二主”的气节。
黄维在功德林无论是坐着、站着还是说话都有一种“将军范儿”。他始终认为国民党不过打了一场败仗，胜败乃兵家常事，终有一天会等来翻盘的机会。
周总理曾经亲自将黄维的名字加在第一批特赦名单上，可是黄维太过顽固了。战犯所认为，黄维并没有改造好，如果这样一个人都能被特赦，其他战犯肯定会有意见，于是他的名字被划掉了。
战犯所对黄维还是格外关照了些，比如：黄维在上厕所的时候，拿战犯所的红色书籍当厕纸。有人告状说黄维在侮辱革命，管理员却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说道：“是我不好，没有给你们准备充足的厕纸，黄维同志不是有意的。”
中央政府对黄维的家人也格外关照，给黄维妻子蔡若曙安排了工作，还为他两个女儿安排了入学等事宜。党和领导人都希望黄维能好好改造，争取早日被特赦。
党中央之所以对黄维特别一点，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的性格。黄维的性格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儒”。这样的性格使得黄维为人处世光明磊落，无论在何种境地从来不失君子风度。
但“墨守成规、守旧迷信，书呆子气”也成了黄维性格的缺点。蒋介石的“君臣之道、忠臣良将”的儒家一说与黄维一拍即合。
国民党军中很多将领都领教过黄维的“书呆子气”，比如杜聿明。杜聿明带兵远征缅甸，大败而归。此时的黄维要对杜聿明的部队进行点检，清算损失了多少人马。杜聿明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要是一般人来点检，巴结都来不及。黄维就说不准了，他是有名的执法如山，铁面无情。
杜聿明主动请黄维吃饭，希望他能给自己留些面子，少报一些损失。此话一出，黄维脸色很难看，杜聿明的幕僚副官纷纷打圆场，说国家风调雨顺，强行拉黄维说话。黄维却板着脸说道：“我老家江西发了洪水，闹洪灾，哪里风调雨顺了？”
一名副官还以为黄维在要银子，便试探着问道：“我们有些闲钱，正好可以捐给您的家乡，您要不代为收下……”还没说完，黄维就忍不住当场发作，说道：“我家刚好是开米店的，发大水刚好可以发国难财！”杜聿明听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个饭是吃不成了，黄维也绝对不会手下留情了。
黄维也从来不会落井下石，1934年，刘畴西带领的部队遭到了俞济时的“围剿”，刘畴西被俘。刘畴西是黄维和俞济时在黄埔一期的同学。俞济时抓获刘畴西后，顿生出许多优越感。俞济时烤着炭火，穿着将军大氅（chǎng），审讯衣衫褴褛冻得发抖的刘畴西。
黄维知道后，对俞济时大为不满，当面损他说道：“大家好歹同学一场，你不请老同学吃饭就算了，至少也要给人一件棉袄啊！石头做的心都没你的硬。”
抗战时，黄维接任54军军长，上任后发现了军粮被人动了手脚，不是发了霉就是掺了砂石。黄维猜想有人中饱私囊，于是将这一情况上报。何应钦身任数职，既是军政部长又是全军参谋总长。
黄维没有来之前，何应钦就接到了很多这样的反馈。当时军中伙食费很低，军粮发霉是正常现象。黄维直言，算是撞在了刀尖上。
何应钦将黄维批了一顿，说黄维破坏军需独立。何应钦向蒋介石告状，安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请求将黄维革职查办。黄维一气之下说道：“如今抗战不能胜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家腐败。我宁可弃甲归田，也不同流合污。”之后就带着一家老小回了老家。
党中央之所以对黄维要特别，除了性格原因，还有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1937年，淞沪会战，黄维时任18军67师师长，守卫罗店。罗店之战是黄维成名之战，他带领部下死守阵地一个星期，击退了日军无数的冲锋。
黄维手中三名团长，一人战死，另外两人重伤。67师文员、炊事员都拿起武器，接替倒下的战友。黄维对战士们说道：“为了保卫国家死在阵地上，是一个军人的荣耀！”
打到最后，67师活着的人连一个团都凑不上。
黄维作为战犯，开始了长达27年的改造，成了最后一批被特赦的人。在此过程中，黄维始终不肯说蒋介石和陈诚一句“坏话”。
他曾对外人说道：“国民党里面的确是有不少坏人，他们官官相护，贪得无厌，我骂了不少人。但是有两个人我一定不会骂，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陈诚。至于原因，蒋介石对我来说有知遇之恩，他是我的校长，之前我在学校默默无闻，是他给了我机会。陈诚对我恩重如山，如果不是他的提拔，我不可能升迁得那么快。”
黄维对外说过蒋介石最“重”的一句话也不过是：“国民党失败了，不得民心，一大部分原因是蒋介石的那一套不适用了……”
黄维来到功德林，对我党有不少偏见，始终拒绝改造，甚至还在幻想“有机会翻盘”，他的蒋校长还会重返大陆。黄维在功德林中屡次挑事都被管理员“摆平”，他并不领情，为了逃避思想改造，他将全部精力放在“永动机”上，想要发明一台永动机。
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永动机”是一个假命题，根本不可能被创造出来。周恩来了解情况后，没有阻止，而是表示支持。1968年，黄维还得到了一笔资助，继续实验。实验结果不言而喻，失败了。
黄维来到功德林，身体中有5种结核，可以说身体已经不大好了。医护人员精心照顾，黄维却说这是共产党“收买”人心的手段。有一次，黄维用的特效药没有了，周恩来亲自去香港花了大价钱购买。
医护人员精心照顾了黄维4年，他的病也得到了根治。这时候的黄维内心已经开始动摇了，真正让他决定改造的还是家人。在组织的安排下，蔡若曙带着女儿见到了还没有出狱的黄维。黄维看到渐渐年老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第一次产生想出狱的想法。
黄维得知妻女被政府关照了后，心底对共产党十分感激。若说黄维的软肋，可能只有脚下的土地，家中的老母，身后的妻女。妻子蔡若曙劝说黄维好好改造，早日出狱。
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名单，黄维的名字排在第一位。那一年，黄维71岁。
黄维被特赦后，就一直没有离开工作岗位，致力于文史研究。
1978年，黄维当选了政协常委，他向照顾自己的医生说道：“我没有辜负党对我的期望，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贡献。”
黄维被特赦，不久台湾方面就联系他，许诺补发27年中将薪水。根据资料显示，在1932年左右，国民党中将薪资为一个月800元，最少的时候也有200元。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家庭月收入只有10元，猪肉、牛肉也不过一两毛一斤。
黄维接过邀请，思索了一番，他拒绝：“共产党待我不薄，我不能恩将仇报。我只希望余生能为祖国统一大业尽绵薄之力。”
1977年10月，黄维参加完国庆典礼，在女儿的陪同下去了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他拿着烈士名单，方志敏的名字也在其中，泪流满面，说道：“为国家谋福祉的英雄牺牲了，我这个有罪的人却还活着，讽刺啊！”
太阳快下山了，黄维说什么也要让女儿带着他去方志敏烈士的墓地。20年代，方志敏是黄维心目中的老大哥，老大哥曾经说的话还在耳边回响：“你一定要做一个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人。”
黄维站在老大哥的墓碑前，伫立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