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对越自卫还击战终于进了历史教科书，当年的老兵们等了45年
有老兵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留言问具体在哪个学年的哪本书？
老兵们等这一天实在是等得够久了。
今天给大家讲述故事的，也是一名对越自卫还击战老兵。
他的父亲是老红军，上战场前，连长当着他的家人打下保票，要保护他的安全。
但在215高地的攻坚战斗中，一个个战友倒在了他的眼前，他还能藏在连长的庇护下吗？
215高地 作者：杨裕东
在黄昏时分，经过下午的血战，我们连终于突破了越军的第一道战壕。
215高地上一股强大的火焰映红了天空，是喷火班战友在高地上打出了第一枪。
横着向越军战壕喷射的火焰，在我们的面前形成了一堵火墙。
紧接着他又打出了第二枪，“呼！”又是第三枪。
可第三枪是冲着自己头顶上喷出的。
火焰落下来，烧到他的身上，只见一个火球动了一下，就再也不动了……
此时，天色已暗，我们看不清自己的战友，也看不见越军。
连长不停发出请求支援的呼叫，“我们连突破了！但还没有占领，让1连再打一下！”
天很快就完全黑了下来，我们接到命令回撤，清理伤员和武器。
如果不再次进攻，那些牺牲的战友都不能答应。
1979年2月20日，我们13军39师115团1营接到命令，向215高地当面之敌进攻。
当我们助攻连2连奔赴高地时，主攻连3连已经接敌。
敌阵上那激烈的枪声，使我根本分不清有多少敌人、有多少武器在向我们的战友射击。
弹幕袭来，眼前，一幕悲壮的情景发生了。
一瞬间，连队冲在前面的很多3排战友被打倒在地上，我们也全部卧倒。
“我排大部伤亡！失去进攻能力！快来救我们！”3排长报告着。
我们此时已经分不清枪声和炮声，也弄不清3连进攻哪个方向上的情况。
我爬上了无名高地左侧的顶端，在一窝草丛边架好了枪。
此时看到越军的身影在215高地上来回的滚动，不停地从3连方向上朝我方扑来。
他们运动得极快，很多动作是跃起后卧倒，是在向我方一侧的阵地上转移。
我根本来不及瞄准，只能将枪口对准那些运动的人影不停射击，同时不停变换自己的位置。
据我观察，我们的位置和敌阵之间的距离不过100多米。越军阵地非常隐蔽，被茂密低矮的灌木和茅草覆盖。
而我们所在的无名高地以及小路上，除了少量的茅草外，就只有一棵大树在高地的正中孤零零地立着。
下午时分的太阳正对着我们，烈焰般的阳光照得我的眼睛难以发现越军射击的位置。
越军凭借着良好的隐蔽和阳光的帮助，在这么近的距离上，完全可以像打胸环靶一样的瞄准我们射击。
我身边的一个战友趴在地上观察，子弹竟然打在了他下巴下的泥土里，溅起的尘土中只见他往后一倒，我还以为他中弹，迅速地向他扑去。
结果只是溅起来的泥土扑了他一脸，他呸！呸！嘴里直往外吐着泥土，还咧着嘴笑着对我说：
“好险啊！还好，没有打着！没事！没事！”他边说边傻笑着，那样子好像不是在打仗，而是在玩游戏，一点也不紧张。
其实，不是不紧张，而是太紧张了，又想不让别人看出来，就只能傻笑了。
此刻，盲目的冲击进攻，使我们面临进入越南以来从未有过的困境。
情况异常的紧急，连长定下了重新进攻的决心，命令2排迅速改变为主攻排，接替3排投入战斗。
副指导员刘增武，看到副连长要带2排主攻时的犹豫，立即站了出来说：“连长，主攻排我来带！”
很明显，副指导员在请战，要求接替副连长的位置，带领2排参加战斗。
刘增武是我团为数不多的军体标兵之一，战前扩编，被提拔为连队副指导员。
像他这样的刚强铁汉，任务却多是前送后运，保障全连的弹药补充和战时伤亡战友的抢救和后送，心中很是不甘。
最后，连长作出决定：“副指导员刘增武，你带2排正面上。”
“副连长李林，你带1排从左面的山谷里上，向215的左侧攻击，协助副指导员他们主攻。”
我和三班的战友们留在了连长的身边，在这里还有82无后坐力炮排的两门火炮，2门60迫击炮，5具喷火器。
随着连长的命令，我们全连战友又重新组织了进攻。
我跟随着连长和三班战友，也在2排的后面冲了上去，炊事班和卫生员都冲了上去。
这时，2排已经冲到215高地的前沿，离越军的阵地就剩下一个小坡，突破在即。
“上！”连长吼了一声，随即消失在草丛中。
我和他们间隔6、7米的距离，采用跃进和匍匐前进交替进行的运动方式。
我卧在地上，越军的子弹不停地打在的周围，加上看不见身边的战友都在何处，心中恐惧和紧张。
突然间，仿佛有人在提醒我说，别急啊，别急，冷静一下。
其实，这是一种幻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它使我脑子突然一下清醒了许多。
我一下子冷静了许多，定下神来观察自己周围的一切。
抬头向前望去，那是一片茅草和低矮的灌木，穿过这一切的前方是越军的阵地，上面的丛林中不停地有枪口射击的青烟冒出……
左侧一片丛林，没有我的战友，只有战友撒落在地上的弹匣、急救包、三角巾。
右边，能看见右后方两个战友倒在地上，其中一个正痛苦挣扎，嘴里呼喊着什么，但又没有声音。
身后则是我们先前所在的无名高地，我们的两挺机枪正冒着青烟……
我突然冒出个念头，今天也许是自己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了。
得记住这个时刻，记住这个地方吧，要不然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呀！
当时我所看到的一切，仿佛都没有声音，只能看见爆炸所产生的硝烟，只能看见武器射击时的震动，却听不见任何响声。
是我的耳朵聋了吗？为什么会没有声音？
20多年后，电影《拯救大兵瑞恩》还原了那种战场感受。
电影中的上尉连长无奈地靠在一个沙包上，只能任凭德军的坦克疯狂的进攻。
在他的感受里，眼前的一切都没有声音。
看电影时触景生情，一下让我回到了战斗的现场。
与此同时，我们的卫生员袁学高在为一个战友包扎的过程中，被越军集中射击，腹部中弹。
他给战友说：“不要包了，把急救包给别的伤员用吧！我活不了啦……”
3排长身上也是多处中弹，他在我身后不停地喊着，“我负伤了！快来人啊！”
他侧躺在我身后30多米处的斜坡上，整个右侧暴露在越军的方向，没有隐蔽物，很危险。
“3排长！你叫个球！快隐蔽！滚到草丛里去，快！”连长生气地喊道。
“我们排已经没有人了……”他痛苦喊着。
我的内心也充满了无奈，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成功占领215高地的那一刻。
战场上，我继续向前跃进，发现在我的右前方有一个弹坑，那弹坑很大，直径有2米多，就像一口大锅。
我刚跃进去，看见弹坑里还有两人。
我们的腿只能蜷曲着，越军的子弹就打在弹坑的后壁上，那种震动和泥土的飞溅让人不寒而栗。
情况十分危险。
越军发现弹坑里有人，就有人必须离开，转移越军火力，否则三个人都要被炮火瞄准。
我等待一个越军射击间隙，起身向左边滚出了弹坑，还连续地滚了好几圈，滚出了好几米。
环视周围，看到我左前方有一个战友，赶快爬了上去。那哥们儿听见招呼回过头来，原来是我的老乡何田忠。
“我和他们走散了，他们拿着武器冲到前面去了。”他对我说。
“那我们也要上去啊。”我回答。
他说：“是！现在越军打得很猛，我们要观察一下再动！”
“好！注意安全！看好以后再动！”
这一段对话，竟是我俩的最后对话了。
我们俩匍匐前进，选择好一个地形停下。
那是一个小坡，面向敌阵一方要高一些，坡上长满了半米高的茅草。
何田忠爬在我的左边不到两米地方，我们两人都采用侧卧的姿势，用左肘支撑着身体，右腿蹬着地面，随时准备跃起前冲。
我小心地抬起了头，侧着脸，好让我的右眼刚刚越过茅草的高度，仔细地观察着我前面的地形。
何田忠却把头抬得很高，想越过茅草，更清楚地看清前方的情况。
我还没有来得及提醒他，就听见“碰！”的一声，巨大、沉闷的声音震动了我的鼓膜。
那声音像是用砖头敲到了木桶上。
同时听到的是何田忠“嗷！”的一声惨叫，那粒子弹足足地把他掀了个滚儿。
我立即向他滚去，拉住他的双脚，使劲地向后面一个凹地处拉。
同时向周围的战友喊着：“快来人帮我！何田忠中弹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劲儿，趴在地上一下把他拉出好几米。
我迅速地从胸前纽扣上扯下了急救包，丢给了旁边的战友。同时迅速扯开他的衣服，解开背具。
何田忠眼睛微微的睁着，嘴巴大力的张开，“哦！哦！哦！”的吸着气。
我知道是胸部中弹，形成了气胸，如果不尽快地堵住伤口，胸腔形成的负压使他根本无法呼吸。
我迅速把他胸前的衣扣扯开，立即就看见了右胸前的弹洞。
那弹洞小小的，圆圆的，和子弹口径一样大小，小小的弹洞随着他那紧张的呼吸向外喷冒着血渣……
我拿着战友撕开的急救包，根本没有时间展开就直接压在了弹孔上。
几乎把全身的力量用上了，生怕再从这个弹洞里冒出空气。可战友的呼吸仍然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微弱了。
“快！后面还有伤口！”、“肯定击穿了！”旁边战友提醒着我。
我低头一看，黄色的泥土和绿色的草皮上浸透着鲜血，那鲜血已经成了黑色，黑红黑红的好大一片。
我从战友的腰间开始往上摸，忽然左手中指就陷进了战友的体内，湿漉、滑润的感觉把我吓了一跳。
我赶紧把手抽出，大叫一声：“伤口在这里！”
这个弹孔在右后腰上，子弹横着出来，拉出了一寸长的口子。这是弹丸在体内碰到了肋骨，改变了飞行的方向。
何田忠是火箭筒兵，又是副班长，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没带任何武器，背具上只有三枚火箭弹。
火箭筒手也需要何田忠背的弹药，我们也必须冲上高地完成任务，但其实我们本可以选择隐蔽，等待火力支援。
从中弹的那声恐怖的声音响起，到他停止“哦！哦！哦！”的呼吸，就只有十几秒的时间。
还没等我继续包扎好时，旁边的战友说，“不要包了，已经牺牲了。”
我使劲地对着他的脸呼喊他的名字，还趴在他的胸前倾听心脏有无跳动。
我感到非常的恐怖！
全身软弱无力，腿不停地颤抖，好像自己的心脏也停止了跳动，而且直往下坠。
那种感觉像是有一只来自地狱的黑手使劲地抓扯我的心脏，疼痛得让人撕心裂肺。
接下来的感觉是异常的悲哀、自责，还有无比的愤怒。
“何田忠牺牲了！”我向连长喊道。
这只不过是众多的人员牺牲报告中的一个罢了。
战场上还有很多喊声，各班排不停地向连队的指挥员报告着伤亡的情况：
“连长！七班长牺牲！”
“排长！江新华牺牲！”
“石现怀牺牲！”
“徐正华牺牲！”
“五班长负伤！”
“六班长重伤！”
战友们的伤亡对全连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大家不敢贸然冲锋，分散开交替跃进、匍匐接近敌人。
“为战友报仇！”、“弄死他们！”的口号在四周响起。
我清楚地听到身后高地上，张指导员那沙哑的喊声：“同志们，一定要为我们的战友报仇，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狠狠地打！”
战斗还没结束，活着的人得相互打气。
在我们右面主攻方向的情况，3连的战斗先于我们连十分钟打响。四个连干部三个重伤一个牺牲，接替指挥的排长也很快重伤。
以后的战斗完全是3连战士自觉的战斗，没有一个愿意撤下来，仍然加入了1连的进攻战斗。
1连的进攻也没有突破越军的防御，人员伤亡也非常大，同样被阻断在越军战壕前。
我们连的伤亡也已达到40%，3排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剩余的人员都投入到了抢救战友中。
整个215高地形成了血战的海洋，我们营从两个方向上对215高地进行冲击，与越军形成了犬牙交错的状态。
我无法将激烈的战斗场面一一描述了，有太多、太多的场面令我难忘。
可是，当我们终于突破了215高地的防线的时候，天却黑了下来。
连长不停地用步话机向营指挥所发出请求支援的呼叫，报告着自己连队的现状。
“我们连突破了！但还没有占领，让1连再打一下！”
激烈的枪声却已经稀落下来，似乎交战的双方都有停下来的需要。
营指命令我们退回到离215高地东侧的无名高地上集结待命，要我们重新组织部队，清理伤员和武器，准备再次进攻。
连长迅速用861电台发出了回撤的命令。还叫通信员到后面的丛林里吹响了小喇叭。
“嘟——嘟——！”两声长音后，一切又安静了下来。
很快，我们回到了我们身后的无名高地，连长迅速做出了部署，令我们接应后撤的战友，其余的人构筑工事，防止敌人的反冲击。
我又一次向215高地摸去，嘴里不停地发出我们在战前规定好的回撤信号，是学蟋蟀叫。
很快，又有不少的战友回到了无名高地上。
我记不清我前出了多少次去接应战友，也记不清接回来了多少战友。
当我们大部分战友回来后，就是去接应那些丧失了行动能力的伤员战友。
经过简单的清点人数，我们一个180多人的加强连队，现在加上牺牲、受伤和完好的战士也只有100多人左右。
正当我们把伤员战友抬回来的时候，我们得知，副指导员刘增武负伤，还没有回到阵地。
“快！派人去找！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回来！”连长下命令。
谁都知道，在丛林里，在黑暗中，要前出到敌人的阵地前几十米的地方，去找寻我们自己的战友，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危险的任务。
2排长枪一提，问道：“谁跟我去？”
在周围的战友起码有6、7个人站了出来，没有人退缩。
“我！”我也同样喊出了我的要求。
随后我们20多个人，开始向黑暗中的215高地又一次沿着白天进攻的路线摸去。
为了提防越军，我们每向前走10多米，就留下几个战友担任掩护，一节一节的向前。
终于，我们在敌阵前30多米远的地方找到了刘增武副指导员，他已经昏迷，不省人事。
由于他体格健壮，我们很难将他挪动，只能一点点的将他往回拉。
除了拉他的四个战友外，其他的人全部将枪口对准了敌阵。
他浑身上下都是血，衣服没有一处干的地方，手在他身上任何地方一抓，都是粘手的血浆，全身散着刺鼻的汗味和血腥味。
我们不敢随便翻动他的身体，无法去检查他的伤处，也无法在黑暗中为他包扎。
八个战友用工兵锹和冲锋枪插在了他的身下，一边四个人，两人一组地把他小心的抬起，跪在地上向后一点点的挪动。
有人专门在前面开路，拨开树枝和丛林。有人在两侧担任警戒和护卫，周围的战友，俨然搭起了一座掩护的桥梁。
接近我们的高地时，大家才站直了身体把副指导员抬了起来，快步地向我们的阵地撤去。
“嗷！”的一声长叫，副指导员醒了过来。
毕竟不是用担架抬他啊！也许是晃动惊醒了副指导员，痛苦地惨叫。
“副指导员！忍着点，我们很快就到了！”黑暗中的战友安慰着不住嚎叫的他。
回到阵地，大家立即把他放在地上实施救护。
副指导员左肋上一道明显的伤口，有三指宽，从前到后贯穿了整个左胸，断裂的肋骨暴露在外，仿佛你能看到在胸腔里跳动的心脏。
很多身边的战友看着副指导员痛苦的样子，都流下了眼泪。
我继续担任搜救，一直到把所有进攻路线上牺牲的和受伤的战友全部都抬了回来。
约在11点左右，各分队上报了各自的伤亡情况：
1排长报告全排只有3人受伤，无人牺牲和失踪！
2排长报告，9人受伤，2人牺牲，5人失踪！
3排报告，只有9人完好，伤13人，牺牲5人!
连长恼怒地对着报告的班长问道：“准不准确？”
可没有一个人敢回答“准确！”
丛林中，黑夜里，是死、是伤、谁能说清？
连长命令开始重新清点人数，要清楚的统计伤亡，是要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实力。
这项工作通常是由连队的文书来完成的。他一直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大家的对话。
当连长喊他时，他猫着腰悄悄的走了过来。右肩上缠满了绷带，一条三角巾挂在脖子上，把他的右手吊在胸前。
连长扭头一看，改口责问着文书李仁定，“你怎么还不下去？”
“连长，我能坚持，我伤得不重，我还可以压子弹啊！”
连长不容辩解地命令我，“杨云风，你送他和民工们一起下去，然后再参与清点人数！把伤亡搞准确！”
“李仁定，回去后好好养伤！不要多想了。”连长语气缓和了下来，安慰着文书。
文书哭了，用抽泣的声音回答着。
临走时，他从裤兜里掏出个东西递给连长。那是上午发的一个苹果，他没有舍得吃，一直为连长留着。
连长拿着苹果，说了声“路上小心”，就把头转了过去。
在路上，我问了文书的伤势。
子弹从他右肩锁骨下打进，从右后的背阔肌中穿出，没有伤及骨头，也没有击中内脏，伤口干净而简单。
把他交给民工后，黑夜中他在我身后小声的喊着：“裕东，你一定要注意啊！”
我回到丛林中，开始进行伤员清点的工作。
在距离敌阵较远，无名高地反斜面的一处山凹里，那里有一处相对平坦的丛林，我们的伤员都被安置在那。
我进到丛林后才发现情况是如此糟糕，漆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寂静地让人恐怖。
我一脚下去就踩着了一个人，他没有叫，也没有动。
我赶紧收回了脚，慢慢地蹲了下，开始用我的手去触摸脚下的战友，寻找我迈腿的空间。
当我蹲下摸到那人后，才知道自己方才踩到了一位烈士的大腿，他的身体冰凉并已经僵硬了。
我一下非常内疚，蹲在地上，手抚摸在战友的胸前，半天不知道干什么。
左前方的一位战友听见动静，小声的说：“注意哈，这里全是伤员和烈士！”
我再也不敢站起来走路，只能蹲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向前摸去。
我的四周躺满了人，却没有一点声音，寂静得可怕。
我一边摸着，一边向前爬着，一边清点着人数。
黑夜中我看不见他们是谁，也无法准确地判定谁伤了、谁牺牲了。
只能用手去触摸他们的身体，去感受他们的体温，以此来判定谁是生还者、谁已经死亡……
重伤员们昏迷不醒，他们既不呻吟，也不动弹。不得已，我只能用脸来靠近战友的脸，在他们的鼻子前去感受呼吸，在他们的脸上去感受体表温度。
在爬行中，我的左手被东西扎了一下，我赶紧收回，以为是炸断的树桩，可仔细地一摸不由得不寒而栗。
那是一位战友折断的左手臂，手臂的前端已被越军的炮弹炸得没了踪影，只剩下10多公分长的手臂僵硬的矗在那里，折断的肱骨白花花的露在外面。
“啊！这个怎么没有包扎？”我小声喊了起来。
“是石现怀，他已经牺牲了。”旁边的战友冷静地回答。
石现怀？他是年初才到我们连的新兵啊，是班用机枪副射手，就是他在战前训练时，反复地问我该如何保护自己。
“安息吧，兄弟！”我把左手放在他的胸口上，轻轻地摇了摇他。
我的好友李锦勇也是受伤的战友之一，听说他伤得不轻，我非常为他担心，轻声叫他的名字。
“我在这……”一声微弱的回答在黑暗中响起。
当我向他爬去的时候，他已经伸出了手来迎接我。
李锦勇的右腿中弹，好像把膝盖打碎了，但他说不疼，已经麻木了。
黑暗中他躺在地上，头靠着一棵小树干，全身松软无力。我虽然看不见他的表情，但能感觉到他神情自若。
听着他说话的声音，我真不知怎样来安慰他，看到他还不至于是我想象的那样悲观，我悬着的心也落了地。
分别前，他说，“你去吧，不要为我担心，反倒是你自己要注意了。”
想一想也的确是那么回事，他受了伤，标志着在那一刻他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有了结果，要回国，担心的只是伤残，不会再有生死问题了。
我想他是对的，虽然在那一时刻我没有身体上的痛苦，但明天自己又是怎么样呢？
一想到这里，我不知不觉的弯下了腰去拥抱他。
我感觉到，他对我的拥抱没有准备，但他没有犹豫和惊诧，迎接了我的拥抱。
我们把脸轻轻地贴在了一起，动作很轻，相互说道：“保重啊，朋友！希望我们能再见！”
那年代很少有人用拥抱，但当时，我认为只有用这种方式能表达我心中的感受。
清点结束后，我向连长汇报情况。
此次战斗全连共有35人伤亡，10人失踪，其中8人牺牲；配属分队82人，重机枪和喷火器共有12人伤亡，3人失踪，其中2人牺牲。
加上第一天战斗的伤亡，全连近有60人失去了战斗力。
连长听完我们的汇报，一个人在那里沉默。周围的许多战友忍不住抽泣起来，甚至哭出了声音。
就在这时，民工又一次上来，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噩耗——副指导员刘增武牺牲了。
同时还有我们的“二球班长”钱广平。
阵地上泣嘘声更大了。
“哭个球！”连长被这样的气氛激怒了，再也不愿意看到连队里的悲观情绪在蔓延。
那天晚上我的确没有哭，不是因为我不悲痛，而是我已经麻木，脑子一片空白。
我双膝跪在地上，手中的56式冲锋枪无力的放在双腿上，满目惆怅。
但我不迷茫，我注视着黑夜里的前方，因为前方还有敌人。
好在，失踪的战友陆续回来，使我们的信心得到了恢复。
阵地上暂时恢复了平静，我开始构筑自己的工事，一锹一锹的挖着，注意力一直没有离开过连长所在的区域。
有这样举动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因为我们都把连长和军官们当成依靠，一举一动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连长不停地在接着电话，与营长讨论着进攻方案：
行与不行，攻与不攻，是撤下去还是继续完成任务？
记得在出征前的誓师大会上，全营战士激动的向一面发黄的锦旗宣誓。
那是一面当年上级授予我们“追歼英雄营”称号的旗帜，上面记录着我们营的光荣传统和英勇作战的历史。
“英雄营”怎么能让人家说“一个营就这么让人家打得退下来了”的闲话。
经过连长与营长的商量，军官们最后做出了决定：我营继续向215高地进攻，拿下215高地。
进攻时间定在拂晓天亮后，由炮兵再次进行炮火准备后进攻。
我继续挖着我的掩体，利用高地的反斜面，挖了一个跪姿射击掩体。
我趴在那个坑里，与旁边的战友标定好视界，做好了夜间战斗的准备，随时准备打击反冲击的敌人。
我举枪瞄向前方，能看到朦胧的地形，那是30多米开阔地带，上面静得出奇，手中的枪上沾满了露水，握枪的双手明显感到湿滑。
看着夜里的215高地，我发誓要在明天的战斗中好好地表现，为了那些战友，也为了我自身的名誉。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上级没有命令我们可以睡觉，但我的眼睛实在睁不开了，疲劳又一次向我袭来，我靠在枪托上睡着了……
忽然我就被身边的战友推了一下，“嘿！天要亮啦！”
我猛然惊醒，惭愧又感谢地用右手肘碰了他一下，对着他点了点头。
这时，只听见“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我们依次地向身边的战友传递着口令。
早上的黄连山地区被薄雾笼罩着，露水、雾气都很大。
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准备，系好了鞋带，打好了绑腿，检查了武器，就等着上级的炮火重新对215高地打击了。
此时，天色大亮，攻击的时间到了，我们等待的炮火还没有打来。
原来是上级为了更准确地打击越军，避免昨天在炮火准备中打击不彻底的情况再次发生，炮兵指挥部门要求我们步兵为其指引打击目标，以便实施精确有效的打击。
这需要我们前线的步兵使用曳光弹向目标射击，来引导他们的射击方向。
连长指定了好几个人，他们都以没有看清目标，怕完不成任务的理由而推诿了。
用曳光弹给炮兵指示目标，是一项危险的任务。
要到远离阵地的位置进行射击，没有掩体，只能依靠自然的地形地物。
还要对一个目标进行多次点射，这会使自己更容易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
“谁来指引目标？”连长的头向他的左右两边扫视着问，可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回应。
“连长，我来！”我举起了手。
连长的头迅速转向了我，他目光迟疑，因为他曾拍着胸脯对我的家人说过：“有我刘某人在，就有杨裕东在。”
我知道危险，但我不能一直在他的保护下作战，不论我是面对家人还是我的战友，我都不能这样做。
我很坚决地再一次对连长喊：“我来！”
连长没有再犹豫了，让大家把曳光弹都拿出来给我，让我注意安全。
身边的战友纷纷从我手中接过收集的弹药为我压弹，连长把他的望远镜也递给了我。
我拿着望远镜爬出了掩体，开始观察敌阵，以确定我要指引的目标。
我爬到了一棵高大的独立树下，站起来后向树上爬去。
所有的战友都屏住了呼吸，看着我的举动，他们非常惊讶。
当我抓着树枝爬了2米高后，连长喊住了我，“不行，下来！太危险了！”
的确，向上的树木越来越细，攀爬会产生树木摇动，增大了暴露的风险，如果被越军发现，他们会像打鸟一样把你打下来。
我停在那个高度，勾住树枝开始观察，确定了几处对我正面威胁最大的目标。
战友们这时已经压完了子弹，他们很快就将4个压满了曳光弹的弹匣递到了我的手中。
我将弹匣仔细地插入胸前弹袋的空隙中，一个个排好并拉紧了弹袋的背带以防它们滑落。
同时取下了水壶、手榴弹等多余的装备，解开了所有弹袋的扣带，迅速跃出了掩体，向左面的正斜面滚了出去。
全连战友都在注视着我，我突然有了一种做英雄的感觉。
像黄继光、董存瑞迎着敌人的枪口而上的英雄。
我爬到远离阵地左前方几十米的位置，掏出了两个弹匣放在我选择好的位置，又向左侧前进选择了另一处位置便出枪做好了准备。
我举枪对着目标，左右选择了一下射击顺序后便扣动了扳机。
为了使后方山头上的炮兵观察员能看清目标，我采用4、6发的长点射从左至右依次射击。
在我打出三个点射后，越军阵地上的枪响了，他们向我的方向进行还击，子弹拖着嗖嗖的声音掠过了我的头顶。
我没有躲闪，一直打完了一个弹匣，才收枪滚向我的右方，重新换弹匣对目标射击。
我不停地对敌阵射击，对所有我怀疑的目标进行射击，对所有在我正面的敌人工事进行射击。
同时我还不停地变换着射击位置，不停的从左至右，又从右至左的在那些可疑的目标上进行打击。
枪口射出的子弹拖着绿色的弹迹，划过丛林打在越军的阵地上！
随着我的射击，炮兵迅速做出了反应。“轰！轰！轰！”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敌目标被炮弹爆炸的黑烟所覆盖。
“打！”阵地上连长跟着发出了口令，我们的82无直射炮和火箭筒也开始对敌人进行直瞄射击。
顷刻间215高地上硝烟四起，越军再也无力还击了。
“杨裕东，停止射击！回来！”当连长喊我停止时，我才发现已经打空了三个曳光弹弹匣。
我收枪转身，快速回到了阵地。手中的56式冲锋枪已经滚烫，以至于握把上都能感觉到那灼人的温度。
此时，第一轮的炮火支援结束，全部覆盖目标。营部同意了连长发起冲击的请求。
“冲啊！”瞬间我和战友们跃出了掩体，高喊着口号，冲向215高地冲去。
越军没有抵抗，除了零星的几个点射外，我们几分钟后就占领了215高地。
我们清剿敌阵并向上级报告：“我们已占领215高地！”
惨烈的215高地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占领高地后，我们每一处的看，在每一个坑道里转，终于能找回昨天那些在敌阵中牺牲的战友。
在215高地的东南面的越军阵地前，2排5班的战士伍达正倒在那里。
当我看到他时，那一幕让我震撼了。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英雄的形象。
只见他双膝跪在越军阵地前的斜坡上，背后丛林的树枝支撑着他向后倒去的身体。
左手紧紧地握着打开了枪刺的半自动步枪，垂在地上的右手小指上还套着一枚还未投出的手榴弹，表情刚强而坦然。
这哪里是遗体，简直就是一幅雕塑。
还有我们喷火班的战友，卧倒在越军战壕后侧的一个石沟里，左侧的身躯被炸得血肉模糊。
当时他已经受伤，他第一枪打得很准，打在了越军的掩体里。
可伤痛使他无法承受那喷火枪强大的推力，没有被压住枪口，使后两枪的火焰冲向了天空。
随后越军疯狂向他投弹，把他的身体炸得稀烂，露出的胯骨都成了黑色。
正当我们清理完越军尸体，开始进行短暂休息的休息时。从西北方200多米的地方传来了枪声和火焰喷射器喷射的声音。
原来是3连的战友正对着那些奔跑的猪开枪，相互抓着那些在空中飞舞的鸡，发泄自己的愤怒。
我非常理解3连战友们的心情，他们气愤啊，四个连级干部没有一个完好，禹连长、陈指导员、徐副连长相继受伤，马副指导员牺牲，全连就只有60多人完好，其余的全部伤亡，他们能不气愤吗？
我坐在那里，看着3连战友对越军营房的发泄，昨天的战斗场景又闪现在我面前。
一个个战友的跌倒，一声声战友声嘶力竭地哀号，飞溅的泥土、爆炸的硝烟、头顶上子弹的啸叫，使我又一次的不寒而栗，不由得双腿又抖动起来。
为了掩盖我心中的恐惧，我站了起来。眼睛望着祖国的方向，突然想到了我的父亲。
他是不爱我吗，为什么他要让自己的儿子来参加战斗？身经百战的他，难道不知道打仗的危险吗？
想起当年我上山下乡的时候，70多岁的老人还千里迢迢地到农村来看我，那种亲近、关怀让我留恋。
现在我明白父亲要向我传递什么样的信息，他是要把中国军人的坚强和责任传递给我。
215高地的战斗，是我们营真正的攻坚战斗，也是我人生的攻坚战。
我在这个高地，给父亲交了答卷。
杨裕东多次提及《拯救大兵瑞恩》，电影里的很多画面，都让他想起79年的战场。
电影里，有一个卫生兵腹部中弹，被德军击中了肝脏。战友抢救时，他不停问战友，血是什么颜色，伤口情况怎样？
当他知道自己活不了了，高声地喊着“妈妈！妈妈！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这个情节也让杨裕东想起了卫生员袁学高。
战争的惨烈，对士兵来说，是一样的，并不分国籍。
杨裕东还给我们指出电影中其他许多真实细节，突然的耳聋、晕眩、肾上腺素飙升、摧毁理智的恐惧……
这些极端的生命体验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但却是战场上的士兵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的。
或许只有上过战场的老兵才能辨识出真正好的战争电影，但百年电影史恐怕还拍不尽他们的战争体验。
况且，中国军人至今都还没看到自己的《拯救大兵瑞恩》、《血战钢锯岭》。
杨裕东说，他写下回忆录只是为了纪念牺牲的战友，他不是作家，能写出来的保证真实。
我们联系到他，计划编发他的故事，他了解我们在做的事后，发来信息说：
“我深知能讲出自己故事的老战士不多，我也深知愿为这样精神宣传的人是符合我的意愿的。所以，我愿意为你们做的事做出帮助。”
谢谢他，记录老兵故事这件事，需要更多人的支持。
编辑：思聪 霞姐
图片来源：杨裕东提供，部分来自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