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在哪个年代，小孩子总是活泼好动的。然而我却日常呵斥我儿子：不准跳！不准跑！不准敲！
这是为何呢？
自他出生后，楼下的邻居，已经在晚上找上门来四次，抱怨我家晚上的动静实在太大。这让他们无法休息，而罪魁祸首自然是这个小家伙：只要你不盯着他，他随时放飞自我。
这位邻居说得完全正确，别说他受不了，其实我自己也受不。我认为我邻居的脾气实在是已经很好，居然才找上门来四次，而不是十次。而且他每次都是好言相劝，打完招呼也不废话，立刻就下楼了，这真是我的幸运。
我充分理解他，毕竟我也以同样的理由，去找过我楼上的邻居，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高层住宅里，晚上随便掉个东西就打雷般响。由此我也发现了顶楼的好处：你永远不用担心你的邻居过于自由而影响到你的自由。
还好楼上邻居也是通情达理的人，我只去找过他一次，还有一次我正准备穿衣服的时候，他就隔空感应到我的怒火，突然安静了。
不过我相信，被这个问题困扰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每隔一年半载，我总会在夜深人静之时，听到小区里其他楼有人扯开嗓门，这样一声吼：“X楼的你要不要脸？还让不让人睡瞌睡！！！”
这种愤怒，哪怕隔着一百米远，你都听得清清楚楚。
如果家里来了儿子的小伙伴，那么楼下邻居找上门来的可能性更是大增：其中有两次都是这种情况。我三次向他们表示我真挚的歉意，虽然我至今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没搞清楚他的长相。
为什么是三次呢？因为还有一次，是儿子好朋友的妈妈去道歉的。此后，我们甚至一度把主战场转移到了这位妈妈家里：因为她家住二楼，而一楼是架空层，不管这两个神兽如何放飞自我，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我发现了原来最底的住户还有这个好：起码他们的孩子更自由，因为不用担心影响别人的自由。事实上也如此，她家的闺女比我家的小子更野。
从空间距离上讲，我和楼上楼下邻居的距离不过数米之遥而已，简直可以称得上亲密了。回想起小时候农村老家的日子，睡这么近不就是一家人吗？我们也应该在电梯里不时碰面，如果在农村，怎么着也是熟得不能再熟的熟人了。然而，这的确是我和他们在同一栋楼相处七年以来，唯一记得的交流方式，而这栋楼的邻居们，绝大多数我都不认识。
这充分说明，和三十年前相比，我的生活已经大不相同。
我1985年出生，是一个标准的80后。我五岁开始记事，那么我的人生记忆实际上从90年代开始，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已经整整三十年。
在90年代的起始，我还是四川农村的一个小屁孩，刚进幼儿园。我儿子2015年出生，刚好晚我30年。21世纪20年代的起始，我的儿子同样在四川读幼儿园。不同的是，他在成都这座大城市，而我却在农村。
在90年代，我不认识的人不会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在20年代，我的儿子拥有了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拥有过的玩具，吃过许多我小时候没吃过的零食，去了好多我小时候没有去过的地方，但是他不拥有我那个时候的自由：我不仅在家里可以随便跳，我还可以毫无阻碍地从家里跑到院子里跳，我还可以从院子里一脚把皮球踢进堂屋里。从我记事开始，我就已经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自在地玩耍。而我儿子则不同，他不管什么时候都有大人在后面看着他，不是爸爸，就是妈妈，不是爷爷，就是奶奶，不是老师，就是邻居。
而在20年代，在家里不能自由活动的不仅仅是小孩，也包括大人。我记得2014年我刚搬过来时，我和老婆才结婚一年多，还没有小孩。那个时候我们依然热衷于男女运动。有一次运动快要结束时，隔壁女邻居突然就一声吼：“小声点！！！”
还好，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三十不到的青年小伙，没有被吓出什么病来。相比楼下邻居的抱怨，这种事显然格外尴尬，从此我们和隔壁这家邻居没有说过一句话。虽然我们经常一起并排等电梯，但谁也不会正眼瞧对方哪怕一下，自然也不知道彼此的姓名。
这大概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日常近在咫尺，从来形同陌路。
当然我也发现，有一种时候，不管我家弄出多大动静，也不会有邻居找上门来，那就是我和我老婆吵架的时候。我和老婆都是有脾气的人，从恋爱到现在，每次吵起来那都天昏地暗，鬼哭神嚎。我毫不怀疑，哪怕隔了两三层楼，都能听到我们在复读机一般的相互谩骂，可十多年来，一个劝架的都没有。
而在90年代，两口子在家里或者院子里吵架，如果动静太大的话，一定会有邻居来劝架：“两口子，撅啥子撅嘛”。就算邻居没听到，老人往往就住在隔壁呢。
在20年代，火气正旺的小年轻可以在家里自由地吵架，周围无人去干涉，周围也没人在乎他们的婚姻，在乎他们到底过得怎样。
我家和隔壁邻居虽然再无往来，不过那件事情我们肯定 有错 。我相信隔壁那位妈妈的怒火，更多是因为她有一个孩子的关系，特别是我有了一个孩子后，我更能理解这种感受。
为了不和隔壁邻居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从那以后我和老婆开启了无声模式。为了不让楼下邻居找上门来，我又不得不在小家伙搞破坏的时候，开始大呼小叫：“在——干——嘛！” 说完后我一定一脸严肃，用父亲的威权告诉一脸懵逼的他：“不是叫你不要弄得到处响吗？怎么老是不听话！”之后我会警告：“要是楼下的叔叔再上来，老子就要修理你娃儿！”
虽然这种威胁事实上是无效的，然而我相信又一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个孩子的行为方式，就好像邻居那句话确实影响了我和我老婆一样。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老了些，和许多人一样，已经激情不在了。
和许多家庭一样，我的孩子是一个独生子女。本来他就没有兄弟姐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多数时候他就只能一个人相对安静地在屋里玩耍。常见的玩法是玩车子、堆积木和画画。和我小时候相同的是，大概就是他同样热爱看电视；同样把颜料画得满墙都是；同样把墙刮出一道道划痕。与我不同的是，在90年代的起始，我还只能去其他老乡家里看电视，而在整个90年代，我把土墙画花、刮花，从来没有受到过父母的责骂，因为土墙本来就遍布裂纹。
孩子当然不能在家里一个人玩，即便你允许，可他不允许。我家负责陪孩子玩的通常是我，谁让我们都是男人呢？我们玩男人之间的游戏：如果我心情好，我就会拿出一大一小两副拳套和他玩拳击，也偶尔陪他在家里踢足球，也玩躲猫猫、玩顶牛、玩拼积木、玩汽车、玩恐龙、玩警察抓小偷、玩奥特曼打小怪兽，他也经常在我煮饭的时候，悄悄窜到我屁股后面，把我当成大怪兽，不停拳击我的屁股。
然而不管怎样，高层住宅里有限的空间始终施展不开，而且大人也总因为各种原因，不想和小孩玩，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和小孩玩。我就告诉他：“别找我玩了，自己一个人玩玩具去，我小时候呀，你爷爷奶奶可不陪我玩。”
这是真话。因为在90年代，大人一般都在洗衣、做饭、干农活、做针线或者摆龙门阵。
但是孩子们却不会缠着大人，并且一点也不会觉得寂寞，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在院子里和一大群孩子玩。大孩子带着小孩子，孩子们也随时把邻居家当自己家，在各家各户窜来窜去，来去自由，所以大人也就不用陪小孩子玩。我现在经常在小区里看见家长们在陪小孩玩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篮球。虽然也有孩子们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玩，但通常已经是不需要大人看护的大孩子了。
在30多年后，家长们似乎成了小孩子们最重要的玩伴。
这样一来，家长们本已沉重的教育负担似乎由此更重了，而家长们的快乐，似乎也在于此：如果能够战胜懒惰和疲倦的话，陪小孩子玩的确比辅导作业要有意思，也比上班有趣许多。
当我去思考这些问题后，我就发现，仅仅30多年，两代人的生活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本来我以为，我和父母那一辈相比，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变，而下一代和我这一辈之间的改变则同样巨大。那么等他们长大成人，他们的学习、工作、恋爱和婚姻，相信也有巨大的变化。
在90年代，我很难在家附近看到一个陌生人，而现在，身边似乎又全是陌生人。然而，下一代的他们，似乎又不在乎身边都是陌生人。我小时候父母从来不会给我辅导作业，因为他们都不识字，而就在前几天，我的儿子过生日，来和他一起庆祝的小伙伴们，到我家后首先要做的事，是在妈妈的辅导下，先完成今天的作业。这些数之不尽的变化，我实在没办法一一列举，但只要我们认真观察，就会不断地发现。
90年代结束后，在2000年，我家卖掉川东射洪市农村老家的房子，我和母亲一起，举家迁往父亲工作了一辈子的江油市。在户口上，我终于从一个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那个时候射洪市还是射洪县，这之后我和老家日渐疏远，从2014年以后，已经快20年没有回去过了。
现在我居住在成都，一座拥有两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虽然从距离上而言，江油到射洪不过100多公里，成都离射洪也不过100多公里，两个小时就可以回去。每当我同学问起关于老家的事情，我总要说已经许多年没有回去了，而问到为啥不回去，我又总是以老家已经没地方住去搪塞他们。然而，阻隔我和家乡的并不是物理上的距离，也不是因为住宿，而是心理上那道坎让我始终无法跨越。
在90年代，我和许多小伙伴一样，都梦想过长大后能够成为一个城里人。
城里的好处自不用说，笔直宽阔的街道，整齐林立的高楼，白天车水马龙，夜晚灯红酒绿，连路上的男女老少都比农村人时髦靓丽。虽然现如今我再回头看那些老港片里，那些曾让我羡慕的城市生活时，发现香港的街道其实非常窄小，楼宇和汽车的样式也已经过时，但那个时候，我渴望未来能够到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去生活。
因此，我刚离开农村时，对这个生活了十多年的地方，可以说没有什么依恋。
我到是和很多人一样，有想过有一天要荣归故里，因为我曾经是乡亲们人人称赞，品学兼优的好孩子，老房子堂屋墙壁上的那一排奖状就是证明。谁知自从我离开这乡土后，似乎就成了无根的小草：学业上是每况愈下，工作上那自然是打工人。我的户口虽然迁往了江油，但因为学业和工作的关系，除了寒暑假和春节外极少在那里居住，几乎一个朋友都没有，因此我对家乡的思念也就日甚一日，以至于隔三差五我就会梦回那片乡土。
可越是没有回去，就越不敢回去，该如何解释这么久不回去看望我的亲朋长辈呢？如何解释这些年我在干什么呢？看到了他们想不起名字怎么办？没有什么像样的礼物怎么办？没有人认识我了怎么办？这种心理上的负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不断的增高加大，最终变得不可逾越，以至于我对自己的身份都产生了怀疑：我到底是一个射洪人，还是一个江油人？
参加工作后，我沿着父辈的足迹，到沿海地区打工。当时我明白了我的身份：我是一个四川人。在深圳，当听到一个人说起四川话时就觉得格外亲切，几乎立刻就成了朋友。
后来我回到了四川，但又舍不得大城市，所以我去了成都。直到我在成都工作生活十多年后，我才再次找到了新身份：现在我是一个成都人，并为居住在这里自豪，为传承这里的文化而骄傲。我在成都工作恋爱，在成都结婚生子，在成都重新认识人生，找回了理想。
然而不管怎样，我依然在梦里思念百多公里远的乡土。
我六岁的儿子对乡土则没有太多认识。我看着他成长，就总是想起了小时候，于是我就总是想起我的童年，并告诉他我的童年故事。我总是想起我的那些小伙伴和我的兄长父辈，于是就告诉孩子他们的故事。
然后我又开始比较他的童年和我的童年，比较农村和这城市，比较当时的人和现在的人，忍不住想记录这十年。
那么，这应该从何说起呢？
最开始我以为农村和城市的差别泾渭分明。当我反复思考后，我似乎又觉得农村和城市的差别也没有那么大。如果我要回去，只需要沿着高速公路到达县城，再沿着县道往西南方向，到达一个叫作涪西镇的小镇。
快到镇子时，我需要在一个垭口提前下车，再沿着乡道村道一路走到一个叫做石桥湾村的村子，一个叫做干湾子的生产队，回到我长大的院子。
从这一点而言，城市和乡村并不是孤立的，他们之间彼此相邻，他们相互有道路连接，无非就是城里的路宽，城里的路直，村里的路宅，村里的路湾而已。
城市里有路网，有大道、有快速路、有街道、有小巷等等，其实乡村里也有，村道宽阔而田坎窄，路网同样是肉眼可见的，甚至比城市里更清楚：城市里的路网如果不看地图或者不站在高楼之上，你是很难一眼看透的。而乡村里的阡陌，哪怕站在平地都能一览无余。
可城市里有清晰明了的区划，有市中心，有卫星城，卫星城还可以分为一圈层、二圈层、三圈层。那么乡村呢？
其实乡村也有。
涪西镇就是中心。它是一个小镇，位于射洪市西南角，和大英、三台两县交界的地方。在90年代的起始，我还没有去过城市，去镇上赶场大概和今日到天府广场差不多。大人们要到镇上买卖办事，学生们要到镇中心小学和镇中学往返上学。镇上往东西两个方向，有象山和太乙两个大镇，大人们也常去那办事。人们很少去县城，在整个90年代，我只去过县城一次，很多小伙伴则从来没有去过。
涪西镇之下有村，石桥湾村小学则是本村的活动中心。学校除了供幼儿园和一到五年级的小学生上学外，也是村委会的办公地点，还有唯一一个小卖部。平时村里开大会、放电影和收公粮都在学校操场进行。
城市有工业区、居民区、商业区，那么乡村里有吗？其实还是有的。
川东丘陵把一个镇子自然切割成一个个村子，一个个村子又被山丘划分为一个个生产队，村里人往往在山脚下聚族而居，一个聚落少则几户，多则十多户人。现在城市里的街道，街道有社区，社区有小区，村子大概就是街道，生产队就是社区，聚落就是小区。
曹姓是干湾子里的大姓，一部分居住在地势稍高的上湾，一部分在下湾。其余小姓聚居的地方则被称为武家湾，肖家湾，常家湾等。
城市里的小区拥有属于全体业主的公共设施，其实农村里也有。通常来说，几家人会共用一个水井，人们每日会拿着桶到井边挑水，拿着盆到井边洗衣。不过蹲着或者坐着洗衣是一个累人的活，有些人家在院子里修建了洗衣台，安放了磨刀石，但通常这也是公用的。
十多年前，我在深圳第一次见识了大城市里的封闭式小区，这些高层住宅让当时的我大为震撼，觉得我以后也应当居住在这种小区里。不过后来，当这种高楼已经司空见惯到泛滥的程度时，我才意识到一栋老宅子的宝贵：最起码那完全属于自己。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个别城里人依然希望回乡建一栋小楼：因为那的确是一栋完全可以按自己意愿筑成的家。而在城市，一栋小楼成了稀罕物，美其名曰——别墅。
城市里的建筑自然是规整划一。乡村里的土胚房虽然落伍，可农民们并不缺乏智慧。他们的房屋通常建筑在山脚地势较高的地方，地基用石头垫高数厘米，房前屋后都有大小水渠，这些水渠又会流往丘陵之间的低洼处，注入到小河里，又汇入到大河中。虽然人们都要逐水而居，但农村里的人，是不会真住在河边的。
城市里则流行成片发展，夏天暴雨季节，地势低洼处就常常内涝。人们也乐意居住在河边，美其名曰——江景房。
现在城里楼盘的卖点之中，必然有其中庭绿化。农民们也不是只懂得劳作，他们也会在房前种树，房后栽竹，房旁养花。屋旁多见月季和美人蕉，屋顶会种水仙和仙人掌。
城市里有各种供水供气的管道网络，这些是农村所没有的，但农村也有自己的特殊网络。每到插秧种稻之时，提灌站会将河水抽到丘陵高处的水渠之中。水渠又将河水运往各个生产队，之后顺势而下存储在堰塘里。
堰塘往往建筑在生产队中心地势稍高的地方，到了种稻时节就开始放水。农民们会挖开堵住田坎缺口的石头，让这些水注入到田里。这也算是一种网络——农村的灌溉网络。不过农村的网络相比城市，总体上是非常落后的。路网在下雨天会变得泥泞不堪，电网则时不时地因为烧了保险或者断了电线而停电。
我的幺爹当时是生产队队长，一旦停电，他会赶紧拿出箱子里的保险丝，带上手电筒，扛着梯子架在电线杆上，爬上去检查电箱，然后重新缠上保险，让农民们能尽快用上电。而这电更是奇贵无比，在三十年也要几毛钱一度。
这绝对算得上天价了，因为那个时候农民们的年收入也不过几百块钱，所以每个月往往只用上那么几度电而已，主要就是家里那几个15瓦钨丝灯泡，后来也包括电视机和录音机。又因为经常性的停电，所以各家各户都备有煤油灯。要说中国最近这些年什么费用一直没怎么涨，我觉得电费算是一个。虽然2021年中国又出现了电荒，但总体上说，中国人实现了用电自由。我现在就经常性出门不关灯，不管电脑，并因此被我爸妈批评，而他们甚至晚上上厕所都不开灯，吓了我和我老婆好多次。
今日成都市中心的春熙路是全国知名的商业街，沿着天府大道一直往南，是高新区到天府新区一线的商务区，而犀浦和龙泉驿则以制造业闻名。许多上班族每天早上要坐一个小时地铁上班，晚上再下班。
对于农民们而言，上班的路就要简单许多。走出家门往外几十米就是工作的地方了，最多也不过一两公里。一些人家的院子周围会有菜地，人们会在那里种上季节性的蔬菜，常见的有四季豆，豇豆、包菜等。
沿着丘陵往上是种植小麦、玉米、红薯、花生的旱地，聚落中心往往是丘陵之间地势低洼的水田，既种水稻，也种油菜。
商业活动自然都在镇上，每到赶集时，菜农会挑着自家的菜去镇上路边摆摊贩卖，父辈们会到镇上去买农具和种子、买小鸡小鸭和锅碗瓢盆。
涪西镇是一个小镇，在90年代初是一个只有一条主要街道，后来又开辟了一条平行的街道，但一直没什么人气。有几家小卖部和小餐馆，有一个供销社改成的小商场，没有医院和寺庙。
现在城市里，有各种开着小货车的流动小摊贩，有推着小推车的小吃摊，有在垃圾堆里搜寻废旧的老人。而在乡村，同样有挑着担子沿村叫卖的老板，夏天有推着自行车大声吆喝卖冰糕的小哥，有裹着蛇皮袋四处转悠的收荒匠。
只不过，现在城市里，我们是把垃圾直接扔掉，而在那个时候的乡村，我们是绝对不会把这些看似无用的破盆、破鞋、破书直接送给收荒匠的：一定要卖钱。换来的那么几毛钱，就可以用来买冰糕吃了，因此在90年代，我和小伙伴很注意收集这些破烂，而在20年代，我的儿子会毫不吝惜地扔掉这些破烂。
在游走于村镇的行商中，卖豆腐的老板是最惨的。豆腐易坏，我的一些嬢嬢为了便宜买到豆腐，往往乘老板不注意，用手指搓破一块。然后嚷嚷着说，这豆腐都破成这样了，还不便宜点吗？老板在抱怨一通后，最终会答应：“好嘛，好嘛，便宜就便宜点嘛。”
生产队里每年也会来一些比较稀奇的人。一种应该是从川西高原地区过来的少数民族，他们是来卖药的行商。穿着民族服饰，肤色面貌和村里人一眼就看出不同，腰上还挂着长刀。
不过我从来没见大人们买过，也可能是因为每次这些少数民族行商过来后，父辈们都叫我们这些小孩子离远点。因为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杀人不犯法，千万不要去惹。”
还有一些人也需要在乡村里四处流动谋生，却不卖东西，到有些类似于现在在城市里四处翻找垃圾的老头老太婆。
一种是晚上过来，背着电瓶戴着头灯的捕蛇人。他们提着蛇皮袋，手里拿着一根叉子，到居民屋后的柴堆里翻找，不知从哪里突然就抓出一条小孩手腕粗的大菜花蛇，吓得跟在他后面的我们哇哇乱叫，又忍不住过去，看他如何捏住蛇脑袋把蛇塞进口袋里。
可见这门手艺在当时绝对不愁后继无人，因为我们能拿着手电筒跟着他走上好几公里，直到他出了生产队，才不得不赶回家去，给小伙伴讲述着，这可怕的大蛇是如何被他的发现，又如何被抓走的。
等我们稍稍长大，就开始有模有样地照着抓一些小菜花蛇。菜花蛇无毒，最多也不过是被咬上一口而已，这点危险对于农村里的孩子而言实在是不值一提。
而在20年代，我五岁的孩子除了慢吞吞的蜗牛外，还什么虫子都不敢抓。
还有一种是白天过来赶鸭子的养鸭人。几千只鸭子浩浩荡荡地从水田里经过觅食，嘎嘎嘎嘎的声音会立即吸引孩童们跟着一起疯跑。
在当时的我看来，这种壮观的阵势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即便到了今日，你依然可以靠赶鸭子成为一名抖音网红，吸引那些依然怀念乡土的城里人。
除了抓蛇的，还有抓黄鳝的和电鱼的，这些人大多在白天活动。要是还有晚上来的外乡人，那么多半是来偷鸡摸狗的小偷了。
在20年代，当你在城市里面对小偷时，你可能敢怒不敢言，只能自认倒霉。你可能会报警， 偶尔 有人敢去抓小偷。
然而在当时的乡村，一旦有人发现了小偷的踪迹，往往就要大声地喊：“抓贼娃子！”只要这一声喊，男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从床头跃起，扛着锄头、扁担，拿着手电、火把，堵住队里紧要路口，再到房前屋后拉网式搜索，土狗们则四处乱窜，到处汪汪。
而小偷一旦被捉住后，一定会被愤怒的村民们拳脚相加打个半死，等到从镇上派出所请来警察铐走他们时，多半已经奄奄一息了。当然小偷们也在如此危险的环境中练就了一身本事。根据长辈们的说法，有一次某村发现了一个贼娃子，他跑进了一户人家里，可是跟进去的人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大活人就这样凭空消失了。过了好久才发现，他居然就躲在堂屋正中的大桌子下面，然后用四肢撑住，紧贴在桌板之下，实在是高明，实在是核心力量爆棚。
从这一点而言，只要不走出村外，当时的农村还是特别的安全，我们小时候天天晚上乘着月色到处乱跑，不管是家长还是自己都不用担心遇到坏人或者遇上车祸，大人们也不用担心打小偷这么天经地义光明正大的事情把自己送进了监狱还要赔得倾家荡产。
而现在的孩子，几乎是时时刻刻的有人跟着，以至于很多次我老婆都调侃我说：“你以前不是说等你儿子学会走路后就会屁颠屁颠的跟在你后面吗？怎么现在每天都是你屁颠屁颠的跟在他后面！”
不过，如果你走出熟悉的范围，在农村也是危险的。在90年代，治安其实并不好，我一个穷学生，就被辍学的小流氓拦路抢劫过，因为第一次我反抗没抢到东西，后来又专门纠集了三个人拦住我揍了我一顿。
而农村小孩虽然从小上树摘果，下河摸鱼，但他们大多数都很老实，有些甚至可以说木讷。他们敢于不惧生死跳到河里去游泳，却不敢站在讲台上，讲哪怕一句话，而我儿子则已经可以在任何场合讲各种故事了。他们敢于表现自己，敢于发表意见，敢于顶撞家长，敢于还击欺负自己的同学，而当我被小流氓围着打时，身边明明站着一群从小玩到大的同孩子，却没有一个敢上前帮忙。
我现在悟出，农村和城市的差别也没有原来认为的那么大，我对城市的生活也越来越厌倦。纵然大城市熙熙攘攘光怪陆离，但只要没有公事，只要不陪老婆孩子，我都宁愿待在家里不出门。
当我年纪越大，我就越来越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反而向往起了乡村。然而我和我老婆却对乡村有着不同的态度。我已经没有至亲在农村，却在思念乡村，时不时给我儿子讲家乡的故事，又不敢回老家。我老婆的父亲、哥哥和姐姐，依然住在乡镇，但她却很少给儿子提起农村，但每年都惦记着回老家看望亲人。
和我不同的是，我老婆小我好几岁，按她的说法，她读小学就已经搬到乡里住，又是家里老幺，很少干活，所以她虽然是农村人，却对种地什么的没什么了解。然而，我虽然在农村长大，也因为独子的关系，从小到大几乎都不做饭，不洗衣服，不干农活，相比父辈那一代，也已经不算纯正的农村人了。
在90年代，我还是一个爱看热闹的孩子，那个时候我依然向往城市。相比我的其他小伙伴，我也比他们更接近城市。
我的父亲就在一百多公里外的江油工作。一百多公里在现在看来，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距离，然而在当时却要坐一整天的车，所以我的父亲往往一年才回来一次。
我第一次去城市就是跟着母亲一起到父亲那里过春节。在整个90年代，我和母亲只去过一次，而我对城市最直观的印象，大多来自这次春节假期。
我的父亲1949年出生，和共和国同岁，祖上都是地道的农民，虽然父亲当上了工人，还是不识字。
在90年代的起始，虽然我缺少父亲的陪伴，以至于他每次春节回家我都要仔细确认一番才敢怯生生地叫他，但工人这份职业，却让村里每个人都羡慕不已，因为他是生产队里唯一的工人。
我父亲的收入也保证了我可以顺利地上学，不会成为那些才读了两三年书就退学的孩子，从这一点而论，我得感谢我父亲是一位工人。
从我知事起，我家里睡的是其他农民家里没有的钢丝床，有别人家里没有的洗衣机，虽然这玩意是个二手的，而且基本上没用过。录音机也是二手的，都是爸爸从江油带回来的。而且在90年代初大家都还在住破旧的土坯房时，有一年我父亲出钱，买了水泥河沙，给家里土坯房的堂屋和一间卧室，抹上了干净的水泥地面。也很快就买上了电视和电风扇，还能时不时吃上一些零食。
不过，我父亲之所以成为一名工人，却是因为一系列的悲剧。在他几岁时，我奶奶就不幸去世了，他十岁左右的时候，我爷爷也去世了。
我爷爷奶奶是怎么去世的，我的父母从未讲过，到是一个老辈子有一次给我聊起了这个事情，这也是一件让他伤心的往事。
据说有一天他们连续几天没什么吃的，饿得实在不行，于是几个从小一起玩大的朋友聚在一起，决定一起去偷生产队的红薯。可是我爷爷不愿意去，他们只好自己去偷了几根红薯充饥。我爷爷当天什么都没有吃，只喝了一点水，第二天就拉肚子，没过几天就死了。这之后，我的父亲就成了一个孤儿，和姐姐一起被亲戚收养，勉强能够度日。
没过几年，姐姐也因为一次意外，掉到了水沟里受了凉生病夭折了。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长大，因此就没有上过学。在各家各户中，我家应该是最最人丁不旺的，已经三代单传了。
可这和当工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60年代中苏交恶，为了应对严峻的国防形势，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开始搞三线建设，绵阳被选中发展国防工业，江油开始修建以长城特殊钢厂为代表的一批重工业单位。在不远的龙门山深处，江油、平武、北川一带，建设了一些拥有神秘数字代码的军事工厂。
四川矿山机器厂建设于二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建厂，由重庆江北机械厂部分迁建，原名叫四川省江油冶金矿山机械厂，后来几经改制，成为了现在的川矿集团，江油人一般称之为矿机。
要搞工业，就需要工人，江油没那么多人，自然就需要到全省各县农村去招人。
据说当年矿机厂来镇上招工，队里的青年对于这种离乡背井的事没几个愿意去。倒是我父亲无牵无挂，又没有房子，所以才毅然去当了工人。
当年他已经超过了招工年龄，因此还特意把真实年龄改小了两岁。工作几年后，年纪也老大不小，回家时自然有人介绍对象。
我母亲是大英县象山镇的农民。外公家人丁颇为兴旺，外婆一生共生育了十多胎，养大了7个子女。我母亲是家中老大，也是没怎么读书就去回家带弟弟妹妹了。
她从小就是干农活带孩子的好手，因此外公一直不舍得将她嫁出去，后来不知道何人撮合，就介绍和我爸爸认识了。
根据我妈的说法，我爸虽然看起来老实得很，但当年他也算一个帅哥，隔壁村有一个挨着我们队的生产队上，有一个老师看中了我父亲，想把我他女儿嫁给我父亲，而我父亲也对这家姑娘有了意思。
听到这个消息后，母亲家里自然很不高兴，准备着退掉这门婚事。到是负责说媒的长辈叫着先不要急着退亲，而是去问了我母亲的态度。而我母亲当时其实已经看上了父亲，并不愿意退婚，可又不知如何是好。那长辈明白了这层意思，就在赶场的时候找到了我父亲，质问他为啥三心二意，到底要不要娶我母亲。
父亲最终选择了母亲。
他们结婚那年当真是一无所有，连婚礼都是借用别人家完成的。到了第二年，才搭起了一个简易的茅草屋。后来又慢慢把茅草屋换成了土胚瓦房，直到我记事时，家里才修好了最后一间土胚瓦房。
这是我唯一一次见过修土坯房房，此后队里修的房子都是砖混预制板结构的楼房了。我依稀记得土坯房修建的方法：在夹板中填上粘土，用脚踩实，再用土夯压紧。
后来我才知道，这间房子是给我哥哥准备的。不幸的是，他住进去不久就得了白血病，下一年就死了。
就在他死后那一年，母亲带上我到江油去过年，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农村到城市，而在这之前，我对城市的印象还完全停留在电视机里。
不过这次旅行却并不顺利。我和母亲先坐汽车到了县城，再从县城坐车到绵阳，又从绵阳坐车到江油。我妈背了一个很大的背篓，里面装着给爸爸带的土产，中间我们要去吃饭，就把背篓寄存在车站，可等我们回来后，这个背篓却丢了，而我们人生地不熟，既不知道哪里去找，也要不到赔偿，因为急着赶路，只好认亏。
现在人们对江油这座小城市的印象，外省人可能知道的是李白故里，四川人知道的可能是江油肥肠，但在那个时候，我对江油还一无所知。当时江油的汽车站还在城中五路口附近，我下了车，回到矿机厂生活区，才第一次见识到了城市的繁华：原来夜晚可以有这么多灯火，原来有这么多店铺卖着玩具、卖着烟花，卖着板鸭，卖着蛋糕。
不过我很快我就体会到了城市也不是样样都好，那就是住的地方真是太小了。根据厂里的政策，只有双职工家庭才能分房，我母亲当时还在老家务农，所以我爸就没有分房资格，只能住在单工宿舍。许多年后，矿机厂的单工宿舍已经废弃十多年，成了空无一人的废楼，却一直没有拆掉。不过即便是单位分配的房子也很小，等我2000年后再去江油，已经明白这些房子其实格外破旧，成了传说中的老破小。
在90年代的起始，那个国企依然红火的时候，单工宿舍还分外热闹。这些宿舍每间大概有二十多个平米，我父亲那间屋子里除了他之外，还住着另外一个年轻职工，他女朋友经常来这里看他。
厕所是公用的，燃气是公用的，连水龙头也是公用的，到了早中晚做饭和洗漱时间，一侧的公共区域就会特别的拥挤，有可能需要排队。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这里没有单独的女厕所，所以男职工的家眷要是上厕所的话，还得找人看着门。
两栋楼之间，有一间平房，这里是一个活动室，里面有大彩电，男女老少都在里面看着电视，这比农村的黑白电视实在要高级许多。
整个生活区有好几十栋宿舍楼，每栋楼都有自己的号码，像豆腐块一样整整齐齐。生活区内部和四周，有厂里的电视台、医院、澡堂和子弟小学，虽然在澡堂子里洗澡会有一大群叔叔开我玩笑，让性格内向的我不知所措，但是这的确比在农村老家洗澡舒服太多。在整个90年代，我都不喜欢洗澡，特别是在冬天洗澡。事实上人们也很少洗澡，平时能用热水擦擦身体已经算很不错了。
而留给我最大印象的，还是铁轨和火车，那么长，那么直，运载着巨大的箱子和罐子，一眼望不到头。汽笛声长鸣，信号灯闪亮，机车轰隆隆从身边驶过，在冬日里刮起刺骨寒风，我和大地同时在震颤。
甚至连清早的垃圾车都让我无比好奇，它会把马路边上的垃圾桶升起，把垃圾倒进肚子里，这可真是神奇。
不过在江油的日子也不总是快乐的。在春节的时候，我得到一个玩具——一辆可以放在巴掌上的白色小汽车，尤其让我满意的是，他的车门可以开关，打开后能看到座位和方向盘。
可是就在当晚，爸爸带我去一位叔叔家玩，我在沙发扶手上玩汽车，一不小心车子就滚进了沙发底，任凭大人们怎么找都找不到。
当三十年后，我看到儿子玩小汽车时，我给他讲起了这件事，我告诉他，爸爸以前也有一辆小汽车，是去江油时爷爷给我买的，可是刚买来没多久，就在一个叔叔家里掉到沙发下面不见了。
有一天儿子想起了这事，他问我:“爸爸，后来你找到你的车车没有？”我告诉他，“没有找到了，它消失了。”他又问:“你还有其他小汽车吗？”我回答他：“没有了，爸爸小时候只有这一个小汽车，我们那个时候不像你，拥有一大堆车车。”
“我知道，你们那个时候太穷了。”
我没有告诉他，那天晚上我哭了好久，从我叔叔家里哭到回去的路上，又从回去的路上，哭到父亲的宿舍里。这真是毕生难忘伤心的一晚，这是我儿时唯一拥有过的小汽车，我的整个童年都无法释怀。
春节后我回了老家，我给我的小伙伴讲起了我曾拥有过的这辆白色小车车，它有可以开的车门，里面能看到座位，我还在学校里给同学们讲城市里发现的一切，大楼、街道、工厂，自然也包括火车。虽然这里面有很多是半懂不懂的胡说八道，但那些还从来没有走出过乡村的小伙伴们却听得津津有味。我成了一个让他们羡慕的人，然而我没有告诉他们，父亲还和别人挤在单工宿舍。
整个90年代，我只去过两次城市，第二次是我五岁时，我得了怪病不得不到射洪县人民医院查血，一大早去，下午就回来了。县城留我最大的印象，是建成于1991年，人称“五十米大街”的太和大道。那天我清楚地记得，我和母亲回来时，没有到县城汽车站坐车，而是沿着太和大道一路走到城外，再到路边拦过路车。这是我第一次对比江油和射洪这两座城市，因为太和大道比我在江油见过的任何道路更宽更长。从此以后我开始对比城市，后来我渐渐长大，也慢慢明白江油和射洪都不过是小城市，我的目标是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