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世界上谁最关心美国，那除了美国人，就是中国人了，若看绝对数量，甚至可以说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关心美国。
特别是在总统大选这件事上，互联网的讨论度之高、参与感之强，给人一种赛博选举的错觉。
那么本着有热点就蹭，没热点硬蹭的原则，我也以总统选举为切入点来聊一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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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哈里斯与川普之间的竞争愈发白热化，多份民调显示，直到总统辩论之前，哈里斯与川普的支持率都处于伯仲之间。
从结果上来看，这很正常，符合总统大选在现代政治中的总体趋势。
毕竟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就越来越严重，两党都有铁打的基本盘，胜负主要取决于少数几个摇摆州，因此多数大选双方都很难拉开差距。
但奇怪的是，这种“一如既往”在很多人看来却显得极不寻常，一些关注事态进展的朋友都提出了相同的疑问：
“以川普过往的言论与行为来看，他不仅是个重罪犯，还是个习惯性说谎者，长期传播各种谣言，这样一个法律上的狂徒、道德上的破产者，不仅没有被踩上一万只脚，反而还能有如此高的支持率，实在匪夷所思，这还是美国吗？”
言外之意就是，美国作为科技与教育强国，又有发达的媒体与高度的个人自由，应该清楚川普的正面目，怎么会允许他这种人第二次去竞选总统，而且还不乏大量的支持者，这不是很矛盾吗？
确实，乍看之下这一点是很矛盾，至少与很多人的传统认知相悖。
然而，细读美国历史就不难发现，自建国伊始，一致性便不是美国特色，矛盾才是其主基调。
这方面有很多例子，比如个人自由与枪支泛滥的矛盾、多元文化与种族关系的矛盾、发达的科技与落后的基础设施的矛盾、创新驱动与保守价值观的矛盾、爱国主义与反政府情绪的矛盾等等。
而具体到川普身上（暂且其称之为“川普现象”），就是知识精英与反智倾向的矛盾——即开化与愚昧的矛盾。
怎么理解呢？
简单来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培养了众多世界级的科学家、学者和技术专家，诺贝尔奖数量更是遥遥领先。
在一般人看来，这样一个科学昌明的国家，人均教育水平和科学素养应该很高，加之多元的信息渠道与开放的媒体环境，很难将其与“愚昧”一词挂钩。
从事物发展的规律和相关性来说，这种理解没什么问题，但放在美国身上却不怎么好使，毕竟事实摆在面前，容不得你不信。
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即很多美国人不仅愚昧，而且程度远超你我想象。
不信的话，我们就拿川普在总统辩论上的演讲为例，来看看部分美国人到底有多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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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辩论地点选在了ABC（美国广播公司），一个相对中立的媒体，虽然也有人认为其略微偏左，但总体上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政治倾向，川普团队也同意在此辩论。
其实在这场辩论开始之前，很多人就不太看好川普，因为他面对的不再是老拜登，而是年富力强的哈里斯，恰巧哈里斯之前还是专门打击罪犯的检察长，而且演说能力一流。
事实也的确如此，川普除了继续重复已经被他说了无数次的谣言之外，几乎没什么还手之力。
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总共五个辩论主题中，川普就编造了三个谣言。
一开始他说民主党允许一些州在婴儿“出生后处决”，主持人插话说：“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州允许在婴儿出生后杀死婴儿。”
之后他继续说，现在犯罪率高涨，主持人再次澄清，告诉他根据FBI的数据，犯罪率下降了。
接着川普又造谣说，在斯普林菲尔德，海地移民会偷当地居民的宠物猫狗吃。
主持人只能再次辟谣，表示ABC联系了那里的城市管理人员，目前并没有相关指控的可信报道与证据。
结果你猜川普说啥？他说他“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是电视上的人说的。”这一连串的荒唐闹剧令一旁的哈里斯都忍不住发笑了。
别说哈里斯了，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看到堂堂美国前总统、现任共和总统党候选人竟然说出这种离谱的论调，都会被惊掉下巴。
毫无疑问，这场辩论以哈里斯的完胜收场，就连有着强烈保守派立场的福克斯新闻都认为这是属于哈里斯的胜利。
然而，即便是在面向全国的公开电视辩论上语无伦次、谎话连篇，川普依然支持率惊人，至少很多共和党人都相信他。
根据YouGov的调查，共和党中有46%的人相信海地移民偷宠物吃，27%的人相信公立学校给学生做变性手术，66%的人相信美国城市犯罪率处于高峰而全世界犯罪率都下降了，41%的人相信民主党的州可以合法杀死新生儿。
要知道，美国共和党人口大约8300万，如果按上述比例来算，有2000万到5000万人不同程度地相信这些弱智的谣言，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况且这些谣言并不是在这场辩论开始后才突然出现的，而是在川普、万斯以及川普支持者中流传了很久，哪怕已经被辟谣过无数次，依旧不影响他们继续传播。
在以往，这个群体还传播过很多其他谣言，包括但不限于2020年总统大选被窃取、风能导致癌症、气候变化是骗局等等，以至于现在还有不少人对此深信不疑。
那么，对于这些美国人的表现，实在找不出比“愚昧”二字更准确的形容词了。
讲到这里，就又回到了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在科技与教育都十分发达的美国，却有着如此庞大的反智主义群体呢？
在中国人的印象里，最能反映美国反智主义的就是疫情期间的疫苗反对运动与罗诉韦德案的推翻了，因此，很多人觉得是川普的上台造成了反智主义的盛行。
诚然，川普及其支持者的一系列主张确实充满了反智主义，但这不是原因，而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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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建国起，反智主义之风就未曾停歇过，比如最初的进化论与创造论之争。
作为美国早期的殖民者，当时的清教徒们比现在要保守得多，虽然他们也重视教育，但更强调对圣经的字面解释和宗教信仰至上的理念，而这直接导致了20世纪初著名的斯科普斯审判，又称“猴子审判”。
1925年，为了维护宗教观点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田纳西州通过了《巴特尔法案》，禁止在公立学校教授与圣经创世论相矛盾的进化论。
要知道，此时距离《广义相对论》的发表都已经过去十年之久了。
为了测试该法案的效力以及影响，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特意资助了高中生物教师约翰·斯科普斯，让他在课上故意教授进化论，果然，他被告上了法庭。
斯科普斯最终被判有罪，并罚款100美元，虽然该判决之后被上诉法院推翻，但这一场荒诞的审判却是反智主义在美国的一次显著体现。
“猴子审判”这个充满戏谑与轻蔑的称谓，也反映出很多美国人对科学的不屑与轻视。
另一个美国反智主义的高潮就是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了。
1950年，以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为代表的美国反共团体认为，美国政府已经被共产党严重渗透，于是他利用参议院特权，通过一系列听证会，开始调查政府和其他领域的潜在共产主义者。
于是，一系列缺乏证据的指控与道德审判迅速蔓延至各个领域，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政治浩劫，导致了大规模的冤假错案，无数人受到迫害以及影响，就连奥本海默、爱因斯坦以及钱学森这样的科学界人士也不例外。
尽管麦卡锡主义的出现有着冷战的特殊背景以及一些复杂因素，持续的时间也不算长，但却给美国历史和政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是反智主义的一个经典案例。
当然，反智主义在美国历史中并非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出现往往与特定的社会、政治或经济事件相关联。
比如前文提到过的拒绝接受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与疫苗反对运动，再比如20世纪初反对公共卫生的运动以及反对生物技术和基因编辑等前沿科技成果的运动。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美国的反智主义虽然“忽隐忽现”，但其周期性却表明，在这里，有着深厚的反智主义土壤。
值得注意的是，愚昧本质上是不分国界的，反智主义在不同地区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共性，比如教育水平不足、信息闭塞、政治极化以及民族/民粹主义等等，但对于美国而言，愚昧的产生也有其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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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早期的殖民者与建国者中，许多人来自欧洲，他们为了逃避宗教迫害和政治压制，来到北美定居，寻求在这片大陆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
因此，美国的建国哲学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反对集权和压制。这在《独立宣言》与《宪法》的基本原则中都有体现。
比如最著名的那一段：“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正是这种观念塑造了美国的民族性格，使得他们对政府、权威和精英始终保持高度怀疑，特别是对于那些被视为“远离普通人”的精英。
这就导致，当政府和机构越是推行某些观点时，反对的声音就越容易获得支持，而当专家的意见与他们自身的经验或习惯（这在美国被称为“常识”，即common sense）不符时，这些强加的“指导”则被许多美国人视为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哪怕这些“指导”已经被科学验证过，属于学界共识。
这一点在如疫苗接种、佩戴口罩等公共卫生议题上尤为明显。尽管科学证据支持疫苗和口罩在防止疫情传播中的有效性，许多美国人仍然选择反对，他们倾向于认为“我的身体，我做主”，相信凭借个人的常识、经验就可以应对各种问题，而不需要也不愿意接受来自政府或医疗专家的强制规定。
这种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与文化反叛精神成就了如今的美国，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反智主义的温床。
美国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点在于宗教的强大影响（与中国这类无神论国家相比）。
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多样化且非常虔诚的国家，尤其是在南部和中西部的“圣经地带”（Bible Belt），宗教保守派的影响力非常大。许多宗教团体倾向于依赖信仰、经文和宗教领袖，而不是科学或理性推理来解释世界。
在与个人主义的相辅相成下，知识精英被视为威胁宗教信仰的权威，因此常常遭到反对，特别是在进化论、气候变化、性教育以及性别研究等问题上。
还有两个经常被误解或忽视的因素，第一是教育体系的不平等。
尽管美国拥有全球顶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令人趋之若鹜，看起来似乎能实现很高的平均教育水平，但实际上，其教育体系内部长期存在明显的不平等。
美国的公立教育质量因地区而异，农村地区和低收入社区往往缺乏资源和优质师资，而精英大学的入学门槛对低收入群体也不够友好。
这种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加剧了社会的知识鸿沟与阶级分化，特别是一些未能接受良好教育的群体，容易对“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产生抵触和仇视情绪，反对一切“知识精英”提出的主张。
第二是过于自由的社交媒体。
虽然言论自由保证了人们自我表达的权利，但与传统媒体通过专业记者和编辑来确保报道的准确性相比，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则常常鱼龙混杂、缺乏筛选，虚假信息和阴谋论得以迅速传播。
它为那些质疑科学和专家的人提供了一个足够广阔的平台，算法推荐又将他们聚拢到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川普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总的来说，美国的反智主义并非单一因素造成，而是多种特有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因素交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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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川普现象”，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既然川普已经在法律和道德上双双破产，为什么依然有着大批的追随者呢？
你可以说这些川粉愚昧，但他们并不瞎。
川普上台的这四年时间，并没有实现他对选民们的承诺，甚至可以说非常失败。
他嘴上说着要“抽干沼泽”，但实际上，他的政府频繁爆出丑闻、遭到指控，包括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和顾问迈克尔·弗林在内的多位高级官员被定罪，就连自己也成了重罪犯。
沼泽不仅没被抽干，反而越来越深。
他嘴上说着要为普通美国人而战，但他的保守政策，比如放松管制和减税，不仅没有给工薪阶层带去好处，反而使联邦赤字大增，受益的是企业和富人。
特别是贸易战，扰乱了供应链，增加了成本，最终伤害了支持他的工薪阶层。
另外，他扬言要振兴美国经济，然而在其执政期间，经济发展速度还是建立在奥巴马政府从大衰退中复苏的势头上，没有任何提高，到新冠疫情时，不仅制造业衰退，经济也垮了。
而且，收入不平等继续加剧，最富有的1%美国人收入增长远快于其他人，许多中低收入的美国人则面临工资停滞。
他还说要解决美国的医保问题，但四年过去了，原来的问题依然存在，如今美国还是沿用的奥巴马时期的医保政策。
更别说移民问题了，一番折腾下来，除了搞得民怨沸腾之外，没有任何建树。
就这样，在川普的“英明”领导下，“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成了笑话，剩下的烂摊子还得靠拜登来收拾。里根要是泉下有知，估计得被气得活过来。
也难怪在今年2月份的总统日，川普会被美国社科协会的总统专家们评为史上最差总统，即便共和党专家认为他的排名可以再高一些，也依旧是倒数第五。
由此可知，川普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钱包不会撒谎。
但就像我刚说的，他的支持者都不瞎，一个无法在经济上给选民带来好处甚至会造成损失的总统，没人会给他投票。
因此，川普的支持者们很可能是出于其他原因。至于是什么，从这些支持者的身份画像中就能看出来：
1.白人工薪阶层，特点是学历普遍偏低，对全球化、自动化和移民带来的经济变化感到不安，担心自身的经济地位和工作机会受到威胁；
2.福音派基督徒和社会保守派，特点是以宗教信仰、传统道德为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文化变动，如LGBTQ权利、堕胎合法化等感到焦虑；
3.农村和小城镇居民，特点是对城市化、全球化、文化精英主义以及自由派的社会政策持怀疑和抵触态度；
4.反建制和反精英的选民，特点是对政府、媒体和政治精英感到不满和怀疑，认为现有的政策无法代表普通人利益；
5.民族主义和反移民者，特点是民族主义倾向强烈，反对移民扩张，认为移民抢占了美国公民的工作机会，并改变了美国的社会和文化结构。部分人持有排外、种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观点；
6.共和党传统选民，特点是一贯支持共和党，信仰共和党的核心价值观，如小政府、自由市场、保守主义文化和强国防政策。
那么，看到这儿，你应该发现了什么。
没错，除开共和党的传统选民，剩余群体都符合反对知识精英的立场。
在狭义上，这里的知识精英可以理解为民主党，毕竟他们更支持全球化、提倡大政府、反对种族歧视，并且通过政策带来了大量移民、为少数群体争取了权利。
而反观川普，他集经济民族主义、反全球化、反移民、民粹主义、保守主义于一身，而且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与厌女倾向，对少数群体更是漠不关心。
因此，尽管他在法律与道德上双双破产，执政也以失败告终，但他的价值观与政治理念却与其支持者们高度契合，完美代表了他们的诸多诉求，成为其眼中“传统美国精神”的捍卫者，哪怕没有经济利益，这种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也足以将其再一次推上美国总统的竞选舞台。
至于共和党的传统选民，他们虽然不一定认同特朗普的个人风格，一些人甚至对他的言行感到不适，但基于党派忠诚度，绝大部分还是会选择支持他。
同时，这也解释了前文谈到“川普现象”时所说的知识精英与反智倾向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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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来看，这两者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共和党与民主党在路线上的分歧与对抗，这样的叙事也符合当下美国政治极化与社会撕裂的现状。
在奥巴马上台时，美国社会的撕裂已经十分严重了，但两党之间仍然有着相当多的共识，总统辩论至少还是体面的。
可当川普上台之后，情况急剧恶化，仿佛一切都在失去控制。也就是从这儿开始，共和党逐渐成了愚昧者们的大本营。
如今拜登的四年任期即将结束，再回头去看就会发现，知识精英与反智倾向的矛盾不仅仅是不同党派与不同阶层之间的对抗。
那些川普支持者们，他们所表现出的愚昧本质上是一种面对社会剧变时的焦虑不安与无所适从，哪怕这种不安缺乏数据与证据的支撑，甚至与现实情况相反。
引发社会剧变的因素不一而足，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时候，混乱与动荡往往是难以避免的，而想要变得稳定，一般有两种方法，要么积极推动社会完成转型，要么退回到之前的状态。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选择后者，因为转型代表着未知与风险，退守则意味着舒适与安全，“川普现象”就是这种选择的具象化体现，他们抗拒社会文化的变动，极度渴望回到那个熟悉的时代。
但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这种舒适和安全很可能会付出代价，致使社会难以走出传统的泥沼，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出现倒退。
在这方面，美国自然是无法与荷兰、加拿大、瑞典、丹麦等国相比的，毕竟有一个强大的保守派。
暂且不论这股保守力量究竟是以何种复杂的原理对美国社会起到了什么作用，如果仅以人权、福利、社会公正与包容度、文化多样性以及对新思想和创新的接受程度作为判断标准的话，在现代政治时期，其对于美国社会的进步无疑是一种阻碍，而民主党则扮演了相反的角色。
曾几何时，共和党也深刻改变过美国社会，比如废除黑奴运动、女性选举权、民权法案等等，但面对日新月异的文明发展速度与翻天覆地的认知革命，共和党人已经显得有些跟不上了。
因此，当原本对支持率影响极小的总统候选人辩论结束之后，哈里斯的支持率却一反常规的与川普拉开了差距，就连很多共和党人都选择了倒戈。
由此可见，哈里斯的出现或许并不在一个最佳的时间点，也不一定是民主党最好的选择，但她所带起的这股风潮已经开始慢慢发挥作用，如果她能最终取胜，很可能成为美国政治的下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