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人生起点很低,他出身于一个偏僻的小山冲,一个并不算富裕的农民家庭。如果按照一般人的人生轨迹,他最多成为韶山冲的一个小财主。
他8岁开始入私塾,在乡间私塾读了6年,17岁才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读书开始接触新学。20岁开始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他没上过大学,也没有出洋留学,要论学历也只是一个中专生。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他从一个籍籍无名的书生,经过自身不懈的努力,一步步成长为共产党、解放军、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其间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挫折,个中滋味非常人所能体会。
他最终成为开天辟地的一代伟人,和他超然的心胸、超前的眼光、广博的学识、强大的号召力与信服力有莫大的关系。但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单靠个人能力是很难有一番大作为的,正所谓“孤掌难鸣”,就算一个人能力再强大,如果缺少赏识者与支持者,同样难以出人头地。
想要取得事业上的成功,除了自身需要具备良好的个人素质之外,贵人相助对于个人事业的成功同样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毛泽东也有幸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贵人,这些贵人或对他的思想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或为他走向广阔的事业天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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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毛泽东接受救国和民主思想启蒙教育的贵人——李漱清
一个人想要开创一番事业,就要先树立远大的志向,敢于破旧立新,所以,对你固有的陈旧思想产生过影响的人,启蒙你开启新思想,提升人生格局和境界的人,应当是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而毛泽东的第一个贵人便是比毛泽东大19岁的“激进派”教师李漱清。
1936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还有一种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一所小学来了一位‘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最佩服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位“激进派”教师,就是让少年毛泽东的思想产生深刻激荡的李漱清。
李漱清(1874年-1957年),又名李吉力,湖南湘潭县人,毕业于湘潭师范学堂和长沙法政专科学校,然而毕业之后没能当上法官,而是回本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曾在韶山李氏族校等学校执教。他博学多才,思想开明,是一位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
由于他较早接受了维新思想,因而主张改变以往陈旧的教学方式,想要将私塾改为洋学堂。他不让学生们祭拜孔子,反而学习西方的天文、地理、算术、生物等知识。结果这一举动遭到了当地族长以及乡绅的一致反对。但毛泽东却对李漱清的做法非常欣赏。
严格地说,毛泽东并未在李漱清的学校里读过书。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辍学在家,一边务农,一边读书自学。刚好李漱清学成归来,他家与毛泽东家仅距几华里。
于是少年毛泽东在劳作之余,常常跑到李家屋场上找李漱清,师生海阔天空地畅谈。李漱清热情地向他灌输维新救国思想,推荐新书,认真地帮他修改作文。毛泽东则向老师汇报读书心得,请教各种问题。
李漱清深为能够得到毛泽东这个知音而欣喜不已。在与少年毛泽东的交谈中,李漱清感到,这是个天赋异禀的可造之材,因此,他对毛泽东提出的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一次李漱清向他推荐了一本叫做《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书。毛泽东读后受到极大震撼。几十年后他还感慨地说:“在这个时期,我也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李漱清这里,毛泽东接受了最早的维新救国和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
虽然李漱清没有做过毛泽东的老师,但是他催生了毛泽东四海闯荡的想法,因而毛泽东也一直将他当做老师看待,他们之间的交情也一直延续了几十年。
1911年至1921年毛泽东在湘乡、长沙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期间,每次回家总要看望李漱清先生。1925年2月毛泽东由上海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李漱清协助毛泽东开展工作,并将自己的儿子李耿侯介绍给毛泽东当秘书。李耿侯很快成为农会骨干,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韶山第一个党支部的5名成员之一。李漱清先后送自己的四个儿子、一个孙子参加革命。
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特邀李漱清协助办报。李漱清虽已年过半百,仍辞别妻儿欣然前往广州,到宣传部图书室工作,帮助毛泽东主编《政治周报》。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这位“激进派”老师。他得知老师仍健在,立即于1949年11月17日复信给李漱清的儿子李介侯:“尊翁健在,可为庆贺,尚祈转问候之意。”
左二李漱清
1952年9月,毛泽东邀请李漱清进京。毛泽东专门抽出时间陪李漱清到处游玩,当毛泽东看到李漱清爬万寿山非常吃力时,专门为他买了一根“万寿山游纪念棍”,让李漱清当拐棍使。尔后,国画大师齐白石在这条拐棍上精心雕刻了一条龙。国庆节又邀请他们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这次李漱清在京逗留了48天。临行毛泽东送给他一套制服、一件呢子大衣、人民币100万元(旧币),一本亲笔签字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后来,李漱清在北京作了一首诗,表达了自己从未坐过飞机的遗憾。毛泽东看到之后,立刻为李漱清安排一架飞机让他乘坐。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李漱清的感激和敬重。
2
帮助毛泽东点燃革命激情的贵人——徐特立
毛泽东所进行的革命,是要推翻旧体制、旧政权,建立新体制、新政权的革命,这需要革命者具备长期的激情和动力。革命如果没有激情,必定要遭到失败,毛泽东在参加革命活动中,担任着重要的组织工作,非常需要寻找到富有激情的人来帮助他点燃革命的激情,这个人就是毛泽东的恩师徐特立。
1936年,毛泽东和他青年时期的老师徐特立在保安
1913年秋,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第四师范,就在他考入不久,学校来了一位风云人物,他就是徐特立。
徐特立的到来,如投石水中,在第四师范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很多学生早就知道徐特立的大名,知道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人物,而且曾经也位高权重。他曾担任过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名声。他只上过六年半学,但是靠他自身的努力,掌握了古文、历史、地理和数学等知识。他18岁就开始开馆授徒,执教10年间亲手创办了多所新式高等小学堂和长沙师范,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因此,能够得到徐特立的教导,同学们都感到非常荣幸,毛泽东也不例外,而今后的事实也证明,徐特立是毛泽东一生中关系最为密切的老师之一。
徐特立本身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识的知识分子。
早年他信奉康梁学说,思想偏激进。他在周南女校担任教师时,受到在长沙影响很大的《猛回头》、《中国魂》等革命刊物的影响,头脑中渐渐形成了民主意识,而且他一心认定,中国想要有所出路,就要推翻清政府。
5月7日,袁世凯承认了让中华蒙受屈辱的“二十一条”,就在当天,徐特立通过新闻媒体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感到气愤万分,于是立刻同杨昌济、方维夏等先生商议,决定编写一本揭露袁世凯卖国求荣、妄图称帝的丑恶想法,通过他们几人的齐心协力,很快地,一本名为《国耻篇》的小册子面世了,师生们看清了袁世凯的真实面目,反袁运动的浪潮就此掀开。之后,袁世凯加快了复辟帝制的进程,并指派他的亲信在全国各地成立所谓“筹安会”,大演“劝进”丑剧。这股逆流同样蔓延到了湖南,他们严禁报刊刊登所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文章,并压制各种反袁言论。徐特立很快对这种不公的专制行为进行了反击,他组织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学生,共同主编了一本反袁小册子,刊登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反袁言论,并四处散发。
这期间,最令人血脉贲张,也是最令毛泽东难忘的事迹,就是徐特立挥刀断指、誓死反袁的壮举。
有一天,徐特立应邀在长沙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在报告会上,他痛揭袁世凯种种为人不齿、卖国求荣的举动,历数袁世凯对外执行屈膝投降政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之机,在湖南枪杀所谓“党案”牵连者数千人,为其复辟帝制清扫道路的滔天罪行……他越讲越是慷慨激昂,越是气愤难平。猛然间,他从讲台上一跃而下,疾速奔向厨房,从里面拿来一把菜刀,当场挥刀断指,以表明其对袁世凯的愤恨和反袁的决心。刹那间,徐特立的手沾满了鲜血,徐特立即以指蘸血,写了“请开国会,断指送行”的血书,呈交给即将进京请愿的湖南立宪派人士罗峙云等人,之后晕倒在地。徐特立这一举动在湖南很快妇孺皆知,并传遍了全国。
毛泽东当时目睹了这一幕,他被徐特立这一令人惊讶的举动深深震撼了,他明白,要革命,就要有勇气,也要有激情。后来,当毛泽东回忆起这段令他记忆尤深的场景时,他告诉众人说,正是在徐特立的影响之下,他对革命有了第一次的感性认知。
1916年6月,袁世凯迫于护法运动的压力,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只做了83天皇帝,就在全国人民一致的痛骂声中抑郁而死。紧接着,北洋军阀汤芗铭在湖南兵败如山倒,很快撤离了湖南。就这样,湖南人民的反帝倒袁斗争,以最终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后来,毛泽东在讲述他和老师徐特立在这段声势浩大的斗争情景时说道:“我们是确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
从来就反对做寿的毛泽东,在长征胜利以后不久,却发动全党为徐特立六十大寿做寿。并写了一封信,兹摘录如下:“徐老同志: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然还是我的先生……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臌臌的东西……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此致革命的敬礼!”。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一位红军队伍中年龄最大的老者,他所具有的革命斗志和革命激情,从而再次达到点燃全体红军指战员革命激情的目的。在徐特立70大寿的时候,毛泽东又再次发动全党为徐老祝寿,可见毛泽东对这位点燃大家革命激情的恩师是如何的敬爱。
3
引导毛泽东走上民主革命之路的贵人——杨昌济
杨昌济不仅是毛泽东的恩师,还是他的岳父。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人格理想和道德情操,其世界观和处世哲学,其治学方法和修养之道,都给毛泽东树立了一座丰碑,令毛泽东仿效、学习。在毛泽东踏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杨昌济对其进行了思想的指导,并为他日后领导地位的确立打好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他的生活后来和我有了极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坚定地信仰他的伦理学,努力灌输一种做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而有益于社会的人的志愿,给他的学生们。”这是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提到了一位在他成长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人。
杨昌济,湖南省长沙板仓人,思想积极进步。他曾积极参与戊戌变法,一心想要改良中国。他在湖南高等师范任职期间,他高尚的道德修养、严谨治学的态度以及一丝不苟的精神,对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干先进有为青年走上民主革命之路提供了指导性的意见,并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第一师范教书期间,有一位学生特别引起了杨昌济的青睐,他就是毛泽东,虽然杨昌济的学生成百上千,但是他却独独欣赏毛泽东。毛泽东顽强的意志,过人的胆识,强大的号召力,非凡的组织能力都让杨昌济感到,这位学生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必定能有一番大作为。而杨昌济自身高尚的品德和魅力也深深吸引了毛泽东。两人之间的师生友谊是在一次课后讨论中确定的,当时,毛泽东主动找到杨昌济,就自己感到困惑的问题向杨昌济进行诚心的请教,两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长谈。毛泽东认为,“全盘西化派”和“本土文化派”都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而且没有找到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路径,根本就是行不通的,他认为,只有杨昌济提出的中西文化相融合,各取其长,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正确道路。
两个人都感到自己遇到了知音,于是谈兴渐浓,渐渐地两人都敞开了心扉,杨昌济对毛泽东详细地讲了自己求学的经历,而毛泽东也毫无遮掩地谈起了自己的抱负,二人谈至深夜,惺惺相惜。经过这一次坦诚而深入地交谈,毛泽东对“中西文化融合论“的精髓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这次谈话为他今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条件和基础。
从此以后,二人之间的友谊日渐浓厚。毛泽东不仅折服于杨昌济深厚的哲学以及伦理学思想,而且对他高尚的人格、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廉洁的作风大为钦佩。日后,毛泽东曾对众人说,杨昌济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师”,“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而杨昌济通过观察毛泽东身上极具特色、与众不同的品质,也认定,毛泽东必定能够兴起一番大风浪,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如能悉心培养,前途不可限量。于是,他热心地鼓励毛泽东,要以梁启超等杰出人物为学习的楷模,努力进取,将来成就一番改天换地的大事业。
没过多久,杨昌济在毛泽东就读的第八班教室的墙壁中间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借此抒发了他教书育人的决心以及对毛泽东的器重。
1918年10月,又是在杨昌济的帮助下,毛泽东结识了在北大授课的李大钊。在后者的安排下,毛泽东得以担任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的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从此毛泽东开始真正的接触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信仰坚定的革命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杨昌济病逝前不久,给章士钊的信中写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被杨昌济推荐的这两个人,正是毛泽东同志与蔡和森。
而后更是把自己的爱女杨开慧许配给了毛泽东。1920年1月25日上午,北京宣武门外的法源寺内,哀乐低鸣。毛泽东怀着沉痛的心情,在恩师杨昌济先生灵前深深地三鞠躬。杨开慧更是泣不成声。这年冬天,二人喜结连理,完成了杨昌济先生最后的心愿,成了革命途中相互扶持的伴侣。
毛泽东在革命的道路上也吃了不少苦头,翻了不少跟斗,但他始终能够以正确的思想为指导和前进的旗帜,故而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古语云:“贵人相扶如天助。”如果在你的事业生涯中能够遇到贵人,特别是在关键节点遇到贵人,那么无疑,你的成功会来得更早一些、更顺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