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养心殿内，一个青年君主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相传，顺治皇帝在观摩了一场佛家剃度仪式后，便毫无征兆地病倒了。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六，皇帝急召礼部侍郎王熙等人进宫。人员到齐，顺治有气无力地说道：“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
听到顺治帝要交代后事，众大臣顿时泣不成声，王熙更是压抑着情绪进行笔录。三次进呈御览过后，皇帝遗诏终于完成。当晚，顺治在病痛中驾崩。
这一年，顺治皇帝24岁，史载死于“出痘”，即天花。
顺治被天花带走之后，他的继任者遵照其生前遗愿，于河北省遵化市西北马兰峪的昌瑞山（原名丰台岭）南麓为其动工修建陵寝，“孝陵”开始拔地而起。
后来，子孙们相继跟进，将自己的陵寝簇拥在老祖宗身边，最终形成清朝第二个皇家公墓群——清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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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一把悬于清室头顶的利剑。
顺治年间，天花频频来袭。因医疗水平有限，防疫工作大体是——惹不起，但躲得起。朝廷将官民分为了“生身”（未出过天花或被怀疑感染天花者）与“熟身”（感染过天花并痊愈者），疫情初现时，生身一律赶出城外隔离。可是，疫情一旦失控，皇室也不得不远遁避祸。
顺治卜陵昌瑞山，就是在其生前一次“避痘”的旅途中完成的。
据《清史稿》记载，顺治登顶昌瑞山，环顾四周山景后，面露喜色地对近臣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随后，皇帝又摘下自己的扳指，往山谷中一扔，说道：“韘落处定为穴。”通过投掷扳指的方式，顺治为自己圈定了百年后的寿陵选址。
卜陵过程看似主观随意，但结果却是令人满意。
在古代堪舆理论中，帝陵的选址要满足前有照（朝）山、近有案山、后有靠山三大硬性指标。站在扳指落地的马兰峪，近前处有影壁山可为案，远处金星山可为照，身后的昌瑞山可为靠，三点一线，风水上佳，清代人甚至夸张地称其为“国家亿万年钟祥福地”。
如此风水宝地，顺治却不是第一个发现者。明成祖卜陵时，就曾将其当作备选方案。但囿于其靠近前线，即便是“天子守国门”的朱棣，也不得不放弃。明末，崇祯卜陵时又提到了此地，但为时已晚，农民军的入城迫使他自缢于煤山。最终，这块好地还是让顺治捡了漏。
在卜陵后的第十年，怕啥来啥的顺治还是死于天花。作为满清入关后第一个皇帝，顺治的言行仍保留着一些满洲旧俗。临终前，他说：“祖制火浴，朕今留心禅理，须得秉炬法语。”无论是依旧俗，还是崇佛法，他都选择火葬作为归宿。当然，如果按照现代观点，火化同样是处理天花病人遗体最科学的办法。
送顺治最后一程的，是与之关系匪浅的䒢溪行森和尚。自董鄂妃去世后，生无可恋的顺治开始沉迷于佛法，常常与之参禅论道，彻夜交谈。皇帝甚至一度曾要求䒢溪行森为其剃度出家，直到大师玉林通琇出面，以烧死䒢溪行森相逼才作罢。在景山寿皇殿，随着䒢溪行森高声大喊“释迦涅槃，人天齐悟，先帝火化，更进一步”，手中的火把点燃了柴堆，顺治皇帝最终化为了一坛骨灰。
尽管顺治遗体在烈火中化成了灰烬，但民间仍流传着这位佛门天子假死出家、遁入五台山空门的种种八卦。
顺治被火化后，少年康熙仍以土葬之礼为父亲修筑陵寝，孝陵在顺治生前圈定的昌瑞山马兰峪拔地而起。尽管明清之间互生龃龉，大动干戈，但清孝陵还是参照了明代帝陵“前朝后寝”的样式布局，在局部小修小改后，成为清代帝陵竞相模仿的标杆。
处理完先帝丧事，康熙对父亲的死因仍然心有余悸。此时的清王朝，天花频频肆虐，摆在新皇帝面前的，只有一条路——继续“战痘”。
2
年幼之时，康熙就与这种烈性传染病交过手。
当时还是皇三子的玄烨，一出生就被带出紫禁城躲避天花，但在两岁时仍不幸感染。幸亏命硬，加上乳母精心照料才得以存活。因为疫情，玄烨幼年时缺少父母陪伴，晚年时曾深感遗憾：“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
天花虽愈，却在玄烨身上留下了痕迹。雍正曾在碑文中夸赞父亲是个“肤理莹白，皎然玉质”的白富帅，但一些外国使节却毫不留情地揭穿了他的恭维话。康熙三十一年(1692)，俄国使臣伊台斯见到康熙后，回去便在《使华笔记》里记录了这位东方君主的样貌——“鼻子隆起，略歪，垂着黑色髭须，脸上有麻点。”
天花让玄烨变成了后世调侃的“康麻子”，但祸福总相依，这段染病经历也给少年玄烨带来了意外之喜。
顺治临终前，一度为立储一事而烦恼不决。思虑再三，他决定听一听汤若望的看法，这位颇受皇帝与孝庄太后信任的德国传教士提醒他——皇三子玄烨感染过天花，终身都不会再出痘了。身染天花的顺治听后如梦初醒，于是确定玄烨为储君，即康熙皇帝。
因父亲死于天花，康熙对此深恶痛绝，于是下令设立了清代的疾控中心“查痘章京”，负责在八旗中筛查天花病人。
自皇太极时起，满蒙一体即为国策，皇帝需定期接见蒙古各部首领。尽管严防死守，但康熙还是发出了担忧：“凡元旦来朝外藩王等，虽云已经出痘，朕犹虑之。伊等所云出痘，信耶？疑耶？”万一有个别王公大臣谎报病情进京，自己免疫虽不惧，但恐京城官民将被团灭。于是，康熙在热河专门修建一座行宫，用于接见蒙古王公，这便是著名的承德避暑山庄。这座远离京师的宅邸，除了供皇室避暑，实际上还有避痘之用。
清初抗疫以预防为主，直到太子胤礽出事后，康熙才转为主动出击。
康熙十七年（1678），正值三藩裂土分疆，而太子胤礽又不幸感染了天花，储君岌岌可危。这时，一个叫傅为格的候选知县善于治痘，及时地将太子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吹鼻种痘法，是源起明朝隆庆年间的一种民间防疫手段。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天花患者产生的痘痂磨粉，将其吹入或涂抹于未感染者的鼻孔中，使之轻度感染并调理治愈，在接种者体内催生抗体，从而对天花形成免疫力。康熙对此大为欣赏，不仅破格提拔傅氏为武昌府通判，还在两年后召他进京，专门为一众阿哥种痘防治天花。至此，清代皇子种痘制度正式确立。
在朝廷的推动下，种痘法又向全国官民普及，引得俄皇彼得一世也派人来华学习。人痘接种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天花蔓延的势头逐渐被遏制。
每当回忆起这些抗疫往事，康熙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此后，天花疫情渐渐平息，一消停就是近百年。
摆脱了瘟疫掣肘的康熙，终于能一门心思扑向治国理政。经过一番励精图治，一个被誉为“康乾盛世”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玄烨与世长辞，享年69岁，葬于清东陵内的景陵。
康熙景陵形制总体上参照了顺治孝陵，但出于“逊避祖陵”的原则，规制上又略有缩水。例如孝陵采用七孔桥，景陵则降为五孔，五对石像生在数量上，也远不及孝陵的十八对。
在选址方面，景陵还充分落实了《周礼》“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说法，将陵址定于顺治孝陵的东南侧，即儿子所应在的“左昭”位。同时，景陵还将自己的神道降为孝陵神道的分支，以此将父子二陵相连接。
做完这些设计和安排，这位文治武功的君主终于能稍稍弥补一下60多年来的遗憾，在另一个世界与聚少离多的父母再续亲情。
3
清代“秘密建储”是有效规避皇子夺嫡风险的妙招，乾隆在立储时也沿用了此法。然而，每当乾隆在正大光明匾后藏好储君的名字，死神便按图索骥般找上了门。
结果，两任太子先后夭折，第二任太子永琮更是死于清皇室的克星——天花。永琮之死，让乾隆见识到了这种烈性传染病的恐怖，不免倒吸一口凉气。
天花卷土重来。
于是，乾隆重拾祖父康熙建立的皇子种痘制度，在子女当中继续推行这一项裨益爱新觉罗家族的良策，确保血脉得以延续。
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皇帝命人为十五子永琰筹备接种。清宫《阿哥种痘档》详细记录了皇室种痘的整个流程：
这一年春天，钦天监先是根据永琰的生辰八字测定出接种的吉日吉时，呈予乾隆皇帝报批。然后在圆明园五福堂准备了一间“隔离病房”，用黑色与红色布匹遮掩门窗。在施行吹鼻种痘法后，永琰被要求待在这间仅有一盏长明灯的暗房里，静待感染、病发与痊愈，期间会有专人与专医守护。同时于病房之外，乾隆命人设堂供奉各路神仙，以求平安。
经过科学与玄学的双重加持，三岁的永琰经历了半个月不见天日的煎熬，症状完全消失，成功完成了种痘。十年之后，这位已经对天花免疫的皇子，被乾隆秘密册立为太子（即后来的嘉庆帝）。
在操心子女健康与储君人选的同时，乾隆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身后事。
满人崇尚火葬，曾祖顺治帝曾按旧制火化遗体，但此后的康熙、雍正二帝却放弃了这一做法。而经中原文化多年浸润的乾隆，更是对这一旧俗不满，于是下诏整改：
“嗣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一概不准火化。倘有犯者按例治罪，族长及佐领隐匿不报，一并处分。”
自此，土葬取代火化，入土为安成为了清代葬仪的定制。
完成移风改俗后，乾隆把注意力放到了自己的陵寝上。这时，他才意识到，父亲雍正帝给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
原来，雍正帝卜陵时出于种种考虑，放弃了长眠清东陵的计划。转头一路向西，在河北易县的永宁山下另起炉灶（清西陵），打乱了清东陵原有的昭穆葬法。关内两大陵区并立，这是道二选一的难题，无论乾隆怎么选，父祖之间必有一方被冷落，自己都会落个不孝之名。
乾隆不禁眉头紧锁，自己百年后该埋在哪里为好？
最终，乾隆想出了一个“隔代安葬”的折中之法。即自己葬于清东陵，陪伴爷爷康熙。让儿子嘉庆帝到清西陵，陪伴他的祖父雍正帝。以“爷孙相伴”取代“子随父葬”，代代沿袭。如此一来，东、西二陵区，都能兼顾。
一个看似无解的难题，瞬间迎刃而解。
于是，在顺治孝陵西南侧的“右穆”位上，曾孙乾隆的裕陵拔地而起，成为清东陵的第三座帝陵。
嘉庆四年（1799），乾隆寿终正寝，葬入裕陵，陪在了他一生崇拜的祖父康熙身边。
4
到了19世纪，清皇室的战痘仍在继续。
咸丰年幼时，道光帝按照惯例给儿子安排种痘。然而，由于医疗失误，咸丰接种后症状失控，种痘变成了真感染。虽然侥幸存活，咸丰却和先祖康熙帝一样，长了一脸麻子。
继位后，咸丰试图整顿官场，重振朝纲。为了表示改革的决心，他对朝中的几个“刺头”重拳出击。
穆彰阿是道光时代的权臣，“穆党”更是遍布朝野。在鸦片战争期间，又怂恿道光帝对英妥协媾和。咸丰对此人印象极差，继位后不久，便以“保位贪荣，妨贤病国，伪学伪才，倾排异己”为名，直接炒了他的鱿鱼，永不叙用。消息一出，天下叫好。
咸丰八年（1858），考生罗鸿祀贿赂考官一事，牵出了“戊午科场案”，一向“持正”的大学士柏葰也被曝牵扯其中。尽管柏葰的工作能力和行事作风都曾深得咸丰认可，但国法不容私，皇帝坚持将他明正典刑，以儆效尤。
咸丰的勤政整肃，终于让清朝展露了一丝新气象。然而，动荡的年代并没有给这位“麻子皇帝”多少时间和机会。
咸丰元年（1851），广东落榜生洪秀全“造反”，太平天国以星火燎原之势，从华南打到了华中与华东，战火波及近半个中国，贯穿了咸丰的整个执政生涯。
与此同时，洋人也来找麻烦。咸丰六年（1856），英法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洋人的攻势很猛，沿着海岸线从广州打到了京津。强敌压境之际，咸丰借口“木兰秋狝”拖家带口逃往承德避暑山庄。皇帝弃城而逃，英法联军冲进圆明园，一番劫掠之后，将这座奢华的皇家园林化为了灰烬。
这一刻，咸丰的耻辱感比照父亲道光帝，恐怕只多不少。
从性格上来说，咸丰是个抗压能力弱的人。自从被洋人赶出京师，他韧性不足的弱点彻底暴露，开始自暴自弃，整天“以醇酒美人自戕”。仅仅一年后，他便在颓废中病逝。
按照乾隆定下“隔代安葬”的规矩，咸丰本该长眠于清西陵，但一个小插曲打乱了原有的安排。父亲道光帝在清东陵修建陵寝时，工程发生渗水，恼火的道光帝以“子臣依恋之忱，庶符夙愿”为由，埋到了清西陵陪伴双亲。
无奈之下，咸丰只能重选陵址。幸得昌瑞山平安峪风水不错，位置上刚好能补上父亲在清东陵的缺。咸丰四年（1854），咸丰确定了陵寝选址。
但咸丰定陵如何建设，大臣与皇族产生了不同意见，一吵就是13天。
工部右侍郎宋晋建议“（道光）慕陵规制，朴实俭约，万古可法”，咸丰帝的陵墓应该按照先帝陵寝样式进行建造，既省了钱，又不失孝道。而礼亲王世铎却认为“惟现在定陵工程，大局已定。若勉强仿照慕陵办理，则所备木石工料等项，一切均须变更，既多窒碍，转恐稽迟”，意思是倘若改动原有设计，不但需要更换物料，还会拖延工期。
最终，慈安、慈禧两宫太后拍板——照旧，按原设计施工。
不过，为了体现“逊避祖陵”的孝道，咸丰定陵也沿用了道光帝慕陵的一些做法，裁撤了神功圣德碑亭等建筑。
或许，当时的人都心知肚明，丧权辱国的皇帝，何谈神功与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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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尸骨未寒，他的后宫与臣子就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当时，新皇帝的生母慈禧权欲日渐膨胀，与咸丰托孤的八大臣的矛盾日渐激化。于是，慈禧撺掇正宫太后慈安，联合恭亲王奕訢等人发动了政变，将八大臣或革职，或处死。
辛酉政变或许是咸丰没有料到的，更令他预料未及的，是继承人同治的资质过于平庸。
慈禧曾安排翁同龢等人担任帝师，没过不久，这位饱学之士就发现小皇帝不是块读书的料。有一次，同治闹别拗，不肯学习，老师打不得也骂不得，急得直掉眼泪。调皮的同治故意把《论语》中“君子不器”的“器”字遮住一半，老师一看，成了“君子不哭”，好气又好笑。翁同龢爱写日记，曾描述同治的某一日的学习状态是“嬉笑意气皆全，功课如此，至难着手”，完全没个正经学习的样子。
荒于学业的结果也很明显，同治十六岁时，连话都说不清，错别字连篇，气得慈禧大骂：“上年已十六，亲政不远，奈何所学止此？”
学无所成之外，同治的身体也不太好，19岁那年离奇地病倒了。
关于同治所患病症，众说纷纭。在一些清代野史的描述中，同治囿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没有自主施政的空间，于是一头扎进了寻欢作乐之中。他经常在宗室兄弟的带领下微服出宫，流连于京城的各大风月场所，不慎感染了花柳病。这些风流韵事甚至还被后世取材，翻拍成了影视剧情。
同治病倒后，帝师翁同龢隔三岔五前来探望。
这个曾把同治种种厌学行为写进日记本的老师傅，同样把探病见闻给记录了下来。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九（1874年12月1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上起坐，气色皆盛，头面皆灌浆饱满，声音有力……上举臂以示，颗粒极足，不胜喜跃而退。”
经过太医确诊，皇帝感染了天花。现代学者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开的《万岁爷进药用底簿》资料，也大都赞成这一论断。
对于恶疾，太医们也无多少良策可医。科学无能为力，慈禧只得祈求于玄学，命人在宫内“供送痘神”，为同治祈福。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历史又转回到了同一个点，同治完全复刻了先祖顺治的结局——感染天花，病死于养心殿。更惨的是，19岁的同治虽已婚但无嗣，清朝两百余年的一脉相承就此断绝，不得不靠旁系支脉（堂弟载湉，即光绪帝）来延续帝位。
同治帝死后，慈禧将他的陵址定在了清东陵内的双山峪。
如果去参观清东陵，亦或是浏览实景地图，都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同治的惠陵太偏了，和“抱团”的孝、景、裕、定四陵一对比，宛若一座孤坟。这是因为惠陵缺失了关键设施——神道。清东陵以孝陵神道为主干，往后的景、裕、定三陵都将自己的神道与之对接，以示皇室一脉相承的关系。
同治驾崩时，清东陵园区内除了必须即刻修建的惠陵，同时在建的，还有两座太后的陵寝。作为晚清嗜权如命的“无冕女皇”，慈禧不但为自己单独修陵，更是将自己的陵寝对标帝陵，出现了挑战皇权的“凤压龙”丹陛石雕，奢华至极。
然而，数座陵寝同时动工修建，庞大的开支难免让清皇室囊中羞涩。
在慈禧看来，苦了儿子也不能苦自己，于是发出懿旨：“（惠陵）除神道及石像生毋庸修建外，其余均照定陵规制。”牺牲惠陵为其他陵寝节省开支。
减配了神道与石像生的惠陵，成了无法沟通祖陵的孤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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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东陵的五位皇帝中，四人感染过天花，两人因此丧命，其他被天花荼毒过的皇族子孙更是不胜举枚。这种烈性传染病，是清皇室一直挥之不去的梦魇。然而，仅仅在清朝灭亡的十余年后，长眠于清东陵地下的爱新觉罗家族，就看到了一些比天花更为可怕的景象。
1928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以剿匪为名，率军进驻了马兰峪地区，随后又以军事演习为由，进行全面封锁。这支被蒋介石拖欠军饷的部队，冲进了清东陵寻找宝物。
树大招风，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定西陵成了重点关照对象。
炸药爆破。两座皇陵地宫大开，陪葬的奇珍异宝被洗劫一空。经此劫难，曾经自诩“十全老人”的乾隆，落了个尸骨不全；口含夜明珠的慈禧，也被人撬开了嘴……
直到孙部的谭温江、张岐厚倒卖清陵珍宝时被意外抓获，这起盗墓案终于东窗事发。一时间，社会舆论矛头直指孙殿英，寓居天津的废帝溥仪更是要求严惩主犯。
然而，孙殿英经过分赃贿赂，层层打点之后，国民政府对此案表现了冷淡的态度，仅象征性地处罚了几个涉案人员。孙殿英则一直逍遥法外。随着中原大战爆发，狱中的谭温江被人捞出来，这场盗墓案自此不了了之。
然而，清东陵的灾祸，并没有就此结束。
1945年12月，趁着日本投降后国内秩序尚未稳定的空当，一个叫王绍义的土匪煽动周边村民，对清东陵发动了大规模盗掘。咸丰定陵与同治惠陵均遭严重破坏，康熙景陵更是地宫大开，雨水灌入。一代圣主的尸骨，至今仍泡在泥水里。
作为清东陵内规模最大的陵寝，顺治孝陵却两度幸免于难，原因众说纷纭。也许是顺治崇佛尚俭的形象，冥冥之中让他得以保留了最后的体面。
清东陵两度被掘，惨遭灭顶之灾，无外乎是丰富的陪葬品，勾起了人性的贪欲。早在一千多年前，西晋的皇甫谧就已经指出了厚葬的弊端:
“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人，又无不发之墓也。”
或许，相较于能夺人生命的天花，无尽的贪欲，才是这个世间更为可怕的“病毒”。
参考文献：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
《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2006
孟凡人：《宋代至清代帝陵形制布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李国荣：《清宫档案揭秘》，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于善浦、张玉洁：《清东陵拾遗》，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