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镇兴修水利时，发现史前“石家河遗址”，该遗址始于距今5500年前，是长江中游地区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附属聚落最多的史前城址聚落。
但在距今4000年时，石家河遗址突然出现巨变，大量洛阳王湾三期的文化因素，包括祭祀、丧葬习俗等出现在其中。同时，其他同期的石家河文化遗址的城池，也遭到相同的命运，总计20余座城池被毁或被弃，文化面貌也一度被王湾三期的覆盖。
下图，石家河遗址玉神人面像，其中就有三星堆夸张的青铜像的影子，再次证明三星堆不是什么外星人，也非域外文化，而是本土文化的融合发展而已。
而在这一时期，中国史书记载的一件大事是“尧舜禹征三苗”，其中“禹征三苗”为大禹率军攻打位于长江中游、湖北江汉平原一带的苗蛮集团，最终成功而归。大禹治水、禹会诸侯、禹征三苗之后，大禹功勋显著无人能比，于是成为天下共主。
对此，普遍的结论是“石家河文化与上古传说中的‘禹伐三苗’事件时代、地理位置相吻合”，因此即便不能轻易肯定“禹征三苗”是真实历史，但至少可以说“禹征三苗”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但问题是，石家河遗址相距中原洛阳较远，那么以尧舜禹为代表的中原势力，为何要去远征三苗？
对于尧舜禹为何征讨三苗，史书上给出两个回答：
首先，山海经记载“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晋朝郭璞注释三苗国时说“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人南海，为三苗国。”
以此来看，三苗干涉中原集团内部政权更迭，导致双方爆发战争。但三苗集团远离中原，那么三苗之君如何“非之”，干涉尧禅位舜？
尚书记载：“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曰丹朱。”其中，丹朱之丹是地名，在河南南阳淅川县的丹水流域，这一区域通过随枣走廊即可到达江汉平原。难道，三苗集团支持丹朱，挑拨丹朱与帝舜的争斗？
其次，《尚书·吕刑》列举“三苗之君”的罪状，比如不敬神灵而作五刑残害百姓、道德沦丧、背信弃义、反复诅盟等，最终决定“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
据此而言，尧舜禹之所以攻打三苗，其中既有三苗自身问题，比如宗教上不敬神灵、五刑残害百姓等，也有“背信弃义、反复诅盟”损害尧舜禹集团的利益。前者应该只是借口，背信弃义或撕毁盟约这些可能才是真正原因。
郭璞说三苗干涉中原集团内政，与尚书记载的这段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一致的，只是尚书表述让尧舜禹占据更高的道德高点、更具出兵的正义性。
过去百年，中国出土了很多史前遗址，其中就包括尧舜禹时代的遗址。虽然考古发现属于“默证”，且还有幸存者偏差的问题，故而在还原历史真相方面存在很多局限性，但多个考古遗址的情况，有助于更精确的还原历史。而通过诸多史前遗址的综合分析，三苗与中原攻防的历史，如今大致可以理清。
首先，河南南阳邓州八里岗遗址，从仰韶早期一直持续到龙山晚期，时间跨度近3000年。但考古报告给出的文化层为：仰韶文化早期、中晚期，屈家岭文化中后期，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晚期地层。也就是说，南阳邓州起初属于中原集团，后来被三苗集团占领，最后又被中原夺回。
下图，石家河文化特征的玉人首，由此可见上古三苗人的长相。
其次，河南南阳淅川下王岗遗址，与八里岗遗址一样，都有兵灾现象的景象，比如房屋倒塌，现场遗留大量生产工具，以及上百把石斧等，当地居民显然不是正常迁出，而是遭到外敌入侵。更为重要的是，在下王岗遗址不远处有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前身）的聚落。
第三，南阳市卧龙区的黄山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特征明显的中心性聚落。截至2022年11月，在黄山遗址的山东台地、山西岗地等地进行发掘，出土数以千计的仰韶、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迹。
因此，仰韶文化中晚期之后、尧舜禹伐三苗之前，三苗集团向南应在洞庭、鄱阳湖之间，但北界显然在伏牛山南麓，包括了整个南阳盆地。但到龙山晚期之后，中原集团重新夺回了南阳，恰好印证了史书上的尧舜禹伐三苗。
三苗占据南阳盆地，对尧舜禹集团到底有何影响呢？
首先，三苗集团种植水稻，中原种植黍粟，一般来说水稻比黍粟产量更高，更具优势，这就为三苗集团奠定了强大的基础。因为农业原因，早期南方比北方应该更发达一些。
其次，南阳盆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已与中原势力范围相邻，随时可以北上参与中原逐鹿。从地缘政治角度上说，三苗对尧舜禹势力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
因此，当时情况是三苗比中原集团更为强势，故而才有“三苗之君非之”而参与中原权力之争，或者屡屡破坏和解盟约。而三苗这些“越界”行为，又进一步威胁到了尧舜禹集团，于是战争就成了必然。
问题在于：既然三苗集团强大，且又占据南阳盆地，那么为何最终会失败呢？
尚书记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这段话是尧舜禹集团标榜伐三苗是替天行罚，但其实也反映了三苗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比如“弗用灵”表明三苗的原始宗教出现巨变，“作五虐之刑”反映社会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尖锐。说到底，三苗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出了大问题，这就给尧舜禹击败三苗提供了机会。
在一定实力的基础上，经过尧舜禹三代努力，最终在大禹时攻破三苗都城石家河遗址，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在此之后，夏商周都牢牢控制住南阳盆地，在此设有强势的诸侯国，以控制中原集团南下江汉的通途（由南阳盆地通过随枣走廊可达江汉平原），同时也是防御南方势力北上。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两点值得一谈：
首先，一直以来总有中外学者质疑中国史书，甚至认为连史记都不可信，全面否定中国史书记载的夏朝之前的历史，但以事实来看，中国史书与考古却一次又一次的“巧合”，比如史书上尧舜禹伐三苗、及其原因是可信的，至少说有其真实可信的历史背景。
其次，史书对尧舜禹伐三苗的记载，可谓非常精确，那么古人为何知道几千年前的事迹？显然应该是有相关记录传承。已故学者李学勤考证甲骨文情况，指出五帝晚期时中国应已有简牍文书。因此，周人知道涿鹿之战、知道禹征三苗、知道禹夏等并不奇怪。
参考资料：尚书、山海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