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拱星墩国民党第八战区监狱位于黄河南岸，这里集中关押了一批被俘红军，其中军官队有130人，士兵队有1200多人。
秘密党支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马家军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先后挑选了一些年龄较大地送往了兰州拱星墩国民党第八战区监狱。
在这里，国民党采取各种方法，企图动摇共产党员的信仰，但是遭到了共产党员的驳斥。
方强是集中营秘密党支部的书记，
方强，1912年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原名方鳌轩。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加入工农红军。历任队、连、团、师政治委员。参加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7年任西路军红九军的宣传部长，在石窝分兵以后突围时被俘。
1937年，方强和卜胜光、刘振堂、任国章、金中、张先进、夏康林七人被押往了兰州集中营，在这里他见到了秦基伟、徐立清、徐太先、辛元林等人，后来又和徐立清、徐太先等人分配在一个班。
深感在监狱与敌人斗争的需要，方强和卜胜光找到了红九军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商量成立了秘密党支部，方强任书记，卜胜光任组织委员，徐太先为宣传委员。
后来又联络了秦基伟、徐立清、刘毅、熊德如、冷赤才、刘振堂、辛元林、张先进、夏康林、任国章、金中、欧阳楚强、钱义民、李明等人，在他们的心中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有一天回到党中央……
军官队最后进来的一批人是刘玉亭、刘俊英、曾庆良、冯国寿、陈祖任和黄良诚，他们几个人被安排在了东排最后的“87”号房间。
黄良诚，1017年生于福建省上杭县兰溪乡。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31年11月进入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学习，出任电台报务员，参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随后参加长征。在红一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调往了红九军任电台报务员，1936年编入西路军，在祁连山被俘，后转入了转到兰州拱星墩国民党第八战区监狱，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他们六个人刚刚进了“87号”之后，就有一个身穿破烂红军服装，头发长长的人走了进来。
“同志，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干什么工作的？”
“这些用不着你管!”黄良诚直接给顶了回去。
“哎呦，好厉害的小家伙，像个样子”来人并没有生气 而是笑嘻嘻地说道。
来人又接着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从西宁来的。”这次不是黄良诚回答，而是刘玉亭回答。
来人看他们并不愿意多交流，便离开了。
对方一离开，大家就开始了讨论来人是谁，是干什么的了。
“我看，军官队这么多人，肯定有党组织的人，莫非来问的那个人，就是来了解我们情况的，或者是来跟我们取得联系的？”
“这也有可能，不过，我们要提高警惕性，谨防叛徒！”黄良诚说道。
“小黄说得有道理!”
“我们应该仔细观察一下问话的人再作决定!”刘玉亭接着说道。
此后的几天，他们暗暗关注着对方，发现那个人性格开朗，对同志们非常热情，大家对他也是十分亲切。
大家认为，一个叛徒想要在红军干部中有这样好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因此，对方可能真的是来关心自己等人的，后来他们才知道，来人叫辛元林，曾经担任团政委，此后，他们双方彼此交谈着，但是都没有深入交谈，彼此都在试探。
六人是最后一批进入监狱的，所以对于监狱里的秘密党组织并不知情。但是，他们知道这里的大部分都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六人断定这里一定有党组织存在。
之后，六人终于跟党组织联系上了，联系人就是辛元林。
后来，集中营大队要从士兵队中挑选一个勤务兵，看中了还没有暴露身份的骑兵师指导员冷赤才。冷赤才害怕政治上有包袱，就不愿意去，但是党支部却认为这是了解情况的好机会，便动员他去。
有一天，冷赤才高兴地回来报告：“从电话得知，经过国共谈判，在西安、兰州等地设立了我们的办事处。还从大队部人的谈话中知道，我们党中央正向国民党交涉要把关押在兰州、西宁的红军将士全部要回。”
方强等人立马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其他的同志们，大家得到消息之后非常高兴，彻夜难眠，纷纷表示要早日回到红军队伍当中。后来又得到消息说是当时中央派遣张文彬过来探望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大家的脸上到处洋溢着喜悦的表情，敌人看了之后就问：“这几天你们高兴什么？有什么事情值得高兴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初步胜利，国共合作，你说高兴不高兴呀?”
敌人听后也只是敷衍道：“是呀，是呀”。
这天，张文彬到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集中营，受到了同志们的热烈欢迎……
方强亲切地拉着张文彬的手说：“我们大家热烈欢迎你！”
张文彬临行前对方强等人的工作表示了赞同：“我过两天回西安，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你们回红军的要求一定能达到，一定能够走上抗日前线！”
同时拿出了一个小包：“这次来兰州，没带经费，这是我从自己的旅费中节约的40块钱，留给大家买点针线，缝补衣服!”
敌人决定将兰州集中营的红军押往西安再转到南京。
在被押往兰州之前，党支部就决定采取半路逃跑的方式回到延安。
这天，大家走到了隆德县和尚铺，吃过午饭之后，军官队准备出发了，这个时候国民党士兵押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来到了大家的面前。
来人衣服稀烂，浸着斑斑血迹，脸上还时不时地流下血水。敌人走到了他们面前，气势汹汹地说：“这是士兵队的，逃跑被抓了回来。大家看应该怎么处置?”
大家明白，敌人这是在杀鸡儆猴，威胁他们。
大家看着战友的惨状，非常生气，刘玉亭率先站了起来：“你们把他打成这个样子已经不像话了，你立刻放了他!”
其他人也站了起来喊道：“放了他，放了他!”
“你们把人折磨成这样，太残忍了!”
其他的士兵队的战士们也冲了过来，将敌人团团围住，大声呵斥着。
面对着气势汹汹地的红军战士们，敌人不得不退了回去。
这天，队伍经过了华家岭，一个蓬头垢面，脸色蜡黄，两眼深陷，腰间系根草绳，脚上穿着两只各不相同的破鞋的人呆呆的看着刘玉亭、黄良诚他们，然后手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向了他们。
看到他向自己等人走来，曾庆良说道：“是个讨饭的穷人，给他点钱吧！”
“你们……难道……真认不出我来了吗?”
“啊！龚兴贵!”几人仔细看了对方之后，齐声惊叫了起来。
龚兴贵原先是红一方面军的电台政委，大家在红一方面军的时候就很熟悉，没想到只是几个月不见，他的模样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不禁为他难受起来。
龚兴贵指着自己的两条腿说：“被狗咬得稀烂，我今天实在走不动了，想不到遇见你们……”
大家连忙从自己的身上脱下了衣服，你一件，我一件地塞到了龚兴贵的手中。龚兴贵激动地换下了自己的衣服，手中揣着的只有半边的破碗和几颗烂山芋头一起掉在地上……
他的双腿被狗咬得稀烂，战斗站不稳，大家就架着他走。
开始的时候由98师一个营负责押送，后来他们经过平凉的时候，押送的部队又换成了43师的一个营。
后来他们路过一个小镇，墙上面贴着红军写的标语：
“拥护抗日民族统—战线！”
“团结抗日!”
“欢迎西路军同志们回红军!”。
最后一条标语的出现，对于受尽苦难的红军战士来说犹如烈日温暖了大家的心房。
这天晚饭之后，刘玉亭等人那就接到了党支部递来的纸条，只见上面写着“卧床不起”四个大字。
第二天，红军战士们都没有起来，中午还包了一顿饺子，中午12点以后才慢悠悠地上路。走在最前头的方强带头行动起来，说是吃饱快点走吧，敌人一听他这么说，认为这是好事，于是非常高兴的带头在跑在了前面，于是大家在后面也开始行动起来。
“报告，我要小便。”于是跟上一个士兵。
“报告，我要……”接着一个又一个士兵都跟了上去。
前面跑得飞快，后面还没有睡醒一样，很快时间，100来人的队伍就拖沓成了五六里长的一支队伍，东一个西一个的七零八落的。
每一个人的身边都跟着一个敌人的士兵，被大家风趣地称为“警卫员”。
黄良诚带着敌人走到了一个铺子里买了点香烟和茶水。这个时候他就看见了三三两两骑自行车来来回回在他们面前走过。这个时候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推着自行车走了进来，也买了点茶水喝起来，口里不断喊着“好热，好热！”却还不忘做生意，“喂！老总，走路肚子饿得快，买几个锅盔吃，很便宜，1角钱10个!”
黄良诚肚子也有些饿了，就买了个锅盔。其他人也买了，同时也给自己身边的“警卫员”买了。令大家奇怪的是，对方给红军拿的时候，总是翻下面的，还是一下拿两个、三个，递给他的时候，还挤眉弄眼地对大家说：“你好好看看这是两个……这是三个！”
黄良诚不明所以，拿了两个仔细一看，才发现中间夹着两块钱和一张纸条，只见纸条上面写着“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援西军侦察员。”
收到游击队员的消息之后，黄良诚等人非常的高兴，都是万分期盼着即将到来的四十里堡。
四十里堡没有敌人的营房，也没有能够容纳1000多人的大院，只好将大家都分散在老乡的家里面。敌人只好派了两个连在四十里堡周围戒严。一个连的两个排在街口戒严，一个排守着营部。但是红军战士们三个、五个地聚在一起，敌人又害怕红军战士们在晚上暴动，就又将在外面戒严的两个排给叫了回来。
就是在这个夜里，很多人都冒险逃跑了。方强、辛元林、刘玉亭、黄良诚等都逃离虎口，回到援西军驻地。
大家在援西军驻地见到了前来看望他们的刘伯承、张浩、宋任穷等首长，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黄良诚回到延安之后被编入了八路军129师奔赴华北抗日前夕，历任冀鲁豫支队电台报务员、电台台长，冀鲁豫军区八旅24团参谋长。新中国建立之后，他任解放军通讯学校校长、大连造船厂书记、第六机械工业部政治主任、顾问，为我国的造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82年在北京逝世。
方强回到延安之后，担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政治部主任。1945年任合江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分区(亦称依兰军分区)司令员，1946年8月至1947年2月任合江军区政治委员。1947年开始历任东满独立师师长、东北民主联军第10纵队第30师师长、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第141师师长、第10纵队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第44军军长。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广东战役，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