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是一位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然而他的大名为世人所熟知，是因为他和毛泽东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交往，今天帝哥就来说说毛泽东和梁漱溟的故事。
1893年，梁漱溟出生于北京，他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并投身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佛学。1917年，24岁的梁漱溟受到蔡元培的赏识，应聘到北京大学主讲“印度哲学”。不久以后，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也来到北大哲学系任教，他和梁漱溟一见如故，成为了忘年之交。
1918年初，毛泽东来到北京，他经杨昌济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毛泽东白天在图书馆工作，晚上就住在杨昌济家里，梁漱溟经常晚上去杨家拜访，他总会见到一位高个子青年前来开门揖客，但他始终没有询问过对方是谁，更没有想到对方就是后来成为中国一代伟人的毛泽东。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参议会”，梁漱溟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也被邀请参加。此后随着日寇长驱直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梁漱溟对国民党深感失望，他产生了去延安看看的念头，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合作，蒋介石便同意了梁漱溟的请求。
1938年1月，梁漱溟抵达延安，毛泽东亲自会见了他。毛泽东对梁漱溟说的第一句话是：“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
毛泽东的一番话，唤醒了梁漱溟对往事沉睡的记忆，他连声说：“是的，好记性，有这事，有这事！”
随后谈话转入正题，梁漱溟问毛泽东：“我对当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我这次来延安，就是向您来讨教的。”
毛泽东回答说：“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随后，毛泽东十分详尽、有声有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问题，他讲得头头是道，令梁漱溟感到敬佩不已。
毛泽东这天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后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梁漱溟后来回忆说：
这篇文章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的内容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
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出任全国政协委员。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约见梁漱溟，并劝他说：“你可以参加政府吧？”梁漱溟却说：“把我留在外边不好吗？”梁漱溟的答复显然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他的脸上显露出不悦之色，但最终还是没有强求。
1952年8月7日，毛泽东再次约见梁漱溟，梁漱溟称自己对巴甫洛夫很感兴趣，想去苏联进行学术研究，毛泽东摇摇头说：“这不合适，人家会问，中国的什么单位派这么一位上年纪的老先生去搞什么研究？我看你还是在国内继续走走看看，我可以通知各地的负责同志，要他们给你提供一切资料和方便。”
两天后，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来问梁漱溟：“梁先生什么时间出发？”梁漱溟却以身体不适推辞了，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依然我行我素。”
1953年，梁漱溟终因“我行我素”与毛泽东发生了公开争执。这年9月，全国政协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梁漱溟是列席者之一。9月11日，梁漱溟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
近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水平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搞建设如果忽略或遗漏了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所以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希望引起政府重视。
毛泽东听了梁漱溟的这番话后，很不高兴，认为他有挑拨工农联盟之嫌。第二天，毛泽东在会上即席发言说：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了美国人。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的话虽然没有点名，但梁漱溟知道这就是冲着他来的。从此以后，梁漱溟仍然当政协委员，但他和毛泽东的来往就此结束了。
尽管梁漱溟和毛泽东之间存在着分歧，但他对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共产党的拥护、对毛泽东的钦佩确实是发自内心的。1960年9月，梁漱溟的孙子出生，他亲自为孙子取名为“钦东”，意为“钦佩毛泽东”。1961年，梁漱溟写了这么一段话：
很久走着下坡路的中国人，自从全国解放后扭转过来走着上坡路，领导何以这样得法而竟收功若此？
1986年，当有人向梁漱溟重提1953年的往事时，已经93岁的梁漱溟悔恨不已，他感慨地说：“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平心静气而论，这些气头上的话，大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毛主席已经故去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