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作家王恺”之前，王恺是《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许多读者通过《三联生活周刊》认识他。他写的文章，曾是让主编朱伟哭的最多的文章。
辞职之后，真实的性情开始浮现，那个隐藏在新闻背后的王恺逐渐跃然纸上，从《浪食记》到《浪游记》，从《中国人超会吃》到《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吃与游，塑造着另一层维度里的他。
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李修文评价他：像托钵僧，也像浪游的武士，王恺文字的背后，清晰地站着他自己：既乱花迷眼，又要常常陷入天人交战之境；常有棒喝，更常有从芜杂之处诞生的至深体恤。
《地球上的陌生人》是王恺的全新散文集，以十四篇文章，书写当代生活的吃穿用度、婚丧仪轨，财富与景观、口味与风俗，流动的物质世界，恒常的生老病死，最可爱的反倒是人。他从不回避自己的臧否好恶，在野地中找到生命的脉动，他的落笔不拘一格，顾盼生姿，勾勒出人的形状，不守方圆，却是自由的，一种开阔喧腾的当代中国民间生活的气象。
“我们穿越大地，我们只是经历生活”，这是凡·高给提奥的信。在这样一本浸润了最真实生命体验的文字中，王恺说“一切都缓慢地在我的生命里打开。”
今天，和大家分享《地球上的陌生人》的节选前言，与陌生人相遇，就是看到我们自己。也许，你也能从里面窥见一些自己的“真生命”。
《地球上的陌生人》王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时代的变幻莫测，在我们这代人心中大概已有了定论。只有童年才觉得日子是一成不变的，懒洋洋的。夏日午后阳光普照，映在地面的黑色人影，户外蝉鸣嘒嘒，电视里播放着《西游记》，那个年代暑假永恒的连续剧。我躲在饭桌旁吃一毛钱一斤的野枇杷，剥枇杷皮剥到指甲里发黑，都是枇杷蒂的黑色素，觉得时间怎么都过不去。
对中年人来说，不要期待时代的一成不变，一定是变，变动中有沉浮，有生死，当令人惊悚的一幕幕揭开，就像葛饰北斋的那幅浮世绘《神奈川冲浪里》，个体只能静默观看巨浪滔天。大浪冲击下，大约每个人都是无能为力的，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
就拿职业来说，之前所在的媒体行业的变动，至少令我目瞪口呆，眼看着逐渐消亡，或者用漂亮的词，“日新月异”，但结果是一样的，从繁花似锦到了冷雨萧瑟的此时，也不过短短几年。大概是五六年前离开工作了十余年的新闻行业，短暂地在出版行业游离了一段，但很快发现这一行业并不适合我，于是彻底离开组织，或体系。回望整个媒体和出版从业生涯，简直就觉得是在波浪中游泳，见识了不少，但更多的，是呛水的瞬间，直到上岸，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被弄得狼狈不堪的——当然我不是要总结媒体消亡的历史，那个留给比我更重要的媒体人去写，也不是写自己的媒体从业史，没到写自传的时候，不过这些年，总有些东西留了下来。
留下来的，是一些忘不了的人和事。钱穆说过“忘不了的人与事，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我觉得这些生命中积攒下来的体验，比起我工作时期写的大量文章更重要。
那些文章制式化，尽管很多人是通过那些认识我的，但无趣，中国人崇尚印刷出来的东西，一直到现在，还有一种生意，是帮助退休老人自费出版书籍。真有人收藏我主编的某期杂志，在淘宝上，主编过的茶杂志能卖出高价，大约有些读者觉得扎实，但相比起自己的生命体验来说，媒体类型写作，是很快会丧失在时间流里的东西。
十多年前，我在一家杂志做记者，我们的杂志是当年中国的“顶流”，在时间的洪流即将淹没“杂志”“媒体”这些字眼的时候，我需要解释一下我工作过的《三联生活周刊》。那是新闻类周刊流行的年代，当年的主编朱伟从《人民文学》的编辑岗位下来之后，一直立志要创办一家新闻类的周刊，终于找到了机会，时代给予的机会，那个时候，不仅仅是受众的新闻深度阅读的需求已经被激发，且印刷厂提速，可快速印刷轻型铜版纸的杂志了，时代变革，无一不是靠技术进步做底托的。
杂志越办越好，大江南北的有志青年纷纷投奔。因为主编曾经的经历，导致我们的周刊不仅仅要求新闻的事实，更要求文字的节奏感和舒展度，任何稿件都需要体面——文章的体面是件很难说清楚的事情，可能可以与之类比的，就是服装，有的品牌的服装，花哨而廉价，而我们的文章，至少是用料精致，裁剪讲究的，当然还要追求款式的时髦，算是轻时尚，但至少不是穿后即弃的“快时尚”，也可以努力登上一回国外的时装周。办公室隔一段就要讨论下新闻写作的方法论，实在是并不敷衍的文化产品，在那个年代，给众人提供了无数的闲聊材料。机场里的书店，卖得最好的，是我们，央视的主持人，装作有文化的明星，还有大大小小的名人，临上飞机前，总要买一本我们的杂志，打发掉机上的时间。
我是误打误撞进入这家杂志的，不是主编朱伟面试的我，而是社会部的管理者李鸿谷，我跟着众人叫他“李大人”。......李大人约了两位同事面试我，她们刚从包头空难的现场回来，说大家一起问我问题。他用近乎不耐烦的语气说，如果是你，怎么去采访吧？大概又看出我的迟疑，安慰我说，不就是个沙盘推演吗？我历来不是个雄赳赳气势的人，也没有经历过什么面试场面，只会怀疑自己，这样的架式，更让我嗫嚅起来。
比如说是你，如何去现场？如何找到那些遇难者的亲属？见了面，聊什么？问题倒是惊人的常规，有点小儿科的滑稽。我也有点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说，打车去啊，哪家宾馆家属多，就去哪家啊。几个人都尴尬地笑了，大概觉得这个沙盘实在是有点简单。没有想到，我今后的命运，倒有无数次是和灾难采访的设定紧密相连，《三联》那个阶段的灾难报道，我亲历了一大半，杂志社本来就男丁稀少，还有几个花花公子型的男丁固定采访IT和汽车，属于肥差，其中有个夸夸其谈的北京小哥，负责IT行业，在业内小有名声，但声名狼藉，他平时在办公室张口闭口就是斥责采访对象不懂行的，只因众多的采访对象想在《三联》上免费露脸，就给了他这等机遇——最终他以收取贿赂过多而被公关公司举报，进了监狱，甚至上了当晚的新闻联播，这可是我们杂志少有的上新闻联播的机会，一件小事，暴露了周刊鼎盛期的场面。
社会部阴盛阳衰，每逢灾难，虽然是新手，我不得不被驱逐出门担此大任，去到陌生的城市，去乘坐各种稀奇古怪的交通工具，去目击陌生人的苦难，去听取他们的哭泣无助，最终把他们的哭泣写成了文章，这属于最本质的非虚构写作，没有花招可以玩。其实这个职业由来已久，最古老的时候，他们是两军阵前的探子，骑着马，飞驰到自己军前，一声长嚎的“报”。
回忆下去会变成“三联回忆录”，但恰恰现在我写的这些专栏文章，和三联的职业生涯关系不大。如果说有，就是微薄的财务支持，正是那一次次的游荡打底，有了多年以后这些文章产生的基础。如果没有采访的名目，谁会去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在波兰总统坠机的现场，和一个幼稚的不肯下车的翻译吵闹？谁会去青城山寻觅“四川人的道教精神”？谁会在泥石流刚刚淹没的甘肃县城泥潭里艰难跋涉，半夜三更被叫醒去爬山，去高山上避难，避免“更大的泥石流”的冲击？
这些采访提供了我去各地浪荡旅行的基础条件。
信使的今日使命，是把搜集来的信息辗转成文，卖给大众。但新闻往往是浮于表面的东西，足够表皮，印刷出来的那一刻，对于记者来说，就完成了所有的任务，剩下的事情交给读者。我在很长时间内，养成了以周为计时单位的心情晴雨表，这周任务完成的好，被朱伟表扬，就兴高采烈，这周如果被毙稿，就沮丧得很。
整个人都单薄得可笑，人被工作所控制，是每个社会都会存在的现象，但所谓的顶级杂志的新闻从业者，也如此卑微，还是让人诧异——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逆反心理发挥作用，从那个时代开始，就逐渐明白，新闻之外，一定有我存在的理由。现在想想，其实新闻行业也是现代性体制下的一环，在某种程度上，有其虚假性。虚假的工作，是现代性体制化产业化生产环节的一种——现在在各个大厂工作的年轻人，应该比我有体会。
为新闻活着的人，有，但未必是我。
当时整个周刊的人走火入魔，还是归功于朱伟的控制有方，作为新闻类周刊的领导，他足够强，把每个人都安插得当。但更多新闻所不需要的丰富的世界缩影，在我心中悄悄滋长出来。已经记不清楚，是哪一个时刻，更多的细腻心思喷薄而出？开始在新闻之外，训练自己的写作。
是在多年之前的地震采访之中？那一夜回到了成都，已到了地震区里的绵阳、北川五六天，回成都是为了休养生息，也是只能留在此地。整个成都买不到回北京的机票，机场全是准备离开的人，一周后的机票甚至都售罄。交给朱伟几万字的稿件，工作是暂时结束，可余震频频，想休息也难。同事已经四散，我单独选择了天府广场的一家四星级宾馆，厚重夯实的大楼，那个年代的豪华建筑笨重老成，不像今天的时髦民宿般纤细，门外的天府广场还没有完全改造，也就是个普通的大球场的样子，正对面是四川科技馆，门外有毛主席像，挥着手，在地震时期的成都是个醒目的存在。整个广场空阔到了极致，成都人大约都躲藏在家中默默恐惧，有点像安哲罗普洛斯的《时间的灰烬》里的场面。
刚到震区的时候，并不知道余震是什么样子。从绵阳往北川进发，临行前在街头吃红油火锅，满大街的人都在吃喝，害怕房子垮塌，不敢在房子里面吹牛。沿街铺开了一条吃喝的河流，我和莫名其妙认识的人一桌，有当地消防局的，有央视的，都是临时碰上的，都准备第二天去北川，还不知道真实的灾区是何等样貌，吃着喝着，突然看到火锅里的红油泼洒了出来，微观的海啸，余震。但不知道害怕，坐在那里，腿突然弹跳了几下，才了解余震是间歇不断的，一旦晃动起来，就是无数次。
真到了北川，从无数垮掉的钢筋水泥的废墟上爬过去的瞬间，目击着断掉的残躯、模糊的血迹、破损的证件照和飘在半空中的成绩单的时候，才知道地震的可怕。喘息未定和救援者坐在斜坡上休息的时候，余震又来了，像是大地与你开玩笑，两条腿被弹到半空，又被放了下来，接触死亡，人才会恐惧死亡。
可是没地方说去。
周围都是死亡与苦难，你的恐惧不值一提。只有自己回到成都，把自己放置在窄小的房间里，窗门闭紧，可余震还是根本不管不顾再次袭击而来的时候，你才知道，这时候，你可以有自己的恐惧了，个体的、微弱的、不中断的、无辜的恐惧袭来，整个人开始在床上发抖——而此时，你的杂志，你的主编，你的新闻事业都与此无关，宏大新闻的叙事中，不需要这些微观渺小的情绪碎屑。
我还记得那夜闪电照亮窗外的那棵大树；我还记得第二天上街觅食时只有青椒芽菜没有鸡肉粒的“芽菜鸡丝锅盔”；我还记得在街头的按摩店里，沿街摆满了按摩椅上坐着的妖艳中年妇女缓慢抬起的鲜红指甲的手；我还记得宣布有最大余震的夜里，从高楼上望下去，出城公路被私家车挤满了的那种僵硬感；这一切都和我的杂志我的主编没有关系，只能做最自我的书写，新闻断裂的地方，自我的写作生长出来——当时写了篇小的散文《震余记》，收在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里，多年后还是不甘，大概是过于随意的书写，无法抹平这么纠结的往事回忆，时不时想起那夜的余震，半夜醒来，整个身体被抛在半空，然后砸到酒店的床上——不是本地人，无处可躲，只能在酒店等着。
酒店前台都慌张地去附近公园避难了，也通知了我们，说这幢楼只能防止七级地震，但今夜的余震，是八级，酒店对所有住客的安全不负责任，请你们去公园避难，可随身携带酒店的浴巾当作铺盖，拒绝了前往。当世界变得超现实的时候，那我们就安静地躲藏在角落里吧——丝毫不觉得公园里盖着浴巾的夜晚是平安夜。
附近的公园，应该就是人民公园，现在是闲散的旅游目的地，川流不息的游客，喝着盖碗茶，流水线般地被掏着耳朵，一种土味十足的制式化旅行，让人只想逃。
多年之后，谈起了这段经历，正好和《上海文学》的执行主编崔欣在一起喝咖啡，她鼓励我可以写下来。之前在这本老牌文学杂志发过旅行的散文，她放在一个固定专栏里，名字非常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令人骇笑。我表示抗议，她也没理我。这次聊到我的写作，她说干脆写一系列，给你开个自己的专栏，想个名字吧。
她可能喜欢我的文字，因有此建议，要知道同时在上面开专栏的是陈冲、徐皓峰，相比之下我是无名之辈。讨论了许久，专栏用了“望野眼”这个名字，在江南，这个词属于一听即懂：清明的时候坐船上，从河流上慢慢滑行，两旁的菜花田，一眼晃过的桃李花，都让眼睛看不过来，这种虚瞟风景，就属于“望野眼”的一种；民国流行的社会小说里，外省青年进入十里洋场，各种声色犬马也是看不过来，同样属于“望野眼”，但很奇怪，我没有明白这个词究竟来自书本，还是民间？或者是上世纪民国小说里的书面语？这个词显然不属于俗语，没有进入大众流行的语言体系之中，更是和当下的互联网语言有着巨大的距离，架不住我自己喜欢，专栏名称定下来，开始了周期性的写作过程。
一下子对自己写作有了新的认识，原来从新闻写作跨一步出来，文学创作的天地更宽阔。前者是集体，后者是自我，身体搬迁，目光流转，我发现自己抛弃了新闻行业，或者说我被新闻行业抛弃，都没有对我产生影响，我一下子站到了生命节律的震动中心，成了震动的一部分，写作，就是和生命这个体系发生共感，这是我个人的机缘。后面的文章，就越来越离开了之前定下的轨道，狂奔进入了新的现场。正好这两年因为不用上班，一下子有了大量游走的机会，各种人生冲入了我的眼帘，当然还有时代的缘故，之前社会上普遍的昂然向上的集体情绪，随着这两年的社会大变动，萎靡、凋谢，旁逸斜出了各种花样，社会不再整齐划一，人们开始放纵自己。
也许这种场面一直都存在，过去被采访任务遮蔽着，只是我看不到。
这种自然的游走，是观察人性的最好的时机，频频地见人，频频地写人，不乏特殊的、在主流社会之外的人，在他们的世界里怡然自得，失业避居乡村的媒体人，募集了巨款再建法寺的尼僧，四川内陆小城隐于山间的道长，在道观里做义工的、时常被狐仙附体的乡村妇人，请我们喝假茅台酒的本地企业家，在法院办公大楼里摆茶桌的时髦丽人，彝族婚礼上义务表演的小城歌咏队，暴雨之下，一夜之间损失了几十万瓷器和满池子锦鲤的景德镇名流，这些人，有的熟悉有的陌生，却大都是民间自然的、永恒的、舒展的模样，不在我们的新闻里，而在现实之中。写他们的时候，我没有批判、总结的意思，并没有人类学者调查的觉悟，完全就当作是我们身边的人与事在记录，他们是主流社会所忽略的人，却又是极为地道的中国人的样貌——至少在闹哄哄的社交媒体上，看不到他们的影子。
笔下的这些人物如此真实地存在着，存在感让我触目惊心。有年夏季的酷暑，在景德镇玩的时候，收到附近寺院尼师父的微信，说这么近怎么不开车来看看我，才知道，之前在北京认识的针灸名医，现在去了江西的著名寺院做住持。驱车前往，天气燥热到发疯，但一旦进入寺院，说来奇怪，天降暴雨，凉风习习，湖面上有虹霓的影子，仿唐的寺庙建筑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而寺院周围的几个村庄，居然也都是他们出资帮助进行乡村建设，这和历朝的名僧，有何区别？陡然明白，这些相遇，都是前定，看了看尼师父在寺院里的体面生活，想到自己交往，或者见识过的一些出家人，写了篇《寻僧记》，四大段文章，写的是出家人的成住坏空，大概因为写作对象的特殊，自己写完，觉得有明人散文笔触，但细细翻看，还是现代人的窥伺感——推门张望，没想到是一个如此延绵的世界，大概又有外人往里面伸头看的意思了。很多年前，网络上有人说我的文字，有外星人来地球的窥伺感，这种感觉大致多年保留，像这个地球上的陌生人。
其实地球上相遇的大家，大部分是陌生人，哪怕相伴走一段，也还是不可理解，我看看他们，他们看看我，互相目送一场。
两条腿不由自主抬起来了，与地球共振，我们都在行走之中，我们发现了地球共振的频率——其实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一样，都是自然力量的孩子。
传统媒体越来越少，新媒体越来越热闹，我们太沉迷于社交媒体给我们看到的现实，却忘了还有更广阔的现实。之前积攒下来的职业习惯，让我保留了观看的能力，这样一看才发现，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所说的不同时段的历史观，真的有道理，每天热闹的太浅表的现实，连短时段历史看中的材料都算不上，中时段的中国现实被完全忽视了，我偶然遇见的这些人，倒更像是更长时段历史里的人物，从他们身上，我流连于更古老时间的中国，与他们相遇，是细细触摸这个国家的肌理。
就连身边人的经历，都让我有如此觉悟，朋友在北京的大医院被宣判死刑，躲避在青城山的道观里，终究难逃一死，我倒也没有就此皈依了宗教，而是看到了一群人对待死亡的不一样的态度。这两年我观察世界的方式，大有改变，一方面，是彻底放弃了记者的职业属性，大约也是人到中年，所有的觉知能力不再与青年时期一样，更审慎，一切都缓慢地在我的生命里打开，哪怕是观看最日常的命题，吃、活着、生病和死亡，背后都有态度——张望不再是所有，要进入到更深的思之状态，不仅是我，其实这两年的社会整体何尝不如是？放弃了同一目标的社会，倒显示出另外一种生动。
一旦心有此念头，大概就会更努力地读书和写作，这时候才明白这两者对于一个普通人的重要性。我在向一切写作的前辈致敬，正是他们的思考和写作，让人类的生命长河变得完整起来。
题图来源：电影《走走停停》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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