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一种电影类型,让我们产生如此多的焦虑。

因为我们对科幻充满了热情和赤诚,迫切想寻找一种拍科幻片的路径。

科幻,是一种能全面检验电影认知与生产体系的类型。

一方面需要建立一种对科幻的认知,一方面要付诸创作与实践。

9月,北纬30°海岸线上,宁波象山,秋日的海边的一个玻璃房子旁边,竖起了一个巨大的白色牌子,上面有镂空的海岸线组成的山形,下面写着“科幻电影创造营”几个字,一群青年导演走进来,接着,导师们陆续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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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导师,应该是每个做科幻电影的人都想去找的人。

导演黄建新,他在1986年就拍过一部叫《错位》的科幻电影,非常前卫大胆地用科幻去表达对时代的困惑与思考;监制王红卫,从《流浪地球》系列到《宇宙探索编辑部》、《从21世纪安全撤离》,许多科幻片都需要他把脉把关。

然后,还有导演刘晓世、编剧杨治学、科幻作家任青、视效艺术家彭柯还有AI领域最前沿的科学家戴勃。

这是国内最跨界的一次导演训练营。

科幻与电影,都是科学与艺术的融合,都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诞生的一种科学逻辑与秩序下的惊奇魔法。阿瑟·克拉克说,当一种技术足够先进,就可以称之为魔法。科幻电影,则是基于对当下的理解、未来的想象进行的一次次魔法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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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的训练营,或许是关于科幻电影从世界观到方法论最全面的一次输出。然后5位入围导演将走进各自的片场,用有限的资金和拍摄条件去拍摄一部科幻短片。

科幻如何反映时代?科幻创作重要的是什么?AI在科幻故事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创造营里,最关键的或许是保持对时代脉搏的敏感,在科技的表象之下,挖掘出关乎人类未来的核心问题。

黄建新:科幻是一种“现在时”

“科幻的核心在于“新”。”

黄建新非常在意这一点。他监制的科幻巨制《群星闪耀时》刚刚在周庄开机,他乘车先到杭州,然后又到了象山,一上午的课现场氛围很好,热爱科幻又正在创作过程中的青年导演们聚集在一起,黄建新从电影、科技、时代各个领域带领这群年轻人打开了思考的维度。

科幻电影创造营所在的地方,叫青年与海会客厅,是一个面朝大海的地方,从玻璃窗望过去,海面上点点白帆。这里前所未有地形成了一种从科幻跨越多个维度的神奇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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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新说,所谓“新”,不是一味追求不同,而是通过人物、场景、故事,重塑观众对未来的认知。2021年,中国的全球票房收入世界第一,当时的全球科幻电影中,中国的作品只占了4%,但到今年,这个数字已经翻倍,达到了9%。

中国科幻电影已不再是边缘存在,而是时代呼唤下的必然崛起。

“观众需要通过电影获得全新的对未知的感受和概念,这就是科幻电影的核心。”

观众早已对旧有的故事失去了兴趣,他们渴望看到那些不曾见过的画面和故事,渴望在电影中找到时代的回响。

如何让电影中的人物关系、场景设计富有新意,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第一步。

有了“新”,观众才会跟随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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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强调“新”的时候,黄建新又强调了一个重要的点:

观众的心理体验。

“我们知道科幻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母题,就是对未知与时间的讨论。虽然科幻电影展现的是未来时,勾连的是过去时,但它最终想要传达的效果其实是“现在时”。

“无论电影如何呈现未来或过去,最终还是要带回到当下的现实心理体验。”

黄建新说,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当我们面对这些变化时,一方面感受到生存压力,另一方面我们的艺术表达却远远落后于这些变化。现在很多农村题材的电影水准不错,但在市场上往往表现不佳。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社会主体意识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题材只是我们“知道”的事物,而不是我们今天观众“切身感受”的事物。

相比之下,科幻电影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在有些地方超过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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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少反思科技?

杨治学是《流浪地球》系列电影的编剧,他是第一个来到科幻电影创造营上课的,与后来黄建新讲的“观众心理体验”呼应,他强调说,科幻,需要在现实的审视下。

因为我们的观众有丰富的现实主义观影体验。我们需要照顾到,大众认知范围内的时空合理性。

如果影片中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力水平与现实常识不符,那观众会觉得有“bug”,不过处理得好,这些“bug”也可能会成为叙事的亮点。

杨治学说,你的故事是科幻的,而你的人物必须是现实主义的,因为人物要带着观众进入那你的科幻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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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我们创作科幻的时候,很少反思科技?

杨治学说,我们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工业生产到两弹一星、航空工业,“落后就要挨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等认知已经深入人心,也一直在成为我们叙事的一种主流。

“这意味着我们的观众天然对科技有着认可的心态,科技与民族自豪感、社会发展历程的正向关联也正是历史发展的既有结果。反之,一个拥有与生产力水平不匹配的科技力的社会——尽管这对被殖民国家而言是有合理性的——显然是我们的观众无法理解的。”

但现在,中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自主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科技实力,会让人们对于科技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这都会影响到科幻电影的主题。

杨治学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将会出现以反思科技为主题的影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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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应该是常写常新、常拍常新

任青是近年备受瞩目的科幻作家,他连续三次获得银河奖,也提名雨果奖。任青的科幻小说在敏锐捕捉科幻语境下人物的心理真实状态,文学化的语言与心理描述,在植根本土社会的超现实的氛围中穿行,带来了独特的阅读体验,同时,充满画面感。

任青说,写科幻,要保住底线,就是要确立你是一个科幻叙事,然后突破上线,去寻找自己独特的、创意非凡的东西。

他提到,德国学者本雅明代在《摄影小史》中提出了“灵韵(Aura)”的概念,他说艺术作品要想吸引人是需要有灵韵的,灵韵是艺术作品的一个神奇的灵光,有着独一无二地唤醒人们共鸣的魅力。当机械复制技术广泛运用时,艺术作品的灵韵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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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青说,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之后,电影确实也面临着这一问题,在AI时代寻找艺术的灵韵。科幻作品在创作人物、设定人物的细节的时候,科幻设定要和科幻环境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创造出独一无二的拥有灵韵的个体。

“你的科幻质感,来自你的风格”,要确立自己的风格,要超乎观众预期,要有“破坏性”,用一些观众可能不在意的细节展现你的“破坏性”,每个镜头或者每个桥段都要精心设计。而观众会自行脑补整个过程。

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讲,人的大脑有一种冗余的过滤机制。虽然看似没在关注,但是大脑把这些信息留下来了。所以当剧情在观众脑中退潮以后,影片的气质与风格会留在脑海里,这就是“润物细无声”。

回归科学与艺术本质,在AI时代重估电影价值

导演刘晓世,用《长空之王》开创一种新的类型品类,空战片。

独特的航空工业背景,让他显得尤为“硬核”,但他在强调科幻电影背后所需要的知识体系,还是一直在强调电影的本质——

不要被技术的表象所迷惑。即便是在AI时代,电影的核心依旧是科学与艺术的融合。

刘晓世带来的课程叫:史前艺术与AI时代的电影。

当我们谈论科幻电影,我们要回到对电影本质的认知。

当我们依然对于电影的艺术性、技术性和商业性争论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建立对艺术本身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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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世说,固有的认知中,科学代表着理性,艺术却是感性的。

事实上,科学常受艺术的启发,物理和音乐成就了爱因斯坦,绘画帮助伽利略发现了地球“反照”现象,而艺术家也经常借助科学的手段进行创作,达芬奇把解剖学引入绘画,康定斯基把几何和绘画结合在一起。

“艺术创作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如果我们把科技、艺术和哲学统一起来思考就会得出答案。人类社会一切交融冲突的本质都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文明史就是思想史和哲学史,哲学把世界抽象化,提出关于“真善美”的终极之问,科学和艺术只是探索世界的手段。”

“而电影尤其如此,极致感性和理性的统一贯穿于整个过程,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观点:未来的艺术更加科技化,而科学也更加艺术化。”

古典画家为了追求焦点透视,用透视暗箱投影人像进行描摹,催生了照相术,后来有了动态画面,有了电影。

电影作为第七艺术,虽然与最早的绘画、雕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是一次对电影本质的挑战。从数字技术到AI的崛起,电影在感性与理性之间不断寻找新的平衡。

刘晓世提醒所有青年导演,做为创作者,还要认真反思几个很严肃的问题,电影是大众艺术还是精英艺术?是教化还是服务?走近观众还是疏离观众?艺术就应该是美观的,让人消遣愉悦身心的,最好能两者兼具,现实是苦难的,艺术的责任是让大众逃离困苦,但目前来看电影无论从内容到形态明显落后了,这需要全行业付出巨大的决心和努力。

“创作者不用恐惧AI,AI在打开一扇窗户的同时一定会关上一张窗户。

每个新的技术的诞生、普及与应用都宣告了一种传统行业的落幕与一种新的行业的兴起。在这样一个与技术密切相关的创作时代,我们应该用包括AI在内技术服务我们的新价值观、创作方式与创作手段,做我们想要做的东西。”

审视AI在科幻电影中的应用

视效艺术家彭柯,被戏称为“看着哈利·波特长大的人”。

他刚开始入行做视效,就是从《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开始。

他对AI的认识,就是直接进入生产环节。

彭柯在2017年就第一次使用AI进行广告制作,当时广告的预算不够三维建模,他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用三台摄影机拍摄了婴儿的一个正脸,两个侧脸,通过AI的编程实现了快速有效的人脸搭建。

同样地,他也拿这种方式处理了 “伏地魔”——因为伏地魔没有鼻子,如果要换人物形象的话耗费巨大。于是电影的研发部门写了一串代码,用流程把伏地魔的三面取下来,所有的中远景靠一键生成,只需人工消除一些瑕疵就能实现效果。

在最近参与的国内战争题材电影中,彭柯带领团队用大量资料“投喂”和“驯服”AI,在战争戏的概念场景设计上都生成了非常满意的效果,所以在他看来,电影创作者要明确自己的需求,AI才能为你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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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自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戴勃则讲述了AI整个成长过程,从一开始被叫做“思考机器”(Think Machine),到1956年第一次拥有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名字,后来演变到现在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指的其实是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AI的语言模型,根据已有词汇出现的频率和关联,预测下一个词汇,所以语言模型跟AI的“记忆力”有关,现在人工智能看起来有类似人的思考能力,其实是算力增长下“记忆”扩容,但本质并没有变化。

由于AI的语言模型建立在大量阅读既有文档信息基础上,所以使用AI就面临永恒的问题:大多数人的利益选择与少数人需求的博弈。

所以AI技术的确为电影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但它也存在一个危险:当它不断向大多数人的偏好倾斜,少数人反倒会被抛弃,而电影创作是需要找到独特的电影叙事、美学与表达。

戴勃提醒说:“最关键的问题是:AI在你的故事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故事才能从内在构建起来,并找到那些令人惊喜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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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卫,手把手帮助青年导演找到科幻叙事的方向

作为本次创造营的首席导师和监制,王红卫上课时间最长,因为他要对5位入围导演的剧本逐一深入剖析和指导,这是每一个导演在开拍前的剧本定调,至关重要。

王红卫的课从下午2点上到了7点,5位导演,平均每人一个小时。熟悉王红卫的同行都知道,他的时间安排非常精密,《流浪地球3》开始进入筹备,《刺杀小说家2》正在青岛拍摄,《群星闪耀时》在周庄开机,《我们生活在南京》在剧本创作中……几乎每一个重要科幻电影项目都有王红卫的身影。所以王红卫来到创造营给每个青年导演创作指导1个小时,是青年导演亟需的,也难得的。

这次科幻电影创造营,是中国(象山)北纬30°科幻电影周的创投孵化平台,在科幻电影项目和导演征集招募上采取了新的模式,组委会和科幻世界、科幻立方等机构和平台精选了26个人工智能主题的科幻IP,然后从全国招募到的导演中选择15位导演提交改编方案,根据改编方案又筛选两轮,最终选出了5位青年导演,9月2号,5位导演和团队抵达象山,开始堪景和上课,然后拍片。

所以,这次创造营,是以科幻IP改编为基础,用中国科幻文学的探索和积累,作为发掘培养科幻导演的基石。

王红卫在创造营现场兼具导师和监制的身份,比如对于导演阳子政要拍的《爱的小屋》(改编自陈楸帆科幻小说),他直接问,这个拍摄的场景找好了没有,因为这个封闭空间场景对于短片拍摄至关重要;对于青年导演孙兴盛,王红卫直接从科幻设定的根源去解决剧作本身问题;而要改编王晋康科幻小说名篇《生命之歌》的导演陈思翰来自台湾,王红卫从改编思路本身和剧本方向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与指导……王红卫说,创作的核心,不是迎合市场,而是要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传递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情感共鸣。

当我们谈论科幻电影时,我们在做些什么?2024年9月,北纬30°最美海岸线这里的科幻电影创造营,试图给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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