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是以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探求真理，并不断将这些真理运用到实践中去，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针对不同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不同阶段的方针政策也会有所改变。
正是在不断探求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才能获得真理。革命的过程中，由于曾经的一项政策，使得政委和司令员的分歧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致使我军在战争中损失惨重，上级领导们知晓后，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伟人因此将之前的政策进行了修改。
一、独立控制军队
北伐战争期间，我党与国民党进行了合作，共同反抗北洋军阀的统治，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党内合作，就是我党以个人名义加入到国民党的阵营中，但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内部开始有了变动。
他们开始了分共工作，并大肆迫害共产党员，随着汪精卫和蒋介石纷纷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失败，我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结束右倾错误路线，并发动起义，进行土地革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同时也是我党独立领导人民军队的开始。不久，伟人领导了秋收起义，但由于缺乏斗争经验，敌强我弱，某些将领在指挥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使得我军连连受挫，此次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
失败了就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因此，我党在三湾村召开会议，会议上，确定了党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伟人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
此次会议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从此，军队的政委拥有军队的最终、最高决定权，这项政策在当时无疑是最适合政治建军的一项政策，能够充分保证军队的政治建设和 组织建设，给军队的规范化、体制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任何政策都有利有弊，只是短时间内没有暴露出这项政策的弊端。比如说，如果军队政委和司令员的想法不一致，最终拍板定案的是政委，政委如果错了，就会给军队带来损失，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更会耽误革命的进程。
如果政委是对的，那么司令员的威信和威望就会受到动摇，如果政委是一位实事求是、谦虚的人还好，若是一位战斗经验不足，刚愎自用的人，那么司令员在军队内部就会很难再开展工作，司令员的每一项政策和命令都会受到质疑。
长此以往，司令员就会丧失工作热情，最终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与国民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由于我党在武器装备上和军需供应上不如国民党充足、精良，因此，我党选择了更为灵活的游击战，大多数都是在敌后战场。
奉行的战术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样不仅能够减少我军的伤亡，战术也更灵活，对敌人也会造成不小的损失。抗日战争进行到后期，也是兵困马乏，因此经常会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所到之处尸横遍野。
而驻扎在某村庄的我军得到日军马上就要抵达该村庄的消息后，并没有按照一贯奉行的战术进行撤退，最终导致我军伤亡惨重，政委拥有最终、最高决定权的这一政策因此被改。听说日军要进驻村庄，部队召开会议，商量撤退的相关事宜。
但是军队政委认为不应撤退，因为之前日军进驻也只是小打小闹，而且人数也不多，如果加以抵抗会取得胜利。司令员担心这是日军设下的圈套，想要带着军民撤离，正在两种观点相持不下时，军队政委拍板定论，结果，果然中了圈套，整支队伍几乎全军覆没。
二、修改政策
上级领导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震惊不已，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更是悲愤交加，司令员长期在抗日前线作战，自然是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先行撤退再想办法打击日军，不仅能减少伤亡还能拖延时间，等待后续部队前来支援。
政委长期做政治工作，在作战经验上相对于司令员来说肯定是欠缺的，但就是因为政委拥有“特权”，这才导致了整支队伍的损失。面对这样的情况，上级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商量这一政策是否要撤销。经过讨论后，伟人将这一政策进行了修改。
此后，军队政委不再拥有军事上的最高决定权。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需要实践来检验该项政策是否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党正是凭借着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和在实践中不断探求、总结经验教训的方法一步步完成革命的。
总结
政策没有好坏之分，需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一时一变甚至是一事一变，针对不同的情况，解决不同的问题，政策相对应的就会发生变化。一开始，我党需要政治建军，因此，军队政委拥有最高军事决定权。
但出现问题后，我党立即根据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及时的调整，避免了更多的伤亡和损失。司令员和政委的意见不一致，是很正常的事情，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问题，政委由于缺乏战争经验盲目地使用权力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针对这一问题，伟人也是痛定思痛，将政策加以修改，不仅稳定了军心，还让更有经验的司令员能够在战场上发挥自己的长处。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继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