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于1968年6月9日死在了北京301医院。“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一些被监护的干部陆续被释放，得以回家。但贺龙一事却始终没有动静。1973年的2月、12月，毛主席私下、公开都说了贺龙没问题，是他当时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此后，为贺龙平反的工作，才得以开始。
1974年，76岁高龄的周总理被检查出癌症已2年了，他没有选择丢下工作去休养，而是牢牢地抓紧余下的每一分钟。当时，华国锋、国务院的其他干部经常在夜里被总理叫去开会。这年的4月18日，周总理向华国锋交代了一项重要任务，让他复查贺龙的案子。
华国锋很敬重贺龙，领受任务后，他便开始仔细地查阅了当时的一些资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份“证据”，是民主人士李仲公送给中央的两封信。1968年3月，驻国务院参事室的军代表王炳辉等人，召开了一个揭发大会。在会上，王炳辉明确了会议主题：挖掘所谓的“历史问题”。
接着，国务院的参事们纷纷发言，其中，李仲公对王炳辉说，他有贺龙早年写得两封“亲笔信”，想要上交。同时，李仲公还要求，需要与周总理本人单独谈。
王炳辉电话联系上了周总理的联络员后，得到的答复是，马上把原信件送过去。这封信并不是1968年3月写的，否则，李仲公的造假技术和速度未免也太高太快了。由此可见，李仲公是早有预谋。那么，李仲公为何要这么做呢？
大革命时期，贺龙担任国民革命军独立15师师长。因他军事能力强，为人正直，被蒋介石“相中”了。蒋介石想要拉拢贺龙到自己阵营里，于是，他多次派人去当说客，但派去的人都被贺龙抓起来，个别的被执行了枪毙。
1927年3月，还没有公开叛变革命的蒋介石派了总司令部秘书长李仲公前去武汉，让他联络国民党高级将领反对武汉政府。之后一起反对共产党。
李仲公一个个地去谈，到了贺龙这里碰了钉子。贺龙把他绑了起来，押送到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总指挥唐生智那里，让唐处置。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考虑到李仲公毕竟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便劝说唐生智把人放了。
建国后，李仲公来到北京，向周总理“要官”，他想做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周总理认为他不适合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但也没有马上拒绝。就在总理感到为难之际，贺龙前来解忧。贺龙见到李仲公后，直接提起了当年的事。李仲公汗颜，赶紧逃离了。这两件事，使李仲公的心里埋下了报复的种子。
“文革”初期，李仲公上交了两封所谓的贺龙“亲笔信”。或许当时周总理也受了一些影响，使贺龙困在了西山。周总理1975年6月对贺龙夫人薛明讲：“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
华国锋请公安部的人，对李仲公提交的信件做鉴定。结果出来后，发现信纸是建国后生产的，和20年代的纸完全不同。另外墨汁含有的化学成分，也是建国后生产的。
当华国锋请示周总理如何处理李仲公时？周总理说，把调查结果告诉他，就能把他吓死，就这样吧。毕竟李仲公当时已经80多岁了。但1978年后，90岁的李仲公还是因陷害贺龙而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李仲公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本来根据政策“抗拒从严”，要对李仲公逮捕法办，但考虑到他年近90，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决定撤销他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80元生活费。
1978年6月20日，李仲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