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苏北大地上阴云密布，国共双方都在调兵遣将，一场决定中国未来的大战即将开始了。
淮海战役
就在这个当口，一艘小木船在夜色掩护下，悄悄从长江南岸的丹北镇（今江苏丹阳丹北镇）出发，逆流北上，在江都县（今扬州市江都区）靠了岸。
坐在船上的，是中共苏中第十地委书记金柯，与他同行的，是几个面色阴晴不定的陌生人。
上岸之后，金柯很快找到了江都县地下党组织。
然而，当金柯热情地伸出双手，要与来人握手时，几支黑洞洞地枪口却对准了他，随即，他和随行人员都被五花大绑，押送到了中共华中工委的所在地——江苏盐城射阳县。
华中工委纪念馆
面对审查人员，金柯大吼大叫：“我有绝密情报，要向华野领导人当面汇报，要是耽误了作战，你们承担不起！”
然而，当审查人员将一份卷宗摔在金柯面前后，他就变成了哑巴——卷宗上明明白白地写着：1947年5月，金柯在上海被捕后叛变，现任国民党保密局南（通）、无（锡）情报站站长......
苏南解放后，金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在临死之前，他依然糊里糊涂：我的身份是绝密的，共产党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01 虎穴里的“四朵金花”
1946年，在上海福州路上，有一家名叫“四如春”的点心店，门面虽然不大，口味却颇地道，招徕了不少老顾客。
在这些顾客当中，有一位名叫周明的年轻姑娘，是附近著名的中西大药房里的打字员。
福州路上的中西大药房
一来二去，周明与“四如春”的老板王小姐熟稔起来，一天，王小姐不好意思地对周明说道：“有一桩事情，不知道周小姐能不能帮帮忙？”
原来，王小姐有一位年龄相仿的小姨，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一名打字员，如今想要换一份职业，但却苦于找不到人接替，经常向王小姐抱怨。
淞沪警备司令部旧照
王小姐想到周明也是打字员，便问她能不能给介绍一个人，好顶替她小姨的位子。
听了王小姐的话，周明笑了起来：“哎呀，你说巧不巧，我就可以去做呀！”
王小姐有些吃惊：“去那里有什么好？薪水少得很，名声又不好听！”
周明摆出一副苦恼的表情：“你不知道，我和我们老板处不来，恐怕要丢饭碗呢！去哪里，好歹有碗饭吃嘛！”
听到周明这样讲，王小姐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王小姐的小姨引荐周明，进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当打字员，自己则顺利地辞了职，进入了上海的一家洋行，过起了轻松自在的“白领”生活。
上海洋行旧照
看着昔日同事交了好运，这让稽查处打字室的另外3名小姑娘羡慕不已，也动了换工作的心思。
她们很快发现，这位新来的周小姐，不仅在社会上人脉颇广，还是个热心肠——在周小姐的牵线搭桥之下，其余的3名打字员也先后找到了顶替自己的人选，从这份“钱少事多”的苦差事里解脱了出来。
然而，她们不知道的是，这位乐于助人的周小姐，与她介绍来的另外3名打字员，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共地下党员。
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这座鱼龙混杂的“东方魔都”，一直是情报人员眼中的“兵家必争之地”。
在这座城市里，中国共产党人既创立了闻名遐迩的“特科”，也遭遇过刻骨铭心的背叛......
一手创建特科的周恩来总理
自从解放战争爆发之后，如何及时得到国民党内部的第一手情报，就成了上海地下党人最迫切的任务。
而完成这一任务的重担，就落在了地下党员陈来生的肩上。
陈来生
陈来生最出名的一个身份，就是中央“一号文库”的最后一名保管人。从1942年到1949年上海解放，这批党的珍贵文献，在他的手中保管了整整7年。
然而，陈来生还有另一重身份——上海地下情报机构的组织者之一。
从1946年起，在陈来生的安排下，我党的情报人员先后打入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空军运输大队、国际电台、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作战处......一份份宝贵的情报，如同流水一般，被陈来生传递给解放区，成为解放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而陈来生的得意之作，就是对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成功渗透——
“四如春”的老板王小姐永远也不会知道，在1946年的某一天，当她的小姨来到店里，向她抱怨工作上的不如意时，店铺角落里一位不起眼的顾客，正是陈来生本人。
而在几天之后，打字员周小姐，就走进了“四如春”的大门......
自此之后，周明、傅亚娟、赵幼芷、柳茂才，这4位年轻的女战士，就开始了一段令她们终生难忘的“虎穴生涯”。
前排左起：周明、赵幼芷 后排站立：傅亚娟
02 在刀尖上跳舞
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表面上看起来不过是军方的下属机构，实际上隶属于国民党保密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特务机关。
在这里，不仅有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和条令，还有无数的秘密督查人员游走其中。自从进入稽查处的第一天起，这4位小姑娘就知道，身边有无数双眼睛，正在盯着她们。
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来传送情报，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从“废纸”中下手——
对于一些保密级别不高的文件，稽查处的监管并不严密，她们在打字过程中，就故意打错几行，再装作生气的样子，将错误文稿捏成纸团，扔进废纸篓里。
等到下班前，她们便将这些废纸裁开，分散藏匿在自己身上，用这种“蚂蚁搬家”的方式，将情报带出去。
民国时期的化妆盒 稍加改造便能藏匿文件
然而，对于一些重要和紧急的情报，这招就不灵了——在打印这些情报时，往往有特务人员在现场盯着，任何一点小动作，都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每到这时，这4位小姑娘就只能靠头脑默记情报内容，等到下班后，4人再将记忆内容进行比对，确认无误之后，再送到陈来生的手中。
在她们的努力下，上海党政军警联席会议记录、稽查处情报工作概况、稽查处伪造身份证件明细、逮捕的共产党人名单......这些重要的情报，都被她们一一传递了出去。甚至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内部刊物《日日情报》，在没有正式出版之前，我党的地下组织就读到了。
民国画报中的女打字员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可以坐在打字室里，等着情报“送货上门”，然而，在极其关键的特殊时期，她们也必须主动出击。
1947年5月的一天，她们突然发现，整个稽查处的空气都陡然紧张了起来——负责文件校对、发放的缮校室大门紧闭，灯火通明，门口派了卫兵，就连她们前去送打好的文件，缮校室也只是打开大门上的一个小窗口，接过文件之后便立即关上了。
种种情况表明，一定是出了大事！
为了搞清楚情况，周明和傅亚娟站在缮校室附近，一边装着聊天，一边飞快地思考着，究竟怎么才能进入戒备森严的缮校室呢？
正当她们束手无策的时候，缮校室的大门突然打开了，负责抄写密件工作的特务黄湘先走了出来。
看到胡子拉碴的黄湘先，周明急中生智，连忙说道：“黄大哥，这才两天不见，你怎么成这副模样了？”
黄湘先瞥了两人一眼：“我哪有你们这么清闲？你们又不愿意帮忙！”
一听这句话，周明和傅亚娟连忙顺杆往上爬：“谁说的，只要黄大哥开口，我们肯定帮忙，这不是害怕主任不同意嘛！”
听了两人的话，黄湘先寻思了一会儿，愤愤地说道：“我去找主任请示，总不能把我们累死吧！”
得到批准之后，4位姑娘终于进入了缮校室。黄湘先指指桌上一份厚厚的卷宗，说道：“抄吧，一式两份！”
接着，黄湘先又叮嘱道：“这是向国防部二厅直接报告的密件，走漏了消息，可是杀头的罪名！”
翻开卷宗，周明等人心里都是“咯噔”一下：这份卷宗中记载的，正是为华东野战军采购紧缺物资的上海大华公司及其经理、中共上海地下金融工作领导人忻元锡的详细情况。
看着这些详细的情报，周明等人心里非常清楚：一定是出现叛徒了！
忻元锡
4人一边抄写，一边苦苦思索着，该如何将情报传递出去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窗外的天空也逐渐黑了下来。这时，4人中官阶最高的傅亚娟突然有了主意——
只见她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故作惊讶地说道：“哎呀，天都黑啦？我看今天是怎么也抄不完啦！”
说完，傅亚娟拿起电话，命令勤务兵到附近的饭馆里要一桌酒菜，送到自己的宿舍去。
挂断电话，傅亚娟走到黄湘先身边，说道：“黄大哥，今天大家都累坏了，我个人出钱，请大家到我宿舍里喝两杯怎么样？”
傅亚娟的这一提议，让原本就嗜酒如命的黄湘先颇为心动，他迟疑了一会，说道：“咱们都去喝酒，这......不太妥当吧？”
傅亚娟装作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小酌两杯，能花多少时间？大不了咱们留两个人！”她随手一指周明和赵幼芷：“你们两个委屈一下，继续在这里抄。回头给你们也送点吃得来，亏不了你们！”
周明和赵幼芷心中自然有数，连连答应下来。
等到众人离开后，周明和赵幼芷连忙将卷宗中的关键信息抄写下来，随后，周明又将这份紧急情报冒险带出了司令部，交给了陈来生。
正是由于这份情报的及时送出，我党地下组织通过泄密的内容，很快确定了叛徒的身份，正是时任苏中十地委书记的金柯。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党地下组织在及时切断与金柯有关的情报网络，并安排忻元锡等人撤离之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开展“锄奸”行动，而是等到金柯潜回解放区，密谋探查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具体位置，准备实施轰炸的关键时刻，才将他与随行特务一网打尽——这就是本文开头那一幕的由来。
虽然整个行动滴水不漏，但为以防万一，在确认金柯叛变后不久，中共地下组织就安排周明从淞沪警备司令部撤离，回到了解放区，而另外3个姑娘，则要继续潜伏下去，继续她们在“刀尖上的舞蹈”。
03 美女的烦恼
自从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以来，赵幼芷就陷入了深深的烦恼当中。
一方面，为了保证安全，赵幼芷离开了自己的家，搬进了稽查处安排的单人宿舍，并与自己的亲朋好友切断了一切联系，这让年仅24岁的赵幼芷感到分外的孤独。
另一方面，为了获取敌人信任、更好地获取情报，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里，赵幼芷又必须保持另一副面孔：懂时尚，爱打扮，能唱歌跳舞打麻将，时不常还要与同事们逛街、喝咖啡、看电影......
这种“分裂”的生活，虽然是地下工作者的常态，但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会感受到那种无以言表的痛苦。
在这之外，更让赵幼芷感到烦恼的，是来自特务们的“炽热追求”——
正值青春年少的赵幼芷，身材纤长高挑，一张白净的瓜子脸上，两只水灵的大眼睛顾盼生姿，在偌大的淞沪警备司令部里，也算得上最出挑的美人。
赵幼芷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美女的身边，永远都不会缺少追求者，但如果这些追求者都是敌人，那可就麻烦了——
当时，在赵幼芷身边，追求她最起劲的，是稽查处稽查大队一名姓汪的副大队长。这人不仅三天两头约赵幼芷出去吃饭、看电影，还在稽查处里到处找人说媒，搞得赵幼芷心烦不已。
心烦归心烦，赵幼芷却不能当真与这位实权人物撕破脸，无奈之下，赵幼芷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每当汪某请赵幼芷外出游玩时，她都会拉上傅亚娟一起去，有这个“电灯泡”在，汪某即使想要表露爱意，也没法张口了。
一来二去，汪某终于泄了气，赵幼芷总算轻松了不少。
然而，赵幼芷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她与傅亚娟之间的“闺蜜”人设，会引来一场巨大的危险——
1948年春天，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上海滩上的各个特务组织，都加紧了搜捕中共地下党员的行动。
一天，走在街上的傅亚娟遇到了原先与她一起参加过学生运动的一名男同学，两人闲聊了一会儿，便分开了。
第二天，当傅亚娟再次路过那条街道时，突然从街边冲出一群人，不由分说便将她抓了起来，带队的，正是她的那个同学。
原来，这名男同学，此时已经成了党通局驻上海办事处的一名特务，本着“宁可错抓、不可放过”的原则，他便向昔日的同窗下了手。
党通局局长叶秀峰
傅亚娟被捕后不久，陈来生便得到了消息，他心急如焚，马上设法联系到了赵幼芷，要她想办法出来见一面。
按照陈来生的想法，傅亚娟被捕，赵幼芷和柳茂才随时有暴露的危险，应当马上撤退，刻不容缓！
然而，听了陈来生的讲述，赵幼芷却非常冷静，她认为，以傅亚娟的为人，绝不会轻易叛变，淞沪警备司令部这个情报源非常宝贵，一旦撤退，再想要派人打进去，就是难上加难了。
何况，党通局继承的是中统衣钵，与稽查处所属的保密局——也就是军统一派——向来水火不容，党通局不可能轻易将消息透露给稽查处，如果能在短时间内营救傅亚娟出狱，这件事可能稽查处根本就不会知道。
经过一番争论后，陈来生终于同意了赵幼芷的3条建议：
1、尽快营救傅亚娟；
2、让年纪最小的柳茂才以请假的名义撤出来观察情况；
3、赵幼芷则继续留在稽查处，暂时停止情报收集工作，等到情况明朗后再做定夺。
这意味着，赵幼芷将彻底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境。
新四军
在那段时间里，虽然稽查处表面上风平浪静，但仍然有些“嗅觉灵敏”的特务，察觉到了一丝异常，时不常地跑到打字室来探头探脑，拐弯抹角地打听傅亚娟和柳茂才的去向，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半试探地问赵幼芷：“说老实话，傅亚娟和柳茂才是不是‘四明山’的人？”
“四明山”，是从前军统内部对于新四军的代称，可见，此时已经有特务对她们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
每当这时，赵幼芷都会强压住心头的恐惧，板起一张俏脸，嗔道：“吃饱了没事干么？这种玩笑也敢乱开？！再胡说八道，小心我去告你！”
幸运的是，事情之后的发展完全印证了赵幼芷的判断——当党通局特务抓捕傅亚娟的时候，为了保护同志，她第一时间将身上携带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徽章吞了下去。
而当党通局审问她时，她不是大哭大闹，就是装傻充愣，一直没有泄露自己的身份。
由于没有实际证据，再加上我党地下组织的营救，傅亚娟终于被释放了。在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寄去一封辞呈后，傅亚娟也连夜被送回了解放区。
随着傅亚娟的脱险，赵幼芷终于恢复了安全，柳茂才也结束了“休假”，回到了她的工作岗位上。
此后，赵幼芷和柳茂才互相配合，从稽查处搞到了保密局潜伏布置疏散人员名册，为上海解放后的迅速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04 尾声
1949年5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入了上海，昔日戒备森严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已是人去楼空。
这时，赵幼芷怀抱着她心爱的小天使塑像和一支熨斗，与柳茂才轻松地走出了司令部的大门。
阳光洒在两人的身上，她们高兴得几乎要唱起歌来了......
在虹口附近的横滨桥头，她们见到了前来接应的陈来生。陈来生带着她们赶到了溧阳路上的兰心里1号，与集合在这里的其他同志一起，静静等待着上海解放的好消息。
左起：柳茂才、赵幼芷、陈来生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四朵金花”虽然天各一方——罗明去了昆明、傅亚娟到了无锡、柳茂才定居南京，而赵幼芷从部队复员后回到了上海——但她们之间的情谊却是历久弥新，即使在几十年之后，她们在互通电话时，使用的称呼，依然是当年在一起战斗时的代号......
谨以此文，向4位永远年轻的“美女”，以及无数的地下工作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