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虹雷
廖虹雷
1946年生于宝安县，1987年鲁迅文学院毕业。深圳市本土文化艺术研究会原会长，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第二届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1966年开始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先后在惠阳地委文工团、宝安县文艺轻骑队、宝安县文化馆、罗湖区委宣传部等单位工作。出版《深圳民俗寻踪》《收藏深圳岁月》《深圳风物志·风土人情》《深圳民间节俗》等专著。曾获“中国人口文化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等30多个奖项；曾获“深圳市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和“广东省优秀民间文艺家”称号；被称为“深圳本土民俗文化守护者”。
口述时间：2024年7月26日
口述地点：深圳市政协
数十年来，我投身于深圳市民俗文化研究，对深港历史文化渊源有了一定的认识，也见证深圳完成了从边陲小镇到国际化大都市的蜕变。深圳与香港，地理上是一衣带水，血脉上更是同宗同源。从千年前的迁徙定居，到近现代的沧桑巨变，两地人民始终心手相连，同舟共济。
壹
廖氏先祖在宋朝从中原迁至福建，再从福建迁至广东，直到在深圳河两岸定居下来，后裔逐渐遍布深港两地。
从香港过来的洋货
我在阳台山下的一个山村出生，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深圳还是一个较穷的地方，而彼时的香港已是个经济发达的城市，那时两地没有关卡，人们可以翻山越岭或者乘坐渡船前往。为了谋生，父辈们常常挑着水果、柴草等，徒步或坐船去香港新界上水、元朗等地变卖，再采购些洋布、洋蜡烛等洋货回来，所以深圳墟（现罗湖东门老街一带）很早就是深港繁华贸易集散地。
到了1960年代，内地经济困难，商品贫乏。我们这边许多在香港有亲戚的人家，会收到从香港寄来的衣服、毛巾、鞋子等生活物品，香港亲属探亲时也会带来一些油糖、面包、饼干等食物，接济深圳这边的亲人。
小时候，我很好奇，为什么那么多的深圳人会有香港亲属？待到年长些，我才明白，原来200年前香港和我们同一个县邑，一家人。比如我们深港廖姓都是同一个祖宗，800多年前从中原迁至福建，再辗转迁至广东，直到在深圳河两岸定居下来，后裔逐渐遍布深港两地。2005年，我们和香港的廖氏曾经组团赴河南寻根，确认了深、港廖氏的祖先是河南南阳市唐河县叔安公后裔。
深港居民同宗同源
参加工作后，我对深港居民同宗同源的理解更为深刻。2017年农历小年，我受邀参加“长岭耕作口”（当地村民来往香港新界“飞地”耕种而设在界河上的7个陆路通道之一）南北两岸的香港莲麻坑村和深圳长岭村的新春联欢盆菜宴。当天下午，我到了深圳河边的长岭村，老远就听见响亮的锣鼓声。村里到处彩旗飘扬，100多桌盆菜席面对着“同心共筑 美好家园——长岭村迎春晚会”舞台依次排好。不少香港莲麻坑村的村民也赶来参加这一年一度的乡村盛会，现场热闹非凡。
没过多久，农历大年初九，我和许多长岭村的村民又受邀参加“香港莲麻坑村春节联欢”盆菜宴，这次场面更加热闹。山村飘满彩旗，拜年的麒麟从村头舞到村尾，锣鼓震天。吃盆菜宴时，我惊奇地发现两村盆菜宴的菜式与仪式是一样的，大盆菜都是一层层从下往上叠加萝卜角、炸猪皮、焖腐竹、红烧肉、炸鳗鳝、炸鲜蚝、白斩鸡、烧鹅鸭、白灼虾等。
聊天之际，我得知两村人都姓叶，莲麻坑村已有300多年历史，长岭村叶氏其实是莲麻坑村的分支。像莲麻坑村和长岭村这样深港两地居民同宗同源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和我们廖氏一样，香港新界的邓氏、文氏、侯氏及彭氏也是在宋元时期从中原一路迁徙过来，经过千百年的开枝散叶，逐渐发展成为大族。如今，这五大氏族仍聚居在九龙新界北部的数十个乡村里，与深圳宗亲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廖虹雷1982年首次赴港进行文化交流时在香港湾仔留影。
贰
港资在深圳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不仅满足了市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更为深圳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深圳村民到香港“飞地”养鸡
1979年，宝安撤县改设深圳市。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行政区域划分为关内（特区）和关外（非特区），我被调去关内的罗湖区委宣传部工作。当时正是经济特区初创年头，改革开放在深圳进行得如火如荼，这片土地上的每个角落都是沸腾的。我们宣传部的任务就是发现、总结干部群众创造出来的新经验、新观念，把原来抽象的理论宣传，变成具体的生动活泼的事迹宣传。因此，我们经常到各个先进典型所在的村落采访，总结和宣传特区的新生事物。
其中，罗湖区莲塘村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靠发展生态农业提高了经济收入，壮大了集体经济。自1976年过境耕作恢复后不久，莲塘村人就利用本村在香港新界的100多亩“飞地”（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地理位置不在其行政管辖区内的地块）与香港五丰行达成合作，投资建立宝安县（深圳建市前身）首个饲养20万只鸡的现代化养殖场。莲塘村负责养殖，鸡只由五丰行购销，收入五五分成。
由于养殖规模大，每天都会产生很多鸡粪。农民想运回来种地，因为要报关检疫很麻烦，运不了，但是丢掉又觉得可惜，莲塘村人就想了个办法——挖鱼塘。用鸡粪喂鱼，鱼养大了，还可以卖到香港赚钱。可是好景不长，鸡粪太多，鱼塘里的水太肥了。莲塘村人就又开始种菜，用鱼塘里的水浇菜，相当于施肥。长好的菜可以拿到香港市场卖，当时青菜在深圳一斤才几毛钱，而在香港却能卖七八元，农民们又赚了一笔。后来菜种得太多，莲塘村人就开始办养猪场，进口良种猪，用卖剩的蔬菜喂猪。这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些做法是生态农业、循环经济，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让农民钱包鼓了起来，而且让莲塘村逐渐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的典型。
随着莲塘村在边境河打开“缺口”，罗芳村、渔民村、罗湖村、向西村、蔡屋围村、黄贝岭村等都纷纷在香港“飞地”上种菜、养鱼、养鸡，实行多种经营，壮大集体经济。沿河边境村庄有了家底，接着盖厂房、建大厦、办商场、开酒楼……在全国率先涌现出渔民村、罗芳村、渔农村等一批万元户村，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新三宝”让农民收入翻番
沿河边境村在香港有“飞地”，通过跨境农业实现致富，那其他没有“飞地”的村子怎么发展经济呢？很快，他们也看到了香港市场的其他商机，开始探索自己的致富之路。让我至今未忘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深圳的农民依靠往香港售卖“新三宝”，即红虫、草蜢、禾杆草，迅速壮大集体经济，增加个人收入。
当时，香港旺角有著名的雀仔街和金鱼街。在这些成行成市的街上，成千上万的鸟天天要吃食，数十万尾的大小金鱼日日要喂。那时还没有专门生产鸟鱼饲料的企业，即便有，也比不上天然饲料草蜢、红虫。鸟吃了草蜢，毛色特别漂亮，叫声特别清脆；金鱼吃了红虫，色泽特别光鲜，游姿特别生猛可爱。于是，香港花鸟虫鱼供应商盯上当年没有开发的深圳，原生态乡村的草蜢、红虫、蚯蚓、禾虫等小昆虫多的是。这门生意由一家土产出口公司来做了，他们在全县组织收购草蜢出口香港，不少生产队还专门组织青年“打蜢专业队”，至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全面开展城市建设才慢慢消失。
罗湖区布心村（现罗湖区东湖街道布心社区）则抓住了红虫市场，村里组织了一支红虫生产专业队，把村里的牛屎、猪屎集中倒在十几块田里，蓄水耙匀，十天半月后，田里就长出一条条缝衣针大小的小红虫，然后把这些小虫捞起洗干净，集中卖给土产出口公司。我当年专门采访了布心大队，了解到他们从118户中抽出118人组建专业队，辟出138亩低产田试养红虫，两个月赚了1.6万元，1980年赚了8.4万元，到了1983年光红虫一项收入23.9万元，当年人均分配从此前的200元左右升到1180元，翻了几番。
禾秆草，农家一直视为宝，用它可以盖房、编草垫、烧草木灰沤肥。深圳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由附城、南头、西乡、沙井和松岗公社用船运出口香港，供香港马场喂马。1979年沙头角一个生产队禾秆草卖28港元一担，一造（收割稻谷一年分两造）就卖得一万多港元，每个劳力多分400多元。农民把禾秆草卖给香港，赚取外汇再进口二手车卖。当时人们打趣地说“深圳几乎所有的边境村民都用稻草换汽车”。“禾杆草也是宝”也成为老一辈深圳人提倡节俭的流行语。
开办首家深港合资餐厅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深圳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罗湖火车站一带流动人口骤增，港澳同胞大量入境，周边县市以及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群众也来到罗湖，吃饭问题成了当时让人“头痛”的事情。一方面是凭粮票买饭，港澳同胞没有粮票，开始买不到饭，后来饭店被允许卖“高价饭”，也就是一两白米饭多收2角钱。要知道，那时国营粮站供应的“牌价米”一斤2角4分钱，次一点的糙米才1角8分钱。买一碗3两的白米饭虽然多花6角钱，港澳同胞总算吃上饭了。
另一方面就是餐厅很少，只有几家国营饭店和小食店。当时广州有家杂志刊登了深圳吃饭难的文章，记述几间饭店“挤爆棚”的情况，说及一位外地来深圳出差的干部在餐厅轮候了两小时仍“米水没打牙”。1979年，荔枝成熟季节更是人山人海，香港人在深圳街的几家餐厅轮候至天黑仍吃不上饭，只得靠荔枝充饥。后来，凡到深圳投墟（参加集市）的港澳同胞全都自带罐头食品和饼干汽水，广州人来深圳也互相叮嘱:“带上面包干粮没有？”
看到这个让人“头痛”的现象，刚成立不久的罗湖区委班子急坏了。于是，他们准备在火车站旁边的罗湖村拿出8亩闲地并提供20多名工人，由香港上水双谊公司投资300万元港币，合资办餐厅。然而饮食服务行业没有合资先例，当时区领导秉着“宁可不让我当书记，也要办成这件事”的决心，找到市领导多次汇报沟通，终于获得批准，新兴餐厅在1979年9月16日开张营业。广州各大报纸报道深圳新兴餐厅只花个把月就从搭建到营业，确实是“深圳速度”。上了新闻的“明星”新兴餐厅，不仅有热气腾腾的烧鹅饭、叉烧饭、老火汤和炖品等港式饭菜，还出售雪糕、汽水、奶茶等。餐厅除了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7点半营业外，还派出“新兴餐厅流动车”，在市区汽车站、深圳戏院门口等处售卖。据说，当时光是餐车一天的销售额竟可与深圳最大的新安酒家营业额不相上下。
新兴餐厅产生“蝴蝶效应”。1979年，深圳市饮食服务公司与香港妙丽集团公司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宾馆——竹园宾馆；1980年，香港泳明食品厂在东门老街独资经营西餐厅；1992年，香港华润超市在深圳开设内地第一间中外合资的连锁超级市场——华润超市爱华店……从茶餐厅、宾馆到超市，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可以说，港资在深圳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不仅满足了市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更为深圳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航拍深圳河（罗湖段）。深圳晚报记者 宁杰文 摄
叁
深圳与香港同根同源、休戚与共，位于深港交界的深圳河，在历史的光影里静静流淌，见证着两座城的交互融合。
香港作家首次访深探春
春江水暖鸭先知。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文化人，首先感受到祖国大地改革开放的春风，毅然“探春”而上。受市文化局委托，1980年4月20日，一大早我就和其他三位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到罗湖桥迎接香港客人。来客是刘以鬯等7位香港著名作家，他们此次访深是想看看深圳河的北岸究竟在发生什么变化。
大家虽素未谋面，但通过作品神交已久。在罗湖桥上，我们一见如故，颇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感。走在最前头的是刘以鬯老先生，也是此次访问团的领队。他谈到自己上次来深圳，还是1948年的事了。当时他从上海途经深圳去香港，在火车上瞥见窗外的小镇深圳，水田纵横，低矮的房屋坐落其间。下车步行了百米路，就匆匆跨过罗湖桥出境了。
如今再次跨越罗湖桥，眼前光景早已不同。整个罗湖区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施工现场，广深铁路周边的和平路、建设路都在大规模筑路、打桩和挖地基建高楼大厦，道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根本没什么下脚的地儿。我们原本安排坐车游览，但香港作家们执意不肯，坚持步行前往。多次劝说无果，我们最终还是领着香港作家们，一脚深一脚浅地往东门老街走去。路上常有单车匆忙掠过，响起一串车铃声。
见惯了香港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走到具有岭南特色的东门老街，瓦屋、骑楼、土特产店铺竟让香港作家们顿生“回乡”之感，倍感亲切。我们带着他们买了些蚝豉、蚝油、荔枝等土特产，才又辗转去了深圳水库。走进水库旁的红楼纪念馆，我们看到了周恩来总理生前关心香港同胞、亲自批示建设东深供水工程的珍贵历史记录，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先后在这里留下的照片和题字。香港作家们长时间在一些老照片前驻足、观看、思索，感动不已。我至今仍记得，刘以鬯先生当时无比感慨地说：“香港人从1965年初开始饮用的水，没想到倾注了国家领导人这么多的心血。东江水如同血液般流淌在香港同胞身上，祖国亲人和我们血浓于水！”
深港文化交流内容日益丰富
尽管刘以鬯先生一行访问时间比较短，但就此拉开了深港文化交流的序幕。不久，香港作家曾敏之、巴桐、张诗剑等也陆续访深，深圳的作家也去香港，两地作家交流愈发频繁。与此同时，深圳与香港的文化交流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香港新界常有足球队、篮球队来深圳进行体育文化交流。为了感谢香港同胞在深圳投资的热情，增进深港两地居民的友谊，1985年初，我们罗湖艺术团接到了去香港演出的任务。
罗湖艺术团于1982年成立，我们通过公开招考，招到了一批在深圳工作的教师、干部、职工，他们曾在北京、上海、广州当过专业演员或毕业于艺术院校。工作之余，大家一起编排魔术、独唱、舞蹈等节目，经常到深圳的工厂、学校里演出。作为深圳首个去往香港演出的业余艺术团体，我们在节目内容和形式的编排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比如，我们借鉴了港台通俗文化和流行器材先进的特点，筹钱买下了市里第一架电子琴和第一个无线麦克风，创作了舞蹈《飞吧，特区》、《开拓》和乐曲《欢腾的特区》等一批有深圳特色的文艺节目。
1985年5月，罗湖艺术团首次前往香港新界演出。香港同胞在演出前一周就登报宣传了这次演出活动，营造气氛，演出会堂更是摆满了香港同胞送来的花篮、锦旗。在7天的时间里，我们一共演了8场，把深圳改革开放的新形象深深地留在了香港同胞的心里。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深圳与香港同宗同源、休戚与共，位于深港交界的深圳河，在历史的光影里静静流淌，见证着两座城的交互融合。未来，两座城市将会继续携手书写更加波澜壮阔的画卷。
采写 | 深圳晚报记者 邱志东 实习生 李秋悦
编辑 | 金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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