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初，历史学家诺曼·史密斯从休谟的著作中推断出，休谟的新哲学始于对道德哲学的思考，且《人性论》的“论道德”部分先于其他章节完成。这一推论深刻揭示了休谟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动机。
18世纪初的英国，随着君主立宪制的巩固，社会政治趋于稳定，但公民道德的健全成为新的焦点。道德哲学从对权利的关注转向对美德和礼俗的广泛讨论，休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自然法传统中汲取灵感，又对其进行了深刻批判。
自然法理论自古希腊罗马以来，一直是西方伦理政治的基础。然而，休谟质疑其外在强加性与神性基础，转而强调人性的世俗与经验解释。他认为，道德判断应基于情感而非理性，宗教不应干涉法律和道德，从而试图在自然法框架内重建道德哲学。
休谟的伦理政治哲学可视为自然法理论的近代革新。他批判性地面对传统与宗教，将道德和法律科学的基础置于“人的科学”中，这一科学既不需宗教前提，也不依赖霍布斯的无神论前提，而是完全经验性的。
在自然法传统内，休谟面对的核心难题是道德的人性基础。格劳修斯强调人性的合社会性，而霍布斯则偏重自利。普芬道夫试图在二者间寻找平衡，却陷入两难境地。休谟则进一步将道德判断的重心从理性移至情感，认为道德感源于人性中的苦乐感与经验习惯。
休谟不仅挑战了自然法的理性基础，还重新定义了“自然”与“人为”的概念。他认为，正义等人为美德虽非自然产生，但对社会维系至关重要。通过习惯、协议与法律，人为美德可获得类似自然法的地位，从而弥补自然状态的不足。
休谟的认识论为其道德哲学提供了坚实基础。他强调印象与观念的区别，特别是反省印象在信念形成中的作用。信念虽非必然真实，却能在情感驱动下成为行为动机，进而维系社会秩序。
最终，休谟将哲学思考应用于公共生活，通过历史研究培养审慎与道德鉴赏力。他的《英国史》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录，更是对道德原则与政治实践的深刻反思，展现了休谟作为启蒙时代思想家的独特贡献。
休谟与自然法传统的交锋，不仅推动了近代伦理政治哲学的变革，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他的怀疑主义、经验主义与历史主义视角，至今仍对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