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马克·玛佐尔的祖父马克斯一开始是社会主义“崩得”组织（也可以理解为犹太人工会、犹太人同盟）的成员，他负责设置反对沙皇军队的路障，但从未向自己生活中的任何人提及此事。他的妻子弗鲁玛来自一个饱受大恐怖蹂躏的家庭，但不知怎么地却进入了苏联社会。
Mark Mazower
Other Press
在《你没说的事》（What You Did Not Tell：A Russian Past and the Journey Home）这本书中，玛佐尔讲述了自己家族的非凡故事，讲述了一代人及其后代的牺牲和沉默。通过大量的信件、照片、采访和档案，他勾勒出了一幅动人的家庭肖像，命运驱使这个家庭陷入了众多二十世纪的恐怖：斯大林格勒围城、维尔纳犹太人区、被占领的巴黎，甚至纳粹国防军的队伍。
《你没说的事》是由一位历史学家运用他的学科研究方法写就的充满激情且深刻的回忆录，马克·玛佐尔通过他自己家族的生活和希望，探索了二十世纪欧洲所发生的斗争。
今天的推送摘自这本书的第一张“崩得主义者”。
虽然编辑总是盼望“重版出来”，但经常也有“初版出不来”的时候。我们将在这个栏目里推送一些“初版出不来”书稿的书摘。
父亲出生那天，祖父表现很棒。马克斯曾数次担任公司董事，他也经营着一家工贸有限公司，出口谢菲尔德制造的机床到东欧。在这张照片里，他身穿三件套西装，紧扣的外套，袖口与轻轻夹着的香烟传达出几分敬意，沉着而怡然自得地处理着资产负债表、交易仓位以及资本。
但他身上隐隐散发出一种警觉的气息，暗示他是一个警惕的人，他提防地朝旁边瞥了一眼，可见他隐藏了多少小心，也就显露出了几分谨慎。一位名叫鲁道尔夫·洛克尔的无政府主义头领曾在笔下回忆世纪之交他在伦敦认识的政治流亡者，把他们描述成少言寡语的人，马克斯就是这样的人：他的妻子弗鲁玛称他为“闷葫芦”——因为他总是让话驻留在肚皮里，很少让它们溜到嘴边。他绝无语言困难症——他能流利地讲四种语言，英语简直无可挑剔，甚至不带一丝口音，但除非真有必要，马克斯才会将它们说出来。
他是弗拉迪米尔·列宁、孟什维克领导人尤利乌斯·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以及未来的苏联外长马克斯·利特维诺夫（Maxim Litvinov）的同时代人，他的人生道路几乎确定无疑地与他们产生了交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进入商界，为维尔纳城一家俄国船运公司工作，同时卷入了一场地下社会主义运动。它的全称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的犹太工人总联盟（Der Algemeyner Yidisher Arbeter Bund，in Lite，Pelyn Un Rasand），但被简称为“崩得”（bund），意为联盟。如今它几乎完全被遗忘：它的语言——意第绪语，勉强存活下来；支持它的人是生活在俄罗斯栅栏区的犹太工薪阶层，大多在战争中被歼灭了。但在那个时代，崩得在沙皇俄国左翼政党的诞生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马克斯以商人簿记员和革命鼓动者的双重身份生活，很早就懂得了谨慎、沉默和怀疑习惯的价值，知道这是生存所必需的。他从未把这些习惯——以及在他成长过程中一直保有的忠诚——丢到脑后。在他生命最后的阶段，马克斯不仅仅只是一名左派，他还是一个崩得分子。
成为一名崩得分子。这一切也许首先是出于一种感觉，一种对持久贫富分化的愤怒。
在人类哭泣的咸海之下
有一条可怕的鸿沟
不会有更黑暗的了，也不会比它更深——
它被血腥的赤潮染红……
一方面是受苦的工人、贫民、奴隶；另一方面是皇帝、贵族和剥削阶级。崩得的国歌，无产阶级为了未来革命唱出的一种“马赛曲”，号召民众在愤怒中起义，选择正义的一方，在社会主义红旗下战斗。联合国秘书长舒瓦斯特揭开“兄弟姐妹艰苦奋战”的序幕：渴望打破世界千年来的不公现象，伴之而生的是一种深厚的同志情谊。从一开始，崩得就在其激进分子中制造了一种非凡的温暖情感，成员对于彼此，还是对于崩得集体，都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忠诚，仿佛其本身不只是一个政党或组织，而是一种活生生的挚爱之物。在意第绪语中，这个词是mishpokhedikayt，一种家族观念。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残酷无情的敌人的世界，也许正是崩得催生的这种感情让崩得成长壮大，并长久地深入人心。
当然崩得不仅是一个情感问题——如果它只是一个情感问题，它就永远吸引不了像马克斯这样的现实主义者——它也是一个严肃的变革政治观念的工具。19世纪晚期的革命社会主义圈子，充斥着理论分歧引起的唇枪舌剑，各个政党在其中分分合合，种种派系在永无休止的辩论中不断形成和革新，讨论着未来的人类如何从过去吸取教训。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宽敞的帐蓬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人争吵着，二者又都与崩得进行辩论。他们都在卡尔·马克思严厉的注视下相遇，是马克思的著作激励着他们。当布尔什维克构想一个严格管制的集权政党，以此来谄媚列宁时，崩得却没有列宁，也不想要有任何领导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声称代表沙皇俄国的所有居民发声，而崩得主义者则自认为是专为俄罗斯犹太人发声的人。对他们来说，需要承认而不是忽视国家、文化以及语言差异。但崩得主义者不是国家主义者，且远远不只关注着犹太人的未来，他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想在中东为犹太人建立一个家园不过是一种幻想，也是一种危险的想法。成为一名崩得主义者意味着脚踏实地地和其他人一起参与社会主义运动，为一个更好的未来共同奋斗，努力推翻俄罗斯的独裁统治是这场斗争的一部分。至少那是二十世纪初的一个梦想，那时马克斯很积极，在沙皇帝国崩得还是最大最有影响力的革命力量。到20世纪20年代，崩得已经大不如前了；其中心地带被四分五裂，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罗斯大获全胜，这个梦就只属于过去了。
父亲出生的时候马克斯都五十多岁了，他前半生的秘密经历可以写成一本很厚的书，他留给他年轻的儿子的少量轶事所产生的疑问与解答的问题一样多。父亲后来说，他是一个谜，一个独来独往的人。在父亲儿时的一个朋友看来，他似乎是个神秘人物，安静地在楼上阅读，傍晚则下楼喝酒。很容易想象出一些间谍故事、流亡者的密谋、与政府部长秘密接触的情节，沉默引起猜想，而马克斯的沉默有多重含义。
对此弗鲁玛并不会知道得更多，因为她20世纪20年代初才遇到她丈夫，他已经把那些在激进中渡过的岁月撇在身后了，即使他们是恋爱关系，他也很少提起他的过去。他于1952年去世，弗鲁玛收到一封纽约出版社费拉格·乌泽尔·萨伊特(Ferlag Unzer Tsayt)用意第绪语写来的信，这是东欧犹太人深深扎根于上东城的政治生活的前哨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是一度强大的崩得残存的主要媒体渠道，由马克斯以前的一位同志管理，他曾想为马克斯写讣告。答复他的质询时，弗鲁玛承认对相遇之前他的所作所为几乎一无所知：“作为崩得的一个老成员，在崩得还是一个非法组织的时候，他就是一名活跃分子了，我丈夫甚至在晚年都从不愿意谈论他在其间参与的任何事情。”马克斯不仅仅对他的激进主义守口如瓶。她接着说，她嫁给他的时候他的双亲就已经去世，她甚至不知道他母亲的姓名。她也从未见过他的亲戚，就她所知，他最亲密的朋友都已去世。她说，马克斯甚至不确知他自己的出生日期。她最多只能送他们一张带说明文字的照片：“沙俄时代威尔诺市、罗兹市和其他城市的党务工作者领袖莫迪凯·玛佐尔。”
在二十世纪初的沙俄时代，威尔诺是沙皇俄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位于欧洲的铁路线与鲍尔蒂克交界的地方，是帝国的关键交通枢纽。1901年4月12日，海关官员看到一个年轻人肩扛一袋可疑的袋子蹒跚地走出火车站。他正准备将它装入一辆马车时，他们要他打开袋子。结果发现袋里装满成捆非法意第绪语报纸和传单。他们还搜出了一张用俄语潦草写就的指令便条：“伊格纳耶夫斯卡亚巷的角落以及布拉高维切斯卡亚大街面向波兰教堂的拐角，是牙医卡茨的诊所，可在三楼找玛佐尔，然后找马克斯——如果她不在家，就去波尔沙亚街的纳德扎达公司办事处，在那里找他。”
维尔纳警署很快确定这些材料有煽动性。按他们的话说，报纸《工人们的声音》，“有公开反政府的内容。”它宣扬必须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支持工人反对俄国政府的斗争，而俄国政府被称为“文明世界最野蛮的政府”，这份报纸是崩得出版的，其中也有一种俄罗斯社会民主工人党小册子，号召5月1日举行示威游行，这个日子让警察特别焦虑，还有几周就到了，报纸还用彩笔标记了“与野蛮的亚洲专制、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敌人一起下台”的口号。
当这个年轻人被控属于“自称为俄罗斯和波兰犹太人总工会‘崩得’的秘密社团”时，他声称从未听说过这个组织；他背包裹只是为了给他在街上遇到的某个人搭把手而已。伊格纳提夫斯卡亚公寓户主是寡妇萨拉·玛佐尔，她和三个儿子住在那里，其中一个叫莫德克赫尔（马克斯）。在那座公寓，或在他上班的娜杰日达航运公司办公室，没有发现任何涉案证据。马克斯本人——在警察局档案里被称为一名会计师——对他作为崩得的成员散发非法革命出版物的指控作了无罪抗辩。他说他不知道谁出于什么原因记下了他的地址，他的老板可以为他的良好品格作证。维尔纳检查官不为所动，认定他是参与工人运动的“秘密犯罪组织”成员和散发反政府材料的四名男子之一。警察发现他的名字与他就职的贸易公司的名字在其他调查中频频出现，就拘留了他。他们还得知以前有人看见过可疑的人进入他母亲的公寓。但他们没有发现更多线索，最终将他保释，让他在监视下自由地恢复他的双重生活。
崩得党1917年贴出的海拔
“有些事要忘记是很难的。”《牛虻》里那位英雄说，这是埃塞尔·伏尼契写的一本小说，深得马克斯钟爱。我不禁想知道他想忘记什么，他刚成年就开始过一种双重生活，在这之前，埋藏在他早年记忆深处的有些什么特别的东西。《移民》一书，以W. G西博尔德（W. G. Sebald）的梦幻冥想为奇特背景，读者会回忆起这本书开头出现的神秘人物——一位年长的英国医生亨利·塞尔温（Dr. Henry Selwyn），照料着他在诺里奇郊外的一个偏僻幽静的围墙花园，原来他于十九世纪末出生于一个叫赫谢尔·休厄林的俄国犹太家庭，就住在格罗德诺镇附近，离维尔纳大约一两天车程的距离。马克斯从未体验过英国乡村日益褪色的辉煌，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远行到西博尔德的虚构英雄那里，像他一样在英国为他守护的中产阶级文明找到了一片圣地。但他让我想起塞尔温的真正原因也许不是这个，而是因为他的出发点一直都是格罗德诺，这的确是个奇怪巧合，虽然这个地方及其环境他压根从未提起过。
马克斯出生时，位于栅栏区的格罗德诺是一个三五千人的小镇，帝国犹太人的活动几乎完全被敕令限制在西部俄罗斯这片广袤的狭长土地内。到十九世纪末，栅栏区容纳了95%的帝国犹太人，即世界上将近一半的犹太人都在这里。格罗德诺犹太社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玛佐尔家族至少有好几代人都生活在那里。事实上马克斯最初叫莫德克尔，是以他祖父的名字起的，他出生于1792年，老波兰共和国议会在格罗德诺举办最后一次会议时，他才一岁。
波兰被分割后，该镇被转让给俄罗斯统治，这个帝国西北边境的偏远村镇日渐衰落，直到十九世纪末经济开始呈上升势头。那时，人口问题成了这个栅栏区的一颗定时炸弹，因为1820年到1880年期间，帝国的犹太人口从160万增加到400万，在这个日益拥挤的空间，他们被迫过着一种赤贫的生活。在那个城市区域，他们的困境令人触目惊心。格罗德诺的多数居民都是犹太人，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大约有二万七千人，许多人都居住在涅曼河后瘟疫盛行的肮脏的贫民窟，漆黑的肮脏小屋陷进了土地，墙壁摇摇欲坠，用糊纸遮住孔洞，每间小屋竟然有将近15人居住。夏天，小巷里到处都是臭气熏天的小坑，孩子们半裸着身子，赤脚玩耍着。村庄里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儿去，两三个赤贫家庭共用一个肮脏的棚屋，靠每天食用一些洋葱、鲱鱼以及面包活着。
有一个小阶层比较富裕，他们多与烟草厂有关系，小镇的多数就业岗位都是这个烟厂提供的。马克斯从未提及他的成长过程，但他的一个表兄在工厂里做会计，工作小有成绩，有实力在犹太区外买一套公寓，为他们的孩子雇一名家庭教师，确保他们能讲一口地道的俄语，在镇子外大约四五里的地方有一栋小木屋，他们在那里渡夏，采野生草莓和蘑菇。当时马克斯仍然在逃亡中，后来这个表弟为他提供了庇护和财物，帮助马克斯走出困境， 20世纪20年代他还在伦敦的时候，马克斯通过支持他的一个堂兄的儿子来回报这些帮助。
马克斯的父母可能既不富裕也不贫穷。爸爸认为马克斯的父亲约瑟夫已拥有一个小工厂，马克斯的一个兄弟谢苗曾写道，他们的父亲曾是一个领薄薪的小职员。很清楚马克斯出生的时候他已经老了，而且已再婚。没条件到处走动，因为他前妻留下几个孩子要抚养，再婚的三个男孩又接连出世。马克斯是老大。据弗鲁玛说，马克斯只知道他出生于1874年光明节的第五天，或许只是她这么认为。但即使连这个也不一定准确，因为1909年，由于没有正式出生证明，马克斯获得了格罗德诺两名年老居民的公证，证词为：“众所周知，我们清楚记得，实际上约瑟尔·莫尔德·霍洛维奇·玛佐尔及其合法妻子梅卡-萨拉·杨卡维纳，这对镇上的平民夫妻在1873年10月生下了名叫莫德克尔的儿子。”
虽然后来马克斯在巴黎的姻亲都叫他玛佐尔博士，或更简单地说博士（le docteur），但这与其说指的是任何文凭或学位，不如说是向他得体的仪表、遣词用字以及他的内敛含蓄致敬：他从未像那些移民伦敦的朋友们一样在国立列日大学（De Liege）大学科学系或里加理工大学理工学院商学院上过学；实际上他几乎从未受过正式教育。但他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他显然看出留在格罗德诺的前景多么有限，因为19世纪80年代已有大量民众离开这个省，移民国外。马克斯十四岁的时候，他父亲的去世给一家人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失去养家的人使家道中落，家庭经济全面崩溃，但谁说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马克斯及两个兄弟和他们的母亲几乎马上离开了格罗德诺，显然没有什么能留住他们。
他的一些亲戚正穿越大西洋，但其中四个人只搬到了不远的维尔纳，一个比格罗德诺大很多倍的城市，在那里租了一个小公寓。马克斯肩负养家重任，他在一个叫拉扎尔·拉波波特（Lazar Rapoport）的发迹犹太航运商人那里找到一个办公室工作，他们的处境就稳定下来了。他的弟弟扎卡尔也加盟进来，最小的弟弟塞米昂（Semyon）在一家印刷店里当了一名排字学徒。他们几个都加入了崩得，最终都被警察找了麻烦。扎卡尔后来受训成为一名牙医，想努力接近专业人士阶层的边缘。塞米昂从未从体力劳动的生涯中逃离出来，他终生苦于体弱多病，到五十岁就因视力衰减而无法工作。马克斯似乎是最有进取心的人，而且最有成就。他从一名书记员起步，迅速成为雇主的亲信和私人事务的管理者，他被捕时，每当拉波波特外出他就负责管理办公室事务。他能干、谨慎、年轻且精力充沛，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幽默感。1902年，拉波波特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信中说：以他十年来对马克斯的了解，他对他日益欣赏，因为他有“极为诚实、有修养、勤奋的品质，也是一名无可挑剔的员工。”完全是资产阶级美德的典范。
那时，多亏在维尔纳发生了一场声势日益浩大的革命。在伦敦、巴黎、莫斯科等城市发生的史诗般的传奇中，维尔纳的故事发生最早，也是至关重要的。格罗德诺实际上是一个犹太小镇，多为木制低矮建筑，有一个大工厂，而维尔纳则是沙皇俄国的缩影，它是今天立陶宛的首都，当时是一个繁荣的多语种商业中心，随着波兰民族主义斗争如火如荼、意第绪文化复兴以及俄罗斯社会主义集约化，这里成为一个政治斗争的大融炉。沙皇当局时时感觉四面楚歌；根据警方的说法，城里充斥着革命者。他们断定其中崩得 “最严肃最狂热”，维尔纳则是其发祥地。
Sam Rothbort: Itka the Bundist Breaking Windows, 1930s–1940s
当局几乎总在监视市中心优雅而崭新的林荫道和广场，但他们对后面小巷的管控更加严酷，那里卖淫和乞讨盛行，污水沿着开敞的大街不断流淌。犹太人占维尔纳的人口不到40%，其中大部分工人都在城市的纺织厂及汗衫厂、包装厂、搬运公司、小贩店和鬃毛制造厂里工作，从这些劳动人民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犹太学生的邂逅中诞生了崩得。在19世纪90年代初马克斯来到这里，几年后，年轻的犹太社会主义者组成了讨论群，自学政治理论——马克斯可能是其中一个成员。很快他们就开始着力于更实际的事务，动员城里讲意第绪语的工人组成工会。1897年10月，该地区各大城镇的几个犹太劳工组织代表在维尔纳郊区一所简陋房子的阁楼上聚会，成立了崩得，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人民政党。这些积极分子想要建立一个基层工人组织，且已具备成立这个组织所需的人脉、耐心和能力。在随后十年里，他们将崩得扩张为沙皇俄国规模最大，力量最强的劳工运动。
维尔纳是欧洲语言和文化的入口，你不用走出沙皇俄国，就能在格兰德大街（rue Grande）的梅森·施密特（Maison Schmidt）拍照。多亏了这条铁路，这个城市成了移民中介的中心，通过帮助农民移民来赚钱。火车从西欧和中欧运来书籍、小册子和报纸，载着从柏林和苏黎世归来的学生。在这个环境，现代思想受到珍视并得到流传。来自格罗德诺的莫德克尔改名了，新名字听起来更具俄罗斯味和欧洲味。他最初露面时叫马库斯——“拉波波特在推荐信中称他为马库斯·奥西波维奇·玛佐尔，然后又叫马克斯，此后大半生他都叫这个名字。维尔纳的咖啡馆、工厂、书店、维也纳风格的公寓街区及其帝国布尔乔亚的风度与服饰潜移默化地同化了他。从此时起，他衣着得体、打领带穿马甲，外套通常扣得一丝不苟。山羊胡子和髭须也精心修整过，在早期的照片中，他几乎一律穿着象征中产阶级教养的制服，一副衣冠楚楚的派头，那是一张穿行欧洲大陆的通行证。决非巧合的是，他只去过维尔纳一次，在那里拍下他的第一组照片，摄影本身就足以证明他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但这座城市也把他变成俄罗斯人所说的知识分子，成为知识界的一员，也成为一名密谋革命的人。革命以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出现为前提，这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真理，而且也经生活证实过，一些重要的崩得分子希望赢得外界尊敬。中央委员会的许多成员都玩德比，在那个年代它象征一种布尔乔亚的品位。在一家商人公司工作为马克斯从事革命活动提供了技术、语言以及运输网络之便。栅栏区最多只有5%的犹太人习得了俄语知识，正是这些知识让他得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及其世界观。
马克斯感觉到这种情况的讽刺意味，我们了解到，多亏讲故事的这个名为肖勒姆·莱文（Sholem Levine）的同志，他是一名年轻的崩得分子，于1899年冬天来到维尔纳，成立一个非法的出版社，那时他的钱不够租一间公寓，他的女朋友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应当告诉她的家人他们就要结婚，然后使用她富裕的兄弟承诺给她的嫁妆。在他的回忆录中，列文继续叙述他们如何要求马克斯这名维尔纳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批准这一计划。他如是批准了，还发牢骚说：“为了成立一家非法出版社，从一个资产阶级那里拿钱也算是一个祝福吧。”这是头几年，我们听他发出的唯一声音，实际、戏谑、同时权威。在他二十五岁那年，崩得成立已两年多了，他作为一名董事会成员在最重要的城镇管理该组织。
因为他的雇主娜杰日达贸易公司（Nadezhda Trading Company）总部设在圣·彼得堡，主要从事跨国货物运输，这提供了最周全的掩护。维尔纳的崩得分子因严格的安全程序在党内受到尊重，多亏他们的谨慎和纪律，警探的渗透受到了限制。因此，当局通常落后他们一步，其他城市的崩得分子则没有做到。马克斯1901年被捕之前，实际上至少有五年时间负责在华沙到比亚尼斯托和维特伯斯克之间跨区域印刷和散发非法意第绪语文献。他还指导维尔纳委员会机关出版非法刊物《阶级斗争》（Der Klassen Kampf)。还有其他任务：从市政办公厅偷来表格，在上面伪造护照；购买枪支；从国外购买印刷设备，引入德国技术人员帮他们操作。维尔纳是西北俄罗斯的革命枢纽，马克斯在其中心。马克斯是沙皇秘密警察奥克瑞那（Okhrana）的特工熟知的人物，他们跟踪他时，认为他是“英俊的那位”，将他与他的兄弟扎卡尔（Zachar）区分开来，马克斯是完美的组织者，黑暗处的身影，他似乎从不想登上讲台，但在需要新的媒体时，或需要工人罢工的时候，他永远知道该做什么，一个出生入死的积极分子。
马克斯穿着入时，满口知识分子的谈吐，还有了一个掩护名，这是当时所有地下党派革命文化所必需的。仅仅在崩得一派里，我们就发现了所部署的各种化名：参考头发颜色——常见的是“瑞德（Red）”、“布莱克（Black）”、“马克斯·怀特（Max the White）”。将馋嘴称为“格雷卫”（Gravy）；以及“哲学家”、“狂人”和“战士”，简单明了。通常人们只是简单地使用他们教名的某些说法，说明促使他们改名的原因，与其说是出于安全需要，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渴望加入那些彼此直呼其名的亲密圈子。对于马克斯来说，明显是出于一种安全考虑，想要弄清他曾使用过的名字可真是勉为其难：甚至他死后连他的妻子弗鲁玛都会弄错。主要问题是崩得的通信，不管是以信件形式还是以政党文件或报刊文章形式，都避免提及彼此的真名，所以通常很难弄清哪一个绰号指的是谁。但很久之后，该运动的编年史家史可伯·赫尔兹认定马克斯曾化名为“但以理”写过几篇文章，最近在莫斯科档案馆发现的一份文件证实了这件事。1904年，奥克瑞那（Okhrana）一名特工正在追查维尔纳一位名叫伍尔夫的崩得官员给华沙的某个“但以理”发出的信件。伍尔夫是维尔纳网络的一员，此网络也包括马克斯的弟弟扎卡尔，但以理显然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崩得密探，因为他的安保程序滴水不漏。他肯定这些信件并没有直接寄给他，而是寄到一个落客区，即华沙的一家男子服饰用品店。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拿到这些信件，它们被第三方，店主的亲戚，一个年轻的护士拿到了，她后来大概把它们转走。这些信大部分都被截获，似乎是向波兰首都运送秘密小册子，但由于里面设有警方无法破解的密码，所以很难理解。但这名特工向他在莫斯科的上级汇报说，他们已搞清楚但以理是谁，他就是玛佐尔兄弟中的老大，马克斯。
本文作者 马克·玛佐尔, 英国历史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任教于伦敦大学、苏塞克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FT中文网专栏作家。著有《希特勒统治下的希腊》《巴尔干五百年》《幽灵之城》《希特勒帝国》《巴尔干:被误解的“欧洲火药库”》《谁将主宰世界：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等著作，并荣获沃夫森历史奖、达夫·库珀奖、伦西曼奖等大奖。
译者 龚晓辉，美国ALTA文学翻译家协会会员。重庆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中国知网签约翻译，译著有《瓦尔登湖》与豆瓣签约发表：https://read.douban.com/ebook/2469429/，有多篇诗文习作和论文发表于《文艺研究》、《星星诗刊》、《梵净山》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