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窟秋清桂叶丹。仙家酿熟水芝残。香来宝地三千界，露入金茎十二盘。
天澹澹，夜漫漫。五湖豪客酒肠宽。醉来独跨苍鸾去，太华峰高玉井寒。”
这是元好问在聊城写下的一首《鹧鸪天·月窟秋清桂叶丹》。当时正逢中秋，月朗风清，诗人虽身陷困窘中，但面对此良辰美景，还是不由自主地生出飘飘欲仙的遐思。
元好问是金末元初的大文学家，虽非山东人，但与山东有特殊的缘分。齐鲁文化也对他的诗歌创作理念和文学批评观念产生了显著影响。他曾游历山东许多地方并留下丰富的作品。作为一位非常有见识的文学批评家，他的评论眼光独到犀利，《论诗》绝句三十首极富理论创见。
生活虽苦“粗识瓢饮乐”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著有《遗山集》。另外，还编有《中州集》等，对金代文学及文献的保存与传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元好问于1190年出生于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1257年去世。少有才名，但开初几次参加科考屡屡不中。兴定五年即1221年，考中进士，因故并未参加选任。后又以宏词科登第，方正式就选。
他曾“从仕十年”，其间“三为县令”，一直官至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
金亡后，他一度被羁管居住，终不再出仕，归家筑野史亭，以著述自任。
元好问与山东的缘分很特别。幼年时，曾随叔父元格到掖县（今山东莱州）赴任。金将亡，曾被押送至聊城，之后，被羁管居住在那里近两年，又移居冠氏县（今山东冠县）四年。游踪遍及济南、泰安、曲阜等地，写下了《济南行记》《济南杂诗》《东游略记》等一大批赞美齐鲁风光的名篇佳作。
他被羁管居于聊城的经历，与遭遇时局巨变有关。安徽师范大学教授胡传志在《元好问的聊城新变》一文中介绍，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四月，汴京城破，元好问出于对家人安全及个人前途考虑，“瞑目就束缚”。五月三日，被蒙古士兵羁押，从开封城郊的青城出发，北渡黄河，进入山东境内，被羁管于聊城，在那里生活了22个月左右。蒙古太宗七年（1235）二三月间，移居相邻的冠氏县。
胡传志认为，不足两年的聊城岁月，是元好问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期，出现了诸多新变。此时，元好问由金王朝官员沦为“南冠”，也就是囚犯，但是，他的诗人身份得以进一步凸显，继续创作丧乱、哀悼、思乡等题材的诗歌。同时，元好问作为文化人，开创性地搜集和整理金代文献，热衷品鉴诗词、书法，迈上了“一代宗工”的发展之路。
在《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三）一诗中，元好问这样描述在聊城的生活：“壬辰困重围，金粟论升勺。明年出青城，瞑目就束缚。毫厘脱鬼手，攘臂留空橐。聊城千里外，狼狈何所托。诸公颇相念，余粒分凫鹤。得损不相偿，抔土填巨壑。一冬不制衣，缯纩如纸薄。一日仅两食，强半杂藜藿。不羞蓬累行，粗识瓢饮乐。敌贫如敌寇，自信颇亦悫。儿啼饭箩空，坚阵为屡却。沧溟浮一叶，渺不见止泊。五穷果何神，为戏乃尔虐。”
从诗中看，他在聊城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好在有聊城“诸公”朋友们的照顾接济，送来粮食供给一家老小生活。但是，仅靠这些接济还是远不足用，颇似“抔土填巨壑”一般。一天只吃两顿饭，用野菜熬汤羹。冬天寒冷，也置办不起厚衣服。生活非常艰苦，元好问的情绪还是比较乐观的，自称体会到了孔子赞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那种乐趣。
这种乐观精神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开头提到的那首词《鹧鸪天·月窟秋清桂叶丹》，就是他到聊城一年后写的。虽遭遇乱离，内心忧痛，但是，在中秋之夜，望见月明，逸兴遄飞，他还是禁不住飘飘然心生凌云登仙的向往。可见，他骨子里本就不是那种颓废消沉之人。
在聊城期间，元好问做过的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就是着手编撰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书中辑录了217位金代诗人的诗作，并为每人撰写小传。他表示：“念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为可惜也。”
显然，他编撰此书意在以诗存人、以人存史，既有诗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也体现出传承文脉的文化担当。
“心画心声”或亦作伪
元好问为当时的文坛领袖，诗、词、文、散曲创作皆有成就。《金史·文艺传》中记载：“（元好问）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劌，巧缛而谢绮丽。”
他在文学批评领域也有卓越贡献，《论诗》绝句三十首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他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重天然，反对矫揉造作，反对伪饰失真。
他赞赏天然之作。《论诗》绝句三十首其四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这是称赏陶渊明诗歌的。他认为，陶诗出之于“天然”，归之于“真淳”，是古诗中的正体。
他既然赞赏正体，必然反对“伪体”。所谓伪体，也即内容言行不一，名不副实，形式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那一类作品。他认为潘岳的《闲居赋》即属此类伪体。
在《论诗》绝句三十首的第六首中，元好问评论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他批评潘岳的《闲居赋》严重“失真”。
《闲居赋》是一篇什么样的作品呢？
简而言之，是潘岳自我标榜之作。作《闲居赋》时，潘岳已经50岁了。其时，潘岳历经宦海沉浮，正闲居于洛阳。在这篇赋的序言中，潘岳回忆自己的仕途经历：“阅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从这段描述看来，他入仕30年，官职变动8次，但升迁仅3次而已。
仕途既不如意，那就视之如浮云。潘岳于是细致描述自己如何心无旁骛地享受闲居生活。
在家里，读书行吟，“身齐逸民，名缀下士”。修筑园林，种植蔬菜，菜园里“菜则葱韭蒜芋，青笋紫姜，堇荠甘旨，蓼荾芬芳，蘘荷依阴，时藿向阳，绿葵含露，白薤负霜”，真是一派生机勃勃。
潘岳还进一步联想，待母痊愈之后：“寿觞举，慈颜和，浮杯乐饮，绿竹骈罗，顿足起舞，抗音高歌。”如此与家人尽享天伦之乐。虽是闲居，反得此天趣，他感慨：“人生安乐，孰知其他。”
总之，潘岳写作这篇赋，表达的是一种高蹈尘世的理想与志趣，展示的是一种摆脱了名利之累的达观与洒脱。
乍看上去，这简直就是另一个陶渊明。
但事实如此吗？显然不是。生活中真实的潘岳，根本不是赋里写的这样超脱——为了巴结权臣贾谧，他居然能够“望尘而拜”——每次遇到贾谧的车驾，远远看见车扬起的尘土就下拜行礼了。
潘岳虽自称《闲居赋》乃“心画心声”，但他显然没有说实话，赋里说的也不是真心话。
元好问批评的正是这一点。
元好问的批评很尖锐，观点是很辩证的。他主张把“心画心声”和“为人”结合起来评判，以免失之偏颇。当然，其核心还是强调不能“失真”。
一旦“失真”，本应有感情的文章，就变成了无感情的文字游戏了。
（大众新闻记者 于国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