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生于1939年12月的晋西事变中，由八路军指挥的山西新军部分部队，在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暗中撺掇下，发生不服从指挥、成建制逃亡甚至流血事件，严重影响了山西敌后抗日战场的形势。而发生于事变前夕的决死第四纵队独7旅33团叛乱事件，则可以看作是这次事变的一次预演，在这次事件中，该团共有两个团的兵力被阎系团长鲁英麟拉走。
作战训练中的决死四纵队
独立第7旅33团由原决死第四纵队十总队改编，该总队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成立于1937年8月的山西少年先锋训练第一团，其成员都是山西牺盟会从各地以抗日志愿兵的名义动员来的工人、农民和学生，短时间内就征召到2500余人，并被改编为三个步兵营及一个随营第四学校、一个政治保卫队，其中每个步兵营下辖四个步兵连，每个步兵连下辖九个步枪班及三个机枪班。后为补充其他部队，随营第四学校被编入教导二师，政治保卫队后调入政治保卫旅。
第十总队首任总队长是阎锡山派来的旧军官武玉山，这是个畏敌如虎的家伙，1938年2月，第十总队退出临汾，在吕梁山区打游击，武玉山趁机过起了他的世外桃源生活，龟缩在金岗岭上，眼看同浦路南段敌后空虚，却不动如山，既引起了指战员们的极大愤慨，也丧失了他在部队中的威信，为后来的下台埋下伏笔。这时原政治处主任李力果调任教导二师，由才23岁的东北流亡大学生王玉波接任政治处主任。
王玉波，1915年出生于辽宁本溪，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曾在东北大学就读期间参加了东北青年救国会，1937年3月到牺盟会工作。少年先锋训练第一团刚组建时，他曾担任该团组织科科长，虽说从年纪上看只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刚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但组织经验的王玉波已经在考虑该如何拔掉武玉山这个隐患。10月，武玉山带着部队转移到山西吉县，这时突然传来小道消息，说他想拉着部队脱离决死纵队，拉去组建什么警备旅。
于是乎，指战员们的反武情绪很快高涨起来，王玉波对此事当然不好出面，出头领导反武运动的是总队附鲁应麟。正巧此时四纵队政委雷任民来部队上视察，问王玉波怎么处理此事？在看到鲁应麟表现得十分积极后，雷任民和王玉波最终决定将武玉山及其几个亲信撤职，改由鲁应麟担任总队长。然而这个鲁应麟也绝非什么进步分子，他之所以要积极赶走武玉山，只是因为和他有派系矛盾而已。
鲁英麟
鲁应麟的真名叫鲁英麟，字锐峰，外号“鲁蘑菇”，1894年出生于山西垣曲，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5期步科、陆军大学特别班第2期，是一员不折不扣的将才，中原大战期间曾在阎军担任师长，战后因为军队缩编而一度赋闲。山西新军成立后，鲁英麟曾被任命为决死第一纵队长，但因为在部队管理中捣乱而被政委薄书存赶走，后又隐瞒经历以队附身份混入第四纵队。雷任民、王玉波对此事都毫不知情，所以后面才被他坑了。
鲁英麟当上总队长后，很快暴露其反动面目，这时由于第十总队长期活动在晋西南地区，无法归建第四纵队，有阎锡山的暗中撑腰，鲁英麟的态度越来越嚣张起来。1939年3月秋林会议后，第十总队改称晋绥军独立第7旅33团，鲁英麟趁机把该团团附、三个营长和九个连长都换成自己的亲信，并和这些人组织了一个名为“铁血团”的秘密组织，与政工干部控制的“民青团”、“同志会”等组织相抗衡。
鲁英麟曾公开威胁政工干部们说：“你们蹦跶不了几天了！”、“你要看红色书籍，有人在背后用手枪打死你，我可不负责！”王玉波为反击鲁英麟的嚣张气焰，曾提出把第33团带到在晋西南地区的决死二纵队那里，依靠他们消灭鲁英麟一伙。不过考虑到第33团的调动需要得到阎锡山的命令，此时八路军与阎军尚未完全决裂，故上级暂时拒绝了王玉波的提议。
1939年11月，山西敌后形势进一步恶化，连《解放日报》都发表了题为《防止突然事变》的社论，在这样的背景下，王玉波与二纵队干部进行了秘密会谈，商量了如何在必要关头肃清鲁英麟一伙的具体方案。然而11月29日，还没等大家有个思想准备，在阎锡山的秘密指示下，鲁英麟及其亲信——团附杨发亮和三个营长李春发、赵怀晋、杨振海——就抢先拉着部队逃走，想把整个33团都拉去最晋绥军那里。
3营教导员曾鉴修
由于完全信得过自己的小弟们，同时也防止万一发生意外，11月29日下午，在向第33团1、3营长和团附口头下达了叛变脱队的命令后，狡猾的鲁英麟就带着团属特务排先跑去晋绥军第33军那里。2营由于没有驻扎中团部附近，而由2营6连长曹银秀传去口令。由于事发突然且对鲁英麟的阴谋一无所知，第1、3营的政工干部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还没意识到是咋回事就让部队被拉走了。
此时担任3营教导员的是23岁的上海大夏大学肄业生曾鉴修，广东蕉岭人，曾任第十总队的中队长、连指导员。眼看指战员们已经带着武器被拉走，他只好只身逃离部队以免被扣押，与其一同脱险的还有3营8连指导员陈宪诗、3营7连班长谢映才及政治干事王兆嵩、汪永亮等数人。1营情况则稍好，该营教导员李彤云虽然不在，1营2连3排班长张仕禄、战士冯建升等人识破了营长的阴谋，团结了50余名战士一起跑了出来，3连指导员李钊之通过喊话，也拉回了20多人。
王玉波得到事变发生的消息后，马上派人联系驻扎在附近的决死二纵队，请他们协助拦下了还没离开多远的第33团团部直属队，团附杨发亮被逮捕后被就地处决。而第33团2营因为驻地离团部较远，所属三个连也是分散驻扎，为政工干部们掌握该营创造了机会。11月29日晚，33团政治处的通讯员赶在2营营长赵怀晋下命令之前及时通知了2营4、5连的指导员王兆瑞、张树森，二人得到消息，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巧的是，4、5连的两个连长祁维越、沈士英都正好没住在连里。
4连指导员王兆瑞首先动手，下令全连紧急集合，然后把三个排长全部逮捕，接着又派人逮住了住在附近的连长祁维越，这个四个顽固派军官随后都被就地处决。5连指导员张树森也以紧急集合名义带走了全连，连长沈士英闻讯匆忙赶回来，只找到5连在山头上放哨的一个班。沈士英冲这个班喊道：“紧急情况，指导员叛变了，你们要是信得过我就快跟我走！”这个班的战士都知道沈士英是阎锡山的人，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只有两个战士跑下山跟着连长走了。
2营教导营严文祥
2营6连的情况就有点复杂了，连指导员当时不在部队里，部队驻地又就在营部附近。当赵怀晋企图把6连带走时，以孙漪为首的三个班长立即站出来，公开顶撞营长，声称没有教导员和指导员的命令，谁也不能走。由于孙漪等素来十分仗义，在6连里很有威信，团结了一大批基层官兵在身边，赵怀晋见对方人多势众不好对付，最后只好带着营部少数人灰溜溜地跑了。
就这样，整个第33团除了2营的三个步兵连及团直属队没受什么损失外，第1、3营仅剩官兵80余人，连指导员和干事卢刚、曹辅国、魏明亮、贺坤山、王化功、段可法、郝廉义和柳存仁等八人被裹挟后遭杀害。经过四天的急行军，第33团余部转移到孝义县樊家沿，与驻扎在此的决死二纵队游击三团合并，被改编为该团2营，原1、3营官兵则改编为该团特务连。1940年冬，游击三团又被整体并入二纵队五团，至此四纵队33团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转移至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后，原第33团政治处主任王玉波因对鲁英麟事件负有一定责任，而从此基本告别军队工作，改任新军总部工作团团长，1942年又被调去延安学习。1946年，王玉波随八路军先遣部队抵达东北，因为他是本溪本地人，所以之后便先后担任本溪市委工业部部长、本溪钢铁公司书记、本溪市市长，最后于1988年去世，终年73岁。
及时跑出来的3营教导员曾鉴修则一直留在军队工作，曾先后任静乐县大队队长、解放军晋绥野战军独立第3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第一野战军3军8师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后先后担任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组织部纪律检查处处长、昆明军区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九年后晋升少将，最终于1985年去世，终年69岁。如果当时他没有及时跑出来，可能要和其他连指导员一样要遇害了。
决死四纵队成立二周年合影
鲁英麟叛变后，曾任命为晋绥军暂编第40师师长，后来又跑到结拜兄弟、保定军校同学傅作义那里，从此替傅作义冲锋陷阵。傅作义对鲁英麟也非常信任，甚至把自己的嫡系主力、号称晋绥军王牌军的第35军都交给他指挥。在1948年涞水战役中，第35军遭华北野战军重创，心高气傲的鲁英麟羞愧难当，当即举起手枪自尽，终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