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升城市文化活力指数，推进文化创新，要凸显城市文化品质和文化个性。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命题，要求“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文化创新是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其他各种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文化创新包含了丰富的时代性内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力是关键。
形成面向全球的开放创新生态
所谓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包括创新观念、激励机制、创新物质文化环境等组成创新创造动能，它是“文化自觉”的外观，也是形成向全球的开放创新生态的基础。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日益具有世界性。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创新成为世界性主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充分体现了我国深度融入全球创新体系的取向和决心。开放创新生态不仅是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繁荣和文明发展进步的基本方式，也为有效整合全球资源，实现互利共赢、文明互鉴提供了重要机遇和手段。
人类大面积的城市群落形成后，带来了社会生活方式巨大变迁，城市成为人类创新的中心地带，而城市文化创新决定了其他创新的广度与深度。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除了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创造，本质上是要加强创新资源统筹，营建激励性的创新创造价值体系，形成面向全球的开放创新生态，这也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方式。
积极推进文化制度创新
制度是一个社会结构的灵魂。文化制度创新的质量、强度和规模，决定了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质量。文化领域制度创新的任务，是根据发展实际需要，加大制度供给，出台能解决文化发展领域新的矛盾和问题的规制，通过一系列规制体系来体现文化进步的内在要求，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和推进文化进步提供强大动能。
要按照《决定》“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和“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围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和文化建设实际需要，深化文化制度创新；一是文化治理领域的制度创新体系，核心是把文化创造空间拓展到最大、把创新“引力”放至最大；二是文化技术领域的制度创新体系，核心是把文化与技术、文化与数字融合放至最大；三是文化市场领域的制度创新体系，核心是实现文化市场和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文化制度的生产、创新，不仅存在“供-需”对应的问题，还存在制度效率的问题。制度效率不仅取决于文化制度质量本身，还取决于包括文化制度执行力、文化制度社会适应性等多重因素在内的社会环境因素。由此文化制度创新是一个包含了丰富内容的联动体系，只有持续优化文化领域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创新的产出效应，形成开放创新的新生态。
提升城市文化活力指数
文化活力指数综合体现了一个地方文化发展的潜能和活力，反映了文化创新生态、文化创新方式和文化创新成效，是文化软实力之“晴雨表”，它包含了文化传承基础、文化创新环境、创新人力资本、文化参与、创新驱动力、创新产品和创新效益等内容。文化禀赋和文化包容都对文化活力产生影响，一般认为比起先天性的文化禀赋，后天性的开放包容对文化活力更具影响力。
提升城市文化活力指数，推进文化创新，要凸显城市文化品质和文化个性。“文化特质”是组成文化的最小单位，是组成文化个性的关键要素。缺乏文化特质、“千城一面”的城市是谈不上真正的文化创新的。本质上文化个性是在岁月风雨中磨砺而成的，是社会历史各种元素熔铸耦合之果。文化创新的一个重要法则，是如何通过凸显城市文化品质，彰显自身的文化品牌和文化个性。
优化文化形态，彰显文化个性，要刷新从观念、形态、政策到城市文化秩序的变革，推进社会发展由规模驱动向质量驱动转型，注重“内涵式”活力开发和发展构造的多样性。要推进重大文化创新和运营管理方式的改革，构建重大文化战略创新的平台体系，探索建立低投入、高产出、低能耗、可循环的文化治理方式和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善用“文化的手段”提升公共治理层级。
实现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红色文化融合创新
“海派文化”是上海城市文化的内质，融汇了1843年开埠以来的历史沿革、城市性格和精神风貌，其主要特质是开放包容。“江南文化”是一种地域性文化。“江南”既是一种自然地理，也是一种社会地理，主要文化特质是以《楚辞》等为代表的南方文化，与其他形态的地域文化相眏成趣。“红色文化”是一种革命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在沪历史活动主线构成的精神系统和城市革命传统，是近现代“城市记忆”的重要承载。文化形态作为活着的“几何图式”，要充分彰显自身的标识度，要在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红色文化的深度融合中，不断推陈出新。这当中“红色文化”尤其要注重在强化理想信念层面，“江南文化”要注重在传承历史根脉层面，“海派文化”要注重在凸显城市性格层面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城市文化性格、地域文化特征、城市文化传统联动效应上实现相得益彰。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