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渴望公平公正，尤其需要在工作和生活中得到公正的待遇，而不能处处受欺负。其实这种公正并非绝对的公正，而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只要双方出现稳定的状态，就算是实现了公正。即便事实上不公正，双方都默认了，也算是公正。
古代的官员们会结成紧密的关系网，给皇帝报喜不报忧，哄着皇帝玩，而他们却层层加税，行贿受贿，卖官鬻爵，拼命搜刮民间财富。老百姓本来可以监督官员，却在官员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失去了话语权，变成了忍辱负重的一族，即便长期被压迫、被剥削，也要认命，甚至要知足常乐，而不能反抗。官员拥有公权力，而且权力过分集中，他们会运用权力来做一些事，尤其是收税的时候，征兵役、征徭役的时候，这些权力会具有很大的伤害性。即便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伤害了一些“刁民”，也不会被追究责任，因为对权力的监督以及使用全靠他一个人来完成，别人没有什么监督权。即便皇帝派了钦差大臣来监督地方官员，钦差大臣也很容易被地方官员收买，和地方官员沆瀣一气，最终报喜不报忧，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倘若有书生敢为民请命，就会被官员逮捕入狱。只要书生进入监狱，书生的亲戚朋友就会筹钱把他赎出来，不然他死在狱中就算白死了，官员和狱卒不用负任何责任。官员具备合法伤害权，而这种权力是让所有普通人惧惮的权力，没人敢和官员较劲儿。民告官从来没有赢过，即便有老百姓要告御状，也真的把状子递给了皇帝，皇帝也只会派钦差大臣处理这样的案件，最终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要维持社会的稳定状态，就算是公平公正，老百姓即便被欺负，也被认为是公正的；官员即便拼命搜刮，也被认为是公正的。
所谓的公正只是官员实施权力的过程中维持社会层面的稳定状态，而不是真正的公正。即便有官员打着剿匪的旗号，到村里驻扎，搜刮老百姓的财富，临走的时候杀良冒功，也不会引发老百姓的反抗，就算是公正了。老百姓没有话语权，而官员有话语权，正是因为这种话语权让官员说什么是什么。有老百姓在街上摆摊，衙役们上去打了摆摊的人几巴掌，没收了他的东西，还折断了他的秤。他只能灰溜溜的逃走，却不能和衙役计较。因为他和衙役计较的时候，可能会挨揍，甚至会被抓进监狱。而他进入监狱之后，亲戚朋友们会凑钱把他赎出来，损失更大。也就是说，他一定在挨揍的时候核算成本，维权付出的成本更大，而忍耐之后却没有丧失什么成本，只不过丢了买的东西，还赔了一杆秤。他忍耐了衙役的胡作非为，而衙役们照样胡作非为，只要社会稳定，就算是公正。老百姓身处社会底层，被压迫得久了，也就习惯了。即便官员压迫他们更厉害，他们也会默默忍受，而不会反抗。倘若有书生鼓动老百姓反抗，也很可能要负担很大的成本，甚至把命赔进去。因为官员有合法伤害权，会动用手中的权力“捂盖子”，甚至会大杀四方，也就让老百姓臣服了。
晚清时期的警察可以找小偷或强盗“咬人”，就是强迫他们供出同伙。小偷或强盗会胡乱“咬人”，说谁是同伙，谁就是同伙。警察照单抓人，而且要严刑逼供。被抓的人苦不堪言，亲戚朋友们都要凑钱把他赎出来，花的钱是非常多的。长此以往，老百姓们就会自己凑钱交给警察，让他逮捕小偷或强盗之后控制他们，不让他们随便“咬人”。老百姓凑的这份钱就算是保护费，警察收了这份钱就不会找老百姓的毛病，也不会随便抓人。即便警察换了人，也仍然要收这份钱，不收这份钱，老百姓心里不踏实。看似公平公正的社会层面，后面全都是功利算计。老百姓交了这份钱，交的并不多，却可以获得权力系统的庇护，其实就是获得了警察的庇护，而不至于被随便抓走。警察收了这份钱，就可以养尊处优，没必要非得逼迫小偷或强盗“咬人”。所谓的公正就是警察和小偷、强盗以及老百姓之间形成一种和谐的博弈关系，而不是互相伤害。
老百姓家里失窃了，被小偷偷了东西，却并不会报官，因为他们核算了丢失东西的价值，觉得没必要报官。毕竟老百姓大多都是农民，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即便被偷了，也不会走公正的程序。倘若他们报官了，就会向官员讨一个公道，而官员并不会给他们一个公道，只是公事公办，让衙役们去缉捕盗贼，最终如石沉大海。倘若老百姓是一个地主或者是土豪，丢了值钱的东西就要报官，动用公权力，让公权力帮忙破案，同时要给掌握公权力的官员一笔丰厚的礼金，让官员在破案方面用点心。官员很快就会破案，前提是收了一笔银子，不然那这样就会一直拖下去。老百姓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懂得衙门里运作的规律，也知道有些事情必须自己忍受或者私了，而不能报官。不然，维权的成本太大，自己承受不起。倘若两个普通人打架，一个把另一个打伤了，打掉了一颗牙，掉了牙的人就要通过社会关系私了，讨回公平，而不是去报官。倘若受伤的人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就只能忍受伤痛了，不然就会豁出性命，也要让对方付出代价，以实现所谓的公平。事实上，大多数受伤的人都采用了忍让的策略，因为他们计算了讨回公平的成本，成本太大并不是他们能够承受的……
古代宣扬儒家思想，而这种思想大多被权力系统改变了。所谓的公正只是维持社会表面稳定的公正，而不是真正的公正。因为在公正背后，每个人都算计了，采用了节约成本的处理办法。恰恰是这种算计，让大多数农民忍辱负重，不轻易反抗，也让官员们拼命搜刮，作威作福。所谓的公正对底层农民形成巨大的不公，而只要能维持社会的稳定，这种巨大的不公就会变成正常状态，也就算是公正了。于是，公正的理念在权力系统的玩弄下，变成了巨大的不公，却宣扬公正，长期稳定发展，也就让老百姓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