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

这是中国宋朝著名的宰相赵普在给宋太宗的折子中说的一段话,意思是在中国已经安定的情况下,必须要努力争取民心,如果没有民心的支持,那么政权将会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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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这一政策和赵普的观点具有本质的不同。赵普的攘内是要争取民心,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却置广大人民的利益于不顾。

他们一方面对日本实行不抵抗政策,不准他的军队和人民抗战,另一方面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又调集大军于1931年9月着手筹划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至11月,在鄂豫皖苏区周围国民党军集结的兵力增加到15个师,具体部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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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东南地区4个师:汤恩伯第2师、曾万钟第12师、陈耀汉第58师、戴民权第45师;

鄂东地区7个师:彭振山第30师、张印相第31师、葛云龙第33师、赵冠英第69师、肖之楚第44师、夏斗寅第13师、徐源泉第48师;

皖西地区4个师:岳盛瑄第46师、阮肇昌第55师、李松山第57师、厉式鼎第7师。

另外,徐庭瑶第4师、俞济时南京警卫师分别由河南、南京调来武汉,张槎的第20路军也向信阳集结,准备参加此次“围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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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的鄂豫皖区党委和红军利用战争间隙抓紧休整,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下辖红4军和红25军,其中红4军下辖红10、红11、红12师,红25军下辖红73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政治部主任刘士奇,总兵力近3万人。红四方面军虽然已有一定的规模,但是实施围剿的国民党军力量大约是红四方面军的4倍,敌强我强、敌众我寡的战略态势十分明显。

七里坪,位于黄安县城正北,当时是个不小的集镇,鄂东北特区最早的“首府”。红四方面军的指挥部曾设在这里,时年30岁的徐向前,身着灰布军装,神情严肃而威武,他站在一个巨大的作战地图前,地图上红色区域外的一个个蓝色图标构成了一个快要闭合的包围圈。早在1931年10月28日,徐向前就向鄂豫皖中央分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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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进攻敌人,根本不让他们的第三次‘包围会剿’计划能够实现,我们要在他们布置未妥的时候,就先把第三次‘包围会剿’打破,然后乘胜前进,求得更伟大的胜利。”

鄂豫皖中央分局同意了徐向前的建议,但是这一建议只是理论上的,面对蒋介石近4倍的军事力量构成的包围圈,从哪个方向击其一点、破其体系是徐向前考虑良久的问题,最后他把目光瞄上了地图上一个叫黄安的地方。

黄安,地处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北接河南新县,南连武汉新洲,西接大悟、黄陂,东邻麻城,公路交通十分便捷,是鄂东北重镇,也是国民党军靠近鄂豫皖苏区中心的一个突出的据点,处于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包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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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守黄安城的是国民党杂牌军第69师,属于乙种师,下辖2个旅4个团,战斗力不太强,1931年9月才从豫西移驻黄安,人生地疏,城内粮食不多,主要靠后方运送接济。加之屡遭红军游击袭扰,士气较为低落。师长赵冠英,只有一只眼,人称赵瞎子,原是湖北的地头蛇,惯匪出身,奸诈狡猾。69师自驻防黄安城后,修筑了许多工事,碉堡林立,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御体系。徐向前决定拿黄安的69师开刀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黄安契入根据地内部,对红四方面军威胁较大;

二是黄安处于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包围中,红四方面军可以得到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三是69师的战斗力不强,拿弱敌开刀可以确保首战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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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攻打黄安一个最大的难点就是黄安的防御体系比较完善,而红军以轻武器为主,缺少重武器,也没有炸药及其他爆破器材,对于坚固的防御设施没有多少摧毁的手段,以现有的武器装备去强攻敌人坚固设防的据点,只能增加无谓的伤亡。

于是,徐向前想采用诱敌出城,在运动中予以歼灭的方法。具体办法就是对黄安城实施围困,如果黄安城的敌人想出城逃走,就在城外将其歼灭,如果黄安城周围宋埠、麻城、黄陂等处的敌人来援,就先打援敌,《孙子兵法》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一切视情况发展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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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以陈赓的红12师进攻城西敌据点,以王树声的红11师和黄安独立团拔掉城南桃花和高桥河据点,扫清外围,切断敌联系,以红10师第30团为预备队;

第二步,大举围城,并准备打击宋埠、黄陂方向可能来援之敌;

第三步,待条件成熟时,发起攻城,歼灭守敌。

1931年11月10日夜,红军开始对黄安外围据点展开攻击。至20日红4军和黄安独立团先后攻占黄安城北东王家、城西下徐家和桃花店、桥河等外围据点,歼守敌1个团又2个营及部分地主武装,完全切断了黄安守敌与宋埠、黄陂敌人的联系,顺利完成了战役第一步任务,第二步打就是打敌援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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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安被围2天后,也就是22日上午,赵冠英指挥第206旅一部出击桃花店,实施反扑,企图恢复与宋埠、黄陂的联系,结果被红12师一击退,未能得逞。第二天,不愿坐以待毙的赵冠英命第206、第207旅各1个团再次出城向桃花店出击。红34团团长许世友正准备迎战,师部来人传达命令:

“师长命令你们撤至五里墩东侧隐蔽待机!”

“为什么?”团长许世友不解地问。

“师长说徐总指挥要摆一个口袋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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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前一天赵冠英指挥部队突围时,由于指挥协调问题,徐向前围歼69师的企图没有实现,没想到第二天赵冠英又向同一方向突围,徐向前当即命令许世友让开道路布设口袋。许世友回忆道:

徐总指挥一语把我点明白了,在敌外围据点未被我攻占以前,把敌人堵在城内是正确的打法,现在是赵冠英孤军作战,我们完全可以诱敌远离城池,在野外予以歼灭。“撤!”我高兴地把手一挥,带着部队向南转移。

结果赵冠英的2个团除部分逃脱外,其他都被歼灭,我军采取围困战法后,驻守宋埠的葛振山第30师2个旅共4个团试图解围,徐向前指挥3个团将其中一个团围歼,其他3个团逃回宋埠。接着敌人又以6个团增援,又被红军击退。国军数次救援行动失败后,国民党军其他部队也不敢救援了,被围困在黄安城内的赵冠英决定突围,结果被红军捕获,当时有一首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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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工农红四军,

南下胜利大得很,

夺取了黄安城,

消灭匪军一师整,

活捉赵冠英,

反动派一网打尽,

此役史称黄安战役,红四方面军共歼敌1.5万余人,其中俘师长赵冠英以下近万人,缴获各种枪7000余支,迫击炮10余门、电台1部,大破蒋介石4倍大军的包围圈,使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县苏区连成一片。此战令总政委陈昌浩对徐向前刮目相看,并说:打仗还是向前前行。

日本人对徐向前的军事才能非常认可,日本学者波多野乾在其著作《延安水浒传》中认为:在共产党的武将中,将彭德怀排名第一,徐向前排在第二,并称其为“霹雳火”。虽然波多野乾的排名不甚科学,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日本人对于徐向前军事才能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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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作为红军的高级指挥员熟读《孙子兵法》,而且通过战争实践,把两者结合起来,在这一战役中,徐向前充分运用《孙子兵法》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以正合,以奇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等理念,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沉着应对、冷静思考,并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情况精心谋划,根据地形运用适当的战法来获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