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回忆录为何给陈毅很高评价
一代统帅粟裕留给后人最后的杰作，是一部沉甸甸的战争回忆录。这部较完整地体现其军事学术、战争理论造诣与素养的奇书，“奇”就奇在绝无仅有的写法。 某个时间段里，撰写回忆录成为一类老人流行的“时尚”。这些书籍多以人物或自己为主线来说事，夹带许多对人对事的“揭露”、 “更新”和臧否，也充满了许多对自己的吹嘘、解释和补遗。
但粟裕的回忆录，却仅仅围绕战事来叙述，除了对朱德与陈毅有几处褒奖外，极少涉及物是人非的议论。这自然是粟裕又一“将德”高尚之处，虽然他给后人的历史研究带来某些不便。 这部令军内外洛阳纸贵的书，当年却几度遇挫，差点夭折于“萌芽”状态。
20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后，军事领域里有一定的建树，但也搞了不少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东西。 战争年代与林彪一南一北砥柱中流的粟裕深感困惑。他说，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是唯物辩证法，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归结为几条固定的公式，把错综复杂的战争进程表述为高明的指挥者早就规划好的，并以这些观点来教育下一代，打起仗来是会害死人的。” 这时候，粟裕刚刚被撤销总参谋长，并限制接触军队不久，林彪算得上是他的一个知己，常在困境中给与其慰勉。 因此，当夫人楚青好几次对他说：“你既对现有的一些材料不满意，何不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体会写出来？”粟裕总是默然不答。
林彪虽是官运亨通的“红”人，但与粟裕十分相投，常抽空与粟裕清茶一杯，侃侃而谈。 1965年10月，他主动提出请粟裕多到部队跑跑，发现什么问题或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向他反映，面谈、打电话、写信都可以。他还多次征询粟裕对部队工作和国防建设的意见。 林彪此举，不仅透着对惺惺相惜的粟裕军事才干信任，而且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邓小平代表中央交代粟裕“不必到部队去跑了”的限制禁令事实上取消了。 粟裕虽然知无不言，提出了好些建议，获得了林彪的首肯，但对核心的东西似乎有所顾忌，并未谈及。
1971年9月，林彪腾空而坠，消失在蒙古的原野，但他的许多军事观点依然占主流地位。 粟裕认为，“战争是要死人的！我是一个革命几十年、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如果面对新的形势，看不出问题；或者不敢把看出来的问题讲出来，一旦打起仗来，就会多死多少人，多付多少代价。而我们这些老兵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因此，他不顾夫人楚青担惊受怕的劝阻，将自己对未来战争的一些想法写成了一份报告——《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几个问题》，于1974年12月呈送给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毛泽东。 但报告一去不复返，音讯全无。 1976年夏天，粟裕在又一次心肌梗塞初愈后，深感时日不多，决心写自己的回忆录。他对楚青说：“你多次希望我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战役、战斗写出来，但我从来不准备写。现在，我郑重地考虑了，决心写。这也许是现情况下我能够为党做的一点工作了。” 他深知自己是“戴罪”之身，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扣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里通外国”帽子依然还在头上，写出的回忆录不一定能出版，因此说：“我也考虑到了，即使写成了，不一定能出版。那不要紧，留给家人、儿孙们当故事看看也是好的。”
几个月后，“四人帮”倒台，革故鼎新，万象更始。粟裕以为撰写回忆录再无阻力了，欣慰地说：“写回忆录的事，现在不急了。” 他还兴致盎然、舞文弄墨地给老部下惠浴宇题写了一副对联，借以自勉： 写好自传万事足， 无官无忧一身轻。 不想，他很快又遇到了新的极大阻力。
1981年春，有人说粟裕不必再搞回忆录的事。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宋时轮，还将起初指派给粟裕帮助整理回忆录的人陆续抽了回去。 宋时轮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军事科学院时期，都是粟裕的老部下，若无更大的压力，似乎不会出此对不起老首长的下策。 不幸接踵而来。几个月后，粟裕发作脑血栓，从此便反复发作，语言、思维开始迟钝。虽然楚青仍不放弃，坚持一点一滴地询问、记录，但最终未能将回忆录完全整理，粟裕在1984年2月溘然辞世。 楚青悲愤地说：“由于种种困难，但主要的是有人暗里明中地破坏，在你（粟裕）生前，我们没有力量完成这项工作，以致使你连这个小小的愿望也未能实现。怎不令我抱恨终天。”
后来，在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支持下，楚青才以顽强的毅力将回忆录整理完毕，全书得以在1988年问世。因可以理解的原因，书中缺失粟裕的巅峰之作——淮海战役一章。粟裕曾对协助整理回忆录的秘书朱楹说：“淮海战役让邓副主席去写。”（注释8：2009年4月19日采访朱楹笔记。） 书中不多的涉及物是人非的议论里，议论最多的是陈毅，均为褒奖之词。其中，自然有粟裕一以贯之的尊敬，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粟裕撰写回忆录时，“一贯反领导”、“与陈毅的关系搞不好”、“随饶反陈”等“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依然戴在头上，1979年起申诉多次，石沉大海。
陈毅是粟裕的老搭档，抗战时期有过“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蜜月期，却也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判粟裕的主要人物。他在会议前后的主要作为有四： 一是最先在中南海小型会议上给粟裕定性：“整一个阴”，因此当粟裕解释曾谦让过陈毅华野司令员时，彭德怀脱口而出：这正说明你“阴”； 二是粟裕1957年11月访问苏联时，与苏联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除去寒暄和翻译时间，交谈不到5分钟的一次很普通的会见，陈毅认为是“告洋状”，说“（粟裕）过去是夸功，争权夺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 三是批判大会上，陈毅作了专门的长篇发言，针对粟裕批判“个人主义”。彭德怀对这个发言大为赞赏：“陈毅同志的发言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对我们反个人主义有很大作用。” 四是在原第三野战军参加会议的将领对批判自己的实际军事统帅粟裕不理解，有抵触情绪时，陈毅出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注释12）使之纷纷倒戈，仅剩下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人依然不服，软拖硬顶。 正因为粟裕从不认为自己有所谓的个人主义，对陈毅一直很尊敬，加上申诉平反与撰写回忆录的种种阻力，他自然刻意几番提及陈毅。
在写到才赶上南昌起义余部不久的陈毅，第一次出现在全体军人大会时，就“呈上”了 “果敢坚毅的领导”、“有才能、有魄力”等当时未必存在的“溢美”之词，成为涉及物是人非的几处不得不为之的特例。 粟裕不是完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趋福避祸之心自然也有，但能体察其苦衷的人不多。如果将某些字面看作是现实的全部，无疑是胶柱鼓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