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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的中央委员毛泽东等会合,组成了正式中央。

博古等中共临时中央成员到中央苏区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展声势浩大的批判所谓“罗明路线”。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反“罗明路线”实际是反毛泽东,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因为罗明不执行“进攻路线”,而在贯彻毛泽东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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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他们抓住罗明1月下旬给省委写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在2月15日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福建省委的决定,指责省委内“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他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

接着,又撤销谭震林的省军区司令员、张鼎丞省苏维埃主席等职务。

随后,博古等在江西、在军队中都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在江西反“罗明路线”,主要是针对邓小平、谢维俊、毛泽覃、古柏,批他们“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

在军队中,他们把萧劲光当作“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而且不断升级,想给他处以极刑。

当时,毛泽东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从临时中央准备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他就不同意“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法,判断东北路敌军进攻目标可能指向黎川一带,及时向中央建议:“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将敌军引进建宁、泰宁一带山区根据地,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但是,临时中央没有采纳这个正确意见,却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执意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闽赣军区司令兼政委萧劲光去黎川组织军队和地方游击队坚决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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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后排右二)与红军战士合影

实际上,当时的红军主力部队已随三军团到福建去了,闽赣省委和省政府奉中央之命在敌军进攻前两天已撤出黎川。

萧劲光到时,黎川只是一座空城,能指挥的只有一个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

而进攻黎川的敌军恰是蒋介石的周浑元三个师,先头部队占领了黎川外围阵地,又派别动队插到黎川的后面。在敌我力量异常悬殊,后路将被全部切断的情况下,萧劲光才带着70余人的教导队撤出,退到黎川城外60里的溪口,避免了遭敌包围消灭的命运。

博古、李德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命令红军主力准备在硝石与黎川之间的资溪桥地区同国民党军决战,但国民党军重点坚守阵地,红军连攻4日不克。

接着,博古、李德又命令再打浒湾,使红军又受重大损失。连连失败和损失,宣告了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的破产。

博古、李德没有从战略决策上去找问题,而是委过于具体的指挥员,寻找“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他们不敢归罪于指挥浒湾战斗的主要指挥员,而是拿萧劲光问罪,只是由于彭德怀主动承担责任而作罢。

他们并不就此罢休,转而追查萧劲光在黎川失守中的责任,说是退却逃跑,捏造罪名,出《铁拳》专号,“反对萧劲光机会主义”,下令撤了萧劲光的职,调往前总审查,并准备给他处以极刑。

据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写,这个矛头是对着毛泽东的。

他写道:“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

毛泽东坚决反对把黎川失守这件事全部归罪于萧劲光,更不同意对他处以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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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劲光(右一)与战士们合影

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不同意这种做法,拒绝在文件上签字。

萧劲光回忆说:“公审以前,周恩来同志征求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同志坚决不同意,说这件事不能怪萧劲光。那时,毛泽东虽然没有发言权,但威望很高,影响很大。”

尽管他们组织法庭审判萧劲光没有处以极刑,但仍然判处五年徒刑,开除党籍、军籍,把他关押起来。

萧劲光被关押后,毛泽东派贺子珍前往探视。

贺子珍向萧劲光转达毛泽东的话说: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问题,你应该撤退,做得对。

这无疑给了身处逆境中的萧劲光很大的安慰。当时有人极力主张枪毙萧劲光,但遭到了毛泽东等人的坚决反对。

毛泽东说:打击萧劲光是为了打击我,是杀鸡给猴看。萧劲光因此得以保住性命。

经过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与博古、李德的坚决斗争,萧劲光被关了一个月后,周恩来等就把他安置在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

直到长征中的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向萧劲光宣布:“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处分都不算数,恢复党籍、军籍,中央准备安排你的工作。”

博古在中共七大上曾说道:“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左倾遍于国中。’”

参考文献:

1.《毛泽东生平纪实》

2.《萧劲光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