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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文互联网有“辱法”的风气，好像自从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就不值一提，但其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法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920年代，中国的青年精英们赴法勤工俭学，开拓了眼界，回国后都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1960年代，曾经参与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精英们，已经成为中国的领导者，

他们推动的中法建交，又影响了中国的走向和世界格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法国对中国的影响，仅次于苏联。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中法建交。

2、

在20世纪中期，中法关系经历了一段天翻地覆的变化。

1943年初，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夺取北非，6月3日又在阿尔及利亚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开始领导整个法国的抵抗运动和北非地盘，希特勒扶持的维希法国江河日下，朝不保夕。

于是呢，美国和英国决定，承认戴高乐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唯一合法政府。

做为英美在东亚的代理人，蒋介石自然不能例外，便在8月1日宣布和维希法国断交，顺便废除了一些中法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然后在8月28日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是法国唯一合法政府。

按道理说，蒋介石声援戴高乐，戴高乐应该感谢蒋介石才对呀？

但戴高乐没有感谢蒋介石，反而通过外交渠道，对蒋介石趁机废除中法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发出抗议，声称将在中国保留法国的权利。

这说明，

戴高乐根本没有平等对待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依然把中国视为随时可以进入的殖民地，准备战争结束以后卷土重来。

面对戴高乐咄咄逼人的态度，蒋介石无力反驳，甚至在1944年6月戴高乐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时候，立即予以承认，还给戴高乐致电说：

“四年来，我们始终带着深切的同情和敬仰，关心法国人民在您英明领导下进行的这场斗争。您真正的首都从纳粹占领中解放出来，预示着您的祖国即将全面解放，也是您可贵的努力应得的酬劳。”

弱国跪舔的态度，溢于言表。

到了1950年1月，蒋介石败退到台湾，陈赓指挥解放军自广西进入云南，穿插到中越边境地区，和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联系起来。

面对这种情况，已经回归东南亚，希望重建法属印度支那的法国，再也坐不住了，便派出前任驻北平总领事伯亚乐，会见中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传达了“法国正在考虑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

伯亚乐的言外之意就是，

如果中国不支持胡志明和北越，承认中法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法国就承认中国新政府的地位。

这种损害国家利益的交易，久经考验的中央领导同志怎么可能接受呢？

于是在1月18日，中国宣布和越南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3月，毛主席自莫斯科返回北京，正式决定组建以陈赓、韦国清为首的“援越军事顾问团”，开始抗法援越。

因为在毛主席看来，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法国这种老牌列强，不把它打疼，它是不会让步的。

这一打，就是四年。

1953年7月，中、朝、美在朝鲜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抗美援朝取得巨大的胜利，震惊世界。

1954年5月，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战败，被迫承认北纬17度线以北，归越南民主共和国所有，北纬17度线以南归保大帝的越南国所有，法国非常不体面的退出东南亚。

这两次战争让法国意识到，时代真的变了，中国不容小觑。

在这样的清醒认识下，日内瓦会议期间，中法两国代表团开始试探性接触，讨论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可能，法国总理弗朗斯也向周总理表示，希望中法两国的关系正常化。

但中法的关系，还是没有发展起来。

因为那时的法国不是戴高乐的法国，而是法兰西第四共和国。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是议会制国家，国民议会是法国的权力核心，能决定法国的绝大多数事务，相比起来，法国总统更像是国家的象征。而由于宪法的限制，国民议会没有明确的多数党，无法由一党组成稳定的内阁，经常是数个党派组成联合内阁。

这就导致法国政府官员频繁更换，以至于在12年间，法国出现了24个内阁，平均执政时间只有半年。

此外，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执政时期的法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依附于美国，事事都要看美国的眼色，不能独立自主的决定法国事务。

那么

在美国封锁中国背景下，即便弗朗斯的内阁想和中国建交，也没有成功的可能，再换一届内阁，可能连建交的想法都没了。

所以在1950年代，中法关系并没有好转。

3、

中法关系的真正转折点，来自阿尔及利亚事件。

阿尔及利亚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和法国隔着地中海相望。对于法国来说，只要控制阿尔及利亚，就能控制整个北非地区，所以近代以来，

阿尔及利亚被法国殖民一百多年，做了法国殖民北非的桥头堡。

1950年代以后，阿尔及利亚又发现石油和天然气，根据目前的数据，阿尔及利亚的石油储量是世界第16位、天然气储量是世界第9位，不可谓不大。

一个有重要地缘战略且资源丰富的殖民地国家，可以想见，法国是非常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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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阿尔及利亚始终在谋求独立，脱离法国。

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以后，法属印度支那独立，给了阿尔及利亚极大的信心，于是一些阿尔及利亚的老兵和知识分子，成立“民族解放阵线”，于11月发动反法武装起义，争取民族和国家的独立。

事实证明，法国在法属印度支那打不赢，在阿尔及利亚也打不赢。

自从阿尔及利亚的反法武装起义爆发，周总理就在“亚非会议”上宣布：

“中国人民完全同情和支持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为自决和独立的斗争、阿拉伯人民在巴勒斯坦所进行的人权斗争。”

四年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尽管法国外交部宣布，任何国家敢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就是对法国的不友好行为，但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还是发去贺电，毛主席更是邀请临时政府代表团访华，并鼓励他们说：

“阿尔及利亚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阿尔及利亚，法国殖民主义者企图把它变为法国的一个省，那是永远做不到的。”

同年，中国宣布，将通过第三国给阿尔及利亚送去军事援助。

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只有3000人、500支猎枪的阿尔及利亚反法武装，很快就发展到15万人，控制了阿尔及利亚三分之二的土地，并且用游击战术，打的法国50万远征军都无可奈何，每年还要造成2000亿法郎的军事开支。

也就是说，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陷入人民战争的泥潭，遭遇了美国在越南、阿富汗一样的困境。

法国的镇压行动不顺利，自然引起国内外的不满。

1958年5月13日，法国的极端殖民主义者嫌弃法国政府软弱无能，直接在阿尔及利亚发动叛乱，成立“救国委员会”，和法国政府对峙。

法国内战一触即发。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已经隐居12年的戴高乐，向法国媒体传递了一条消息：“我已做好执掌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消息一出，有复国光环傍身的戴高乐，迅速成为法国各界都能接受的人物。戴高乐随即出山组阁，并成功修改宪法，把群魔乱舞的内阁制改为一言九鼎的总统制，一举终结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戴高乐重新执政，彻底改变了法国的命运。

因为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戴高乐的态度非常明确——

认清现实，放弃强硬的旧式殖民统治，改用柔软的新方式，维护法国在北非的影响力。

为了表明态度，戴高乐公开说过两句话：

“父辈的阿尔及利亚已经死去了，如果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将与它同归于尽。”

“阿尔及利亚只有一种解决办法，独立。”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1959年9月，戴高乐发表电视演讲，提出三条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方式，请阿尔及利亚人自己决定——

1、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分离，独立建国。

2、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合并，成为一个省。

3、阿尔及利亚自治，和法国保持间接关系。

演讲结束以后，76%的法国投票者支持戴高乐的决定，阿尔及利亚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的解决方案。

经过双方漫长的谈判，1962年3月，阿尔及利亚实现全境停火，4月，91%的法国投票者赞成法国退出阿尔及利亚，7月，99.73%的阿尔及利亚投票者，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建国。

就这样，

中国支援阿尔及利亚的行动，取得圆满的胜利，法国顺利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甩掉沉重的经济和军事包袱，中法两国再无尖锐的矛盾。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开拓了国际影响力，法国消耗了实力，此消彼长之下，中国和法国便有了平定谈判建交的基础。

如果中国当初接受了法国的条件，以低声下气的态度和法国建交，法国不会走到这一步，中国也不会换来这么有利的条件。

还是那句话，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4、

中法有平等谈判建交的基础是一回事，有没有平等谈判建交的意愿是另一回事，毕竟“供需关系”才是衡量世间万事的决定性因素。

那中法的需求都是什么呢？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是追随美国的，它对中国没有需求，但随着戴高乐重新执政，突然对中国有了巨大的需求。

因为戴高乐有浓厚的大国意识，对法国事事追随美国非常不满，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以后，

非常希望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时的各国实力对比，也给戴高乐的复兴计划，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战刚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工业生产总额，能占到资本主义世界的53%，但戴高乐执政以后，美国的工业生产总额只占资本主义世界的39%，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组成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日本的工业生产总额，则占到资本主义世界的48%。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戴高乐便提出“独立自主”的法国外交政策，并试图主导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抗衡，恢复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国地位。

而在二战以后，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时刻威胁着西欧的安全，

戴高乐要想主导欧洲经济共同体，便要给西欧提供安全的环境，那么就需要一个大国来制衡苏联。

在世界各国中，能声援法国独立自主并制衡苏联的，数来数去，也只有在朝鲜击败美国、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击败法国、和苏联交恶的中国。

中国，就这样成为戴高乐选定的绝佳合作伙伴。

法国需要中国，中国其实也需要法国。

原因很简单，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封锁中国，50年代末的中苏交恶，导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封锁中国，中国为了保持独立自主，被迫隔绝在两大世界之外。

那个时候的中国，迫切需要实力雄厚的合作伙伴，打破美苏的封锁，获取必要的政治声援、经济交流以及技术扩散。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主席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中间地带。打破美苏的封锁，要从这两个中间地带着手，而

第二中间地带的突破口，便是要求独立自主、极力反抗美国的法国。

所以在相似的政治共识之下，中法便产生了供需关系，两国建交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关于这一点，戴高乐和毛主席都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