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斯·斯特恩(Lyss Stern)坐在病床上，周围一圈亲戚正对着新出生的宝宝轻松低语。
“他看着像个小南瓜，”她的姐夫说：“你该把他打扮成万圣节的南瓜。”
“我想我们还能设计出更有创意的服装，”斯特恩女士记得自己是这样回答的。“你一说这个，我想起了……”
她拿出手提电脑，给同事发了一封邮件，讨论她在纽约的公司——酷妈网站(Divalysscious Moms)——举办万圣节晚会的事。
你要知道，那时候才七月份。
“我那会儿从没想过休产假的事，”斯特恩说，那时候她最大的孩子才3岁。“奥利弗要出生了，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我不认为这是疯狂的行为——工作就是这样。”
像很多女人一样，斯特恩也听说了雅虎新任首席执行官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的事儿。玛丽莎今年37岁，怀着第一个孩子，即将在十月份临产。
她对《财富》杂志说她的产假只会“有几周，而且那期间我也会一直工作”。
这句话引起了新一轮关于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的争论。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些争论，起因是那句让人恼火的话——“左右兼顾”。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安妮·玛丽·斯洛特（Anne-Marie Slaughter，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司长）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什么女人仍然不能左右兼顾》。她在文中写道：“既要做好繁忙的政府工作，又要照顾两个十多岁的男孩，是不可能的。”
那梅耶尔女士的观点又是怎样的呢？“我喜欢控制事情的节奏，”她对《财富》杂志这样说。
在博客、推特、脸谱和其他媒体上，大家的反应很不同。有人批评梅耶尔女士是职业女性的坏榜样。有人祝贺她能同时处理好两个挑战。另一些人则惊讶于她对产后情况的预期如此天真。
但是那些已经采取休短暂产假方式的人，是怎么看待梅耶尔的产后计划的呢？在采访中，她们大部分人说，对于那些职位很高或者经营自己生意的女性来说，决定不休那么长的产假，感觉上是个主动的选择——但同时，也是个无可奈何的选择。
“你想想那些生了不止一个孩子的妈妈们，是不是说过，‘我不能再照顾老大了，因为我刚生了一个小的’？”Piazza（老师和学生在线交流和解决问题的平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波亚·桑卡尔(Pooja Sankar)这样问道。她今年31岁，三周前刚生了第一个孩子。她把Piazza也看做她的一个孩子：“我是一个公司的CEO，公司这个‘孩子’也要靠我来运营和生存。”
很多女性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很快回去工作，因为她们需要赚钱或者不敢丢了工作。另外，服务员、保姆和老师这样的职业，工作不能只通过iPhone发邮件的方式来进行。
有经济能力的年轻父母，在需要同时应对婴儿和老板时，自然有一些解决办法。这些办法，要是没钱的话，可实现不了。例如，梅耶尔可以聘请很多保姆和保育员。桑卡尔的父母和公婆都住在她位于加利福尼亚帕洛阿尔托的家里。
去年夏天，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纽约地产大亨的女儿——译注）在生完女儿阿拉贝拉8天后，乘坐她父亲的飞机前往迈阿密出差，当晚就飞回来了。
“我工作项目的性质要求我只能有一个超级短的产假，”今年30岁的特朗普女士说。“是的，有时候我回头想想，也希望当时没必要那样。但是，这就是生活，生活是马拉松，不是短跑。”
但是，梅耶尔这种情况，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比经济能力更复杂的重要问题。知名女性主动放弃休产假的权利，是一种进步吗？休产假成了如今“永远在线”的社会氛围的又一个牺牲品。这是不是传递了一个信息：真正的休假只属于那些不受任何约束的人？
如今，就像休假会被工作邮件打断一样，休产假也不再是完全脱离工作。有些父母认为这种“半休假”的状态是个不公平的负担。
但是，有些企业家说她们是自愿的，比如曼哈顿的玛丽亚·赛德曼(Maria Seidman)。两周前，34岁的她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在病房里，她通过Yapp（肯定是通过这个了，Yapp是她帮忙创立的，旨在帮助人们快速发布移动应用程序），宣布了这个消息。
“没人——我的团队，我的投资人，还有我的家人都不——期望我还工作，”她说，“但是我想继续工作。并非因为它是我的职责。我在实时更新这个应用程序，给我爱的人展示孩子的照片。你很难定义这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
赛德曼女士辩解说，产假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她补充说，“在今天这个相互交融的社会里，产假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简·M·斯威夫特(Jane M. Swift)来说，大家对梅耶尔产后计划的强烈反应很像是“历史重演”。2001年，在就任马萨诸塞代理州长一个月后，她剖腹产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出院后，她在马萨诸塞州威廉斯顿的家里度过了一个“工作着的产假”。
那时候，有人批评她既不是个称职的妈妈，也不是个专心做事的政府官员。也有人向她表示祝贺。跟大家对梅耶尔的反应一样。
“说实话，那么多人关注这件事，我当时都懵了，”她说：“十年前，我很吃惊大家会对此争论得这么激烈，今天我很吃惊怎么大家还在争论。”
斯威夫特女士现在是明德交互语言项目(Middlebury Interactive Languages)的首席执行官。她说，身居要职的女性，一来责任重大，二来能控制自己的日程，所以，牺牲一个纯粹的、不被打扰的产假，从长远来看，还是值得的。
“事业有成的男女工作要求高，但是工作时间也相对自由。产假对她们来说是不是个过时的概念？我想是的，”她说：“最麻烦的是公众关注我做的每个决定。我不喜欢总得解释我的每个决定，我不喜欢人们以此衡量我的能力。”
珍妮·范·利欧文·哈灵顿(Jenny Van Leeuwen Harrington)的儿子出生于2009年3月9日。那天，标准普尔500指数降到了一个“惨不忍睹的低点”。作为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市吉尔曼希尔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投资组合经理，她说她没办法“既能幸福地休产假，还能继续在圈子里混”。“我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她说：“细想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我的孩子们真的很幸福，”她补充道。
五年前，哈灵顿女士31岁的时候，生下了女儿，她说，“两周后我正式回去上班，”把孩子交给了保姆。她说，自己慢慢练习离开孩子回去工作，一次离开一两个小时。产后六周，她一天在办公室工作8个小时，然后开车回家喂奶。
哈灵顿说她怀疑那些反对缩短产假的人“以为是卯足了劲儿一口气儿一天工作15个小时”。她补充道：“事实上，有一些工作是可以精心安排好工作时间的。”
卡门(Carmen)是一家咨询公司的合伙人。在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两周，她开始在家全职工作。她说听到那些对梅耶尔女士的批评，她感到很不开心（考虑到隐私问题，她不想公布她的姓）。
“我35岁结婚，36岁生第一个孩子，38岁生第二个孩子，”她说。“很明显，工作是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记得在医院的时候，回过一封工作邮件，在信中写道：“我可以晚些给你回邮件吗？我正在生孩子。”
“那个邮件，”卡门说：“真的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