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秀兰，今年已经72岁了。坐在这间狭小昏暗的出租屋里，我颤抖的双手紧握着那张泛黄的欠条，心如刀绞。窗外阴沉的天空仿佛在映射我此刻的心情，压抑而绝望。
电话里传来儿媳妇陈春花冷漠的声音：“那是你儿子借的，关我啥事？”
我强忍着泪水，声音哽咽：“可是……可是你们当初说是一起做生意……”
春花不耐烦地打断我：“那都是八年前的事了，再说了，我们现在也不容易。”
我转头看向床上昏睡的老伴李国强，心里一阵刺痛。他原本健壮的身体如今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苍白的脸上布满了病痛的痕迹。我颤抖着说：“你爸爸病得很重，我们真的需要那笔钱……”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冷笑：“妈，你耳朵有问题吗？我说了，那是你儿子借的，有本事你找他要，别找我。”
我愤怒地握紧拳头，却无力反驳。春花挂断电话，留下一室寂静。我缓缓走到床边，握住老伴的手，泪如雨下。
看着国强憔悴的面容，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过去。1951年，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
作为家中的老大，我从小就担负起了照顾三个弟弟妹妹的责任。那时候，家里连温饱都成问题，更别说上学读书了。
我清楚地记得，12岁那年的秋天，我看着同村的孩子们背着书包欢快地跑进校园。
我却不得不转身回家，开始全职帮家里干农活。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失落和不甘，但我知道，这是我作为长姐的责任。
18岁那年，我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独自一人来到了南京。在一家纺织厂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辛苦，但我从不抱怨。
每天清晨5点起床，步行半小时到工厂，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虽然双手常常被纺纱机磨得通红，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我省吃俭用，把大部分工资都寄回家，供弟弟妹妹们上学。
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都会先把钱分成几份，装进不同的信封：这份是给家里的生活费，那份是弟弟的学费，还有一份是妹妹的书本费。剩下的那一点点，才是我自己的生活费。
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比我大一岁的李国强。他是厂里的机修工，为人老实本分，技术也好。
记得有一次，我负责操作的纺纱机突然出了故障，是国强加班加点地修好了。从那以后，我们就渐渐熟悉了起来。
23岁那年，我和国强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只在厂里的食堂摆了几桌，请了些同事和邻居。虽然简陋，但我们都很幸福。婚后我们继续过着双职工的生活，虽然忙碌，但很充实。
两年后，我们的儿子小军出生了。为了照顾孩子，我和国强轮班工作，从不麻烦老人。
那时候，厂里没有育儿假，我生完孩子才休息了不到一个月就回去上班了。每天下班后，我们还要轮流照顾孩子，常常忙到深夜。
我们省吃俭用，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孩子身上。记得小军上幼儿园的时候，其他孩子都有新书包，只有他还背着我用旧衣服缝的布包。
看到儿子失落的眼神，我心里很难过，但又无能为力。那天晚上，我和国强商量了很久，最后决定多加几个夜班，给孩子买个新书包。
看着小军一天天长大，成绩越来越好，我和国强感到无比欣慰。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小军最终考上了大学。
为了支持儿子的学业，我们再次咬紧牙关，省吃俭用。我记得小军刚上大学那会儿，我们连续几个月都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就为了能多给他一些生活费。
大学毕业后，小军在一家外企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看着儿子西装革履地上班，我和国强心里充满了自豪。我们觉得，这辈子的苦总算是没有白吃。
当小军说要结婚时，我和国强又一次倾其所有。我们卖掉了老家的房子，东拼西凑帮儿子买了婚房，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看着儿子成家立业，我们心里充满了欣慰和骄傲。
60岁那年，我和国强双双退休。虽然退休金不多，但我们觉得够用就行。我们主动承担起了带孙子的责任，每天接送孙子上下学，照顾他的饮食起居。我们把退休金都花在了孙子身上，只为给他最好的生活。
记得有一次，孙子说想学钢琴。我和国强二话不说，把准备买新衣服的钱拿出来给孙子报了培训班。看着孙子快乐地弹琴，我们觉得比什么都值。
然而，8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那天，小军和春花找到我们，说想借钱做生意。他们计划开一家小超市，需要20万元的启动资金。看着儿子儿媳充满希望的眼神，我和国强犹豫了。这可是我们一辈子的积蓄啊。
但是，看到儿子恳切的目光，我们还是心软了。我和国强东拼西凑，甚至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终于凑齐了这笔钱。
小军信誓旦旦地承诺，等生意好起来就还钱。我们欣慰地看着儿子有了上进心，满怀期待地等着他们的好消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与儿子一家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小军的生意确实做大了，但他回家的次数却越来越少。春花对我们的态度也越发冷淡，甚至在我们带孙子的时候也常常指手画脚。
记得有一次，我做了孙子最爱吃的红烧肉。春花看了一眼，就皱着眉头说：“妈，现在讲究低脂健康，您这样油腻的东西少给孩子吃。”
我心里很难过，但还是笑着应了。从那以后，我做饭时总是战战兢兢，生怕又被说三道四。
每次我们提到借钱的事，小军总是推脱说生意资金周转困难，再等等。起初，我们也理解。毕竟做生意不容易，我们也不想给孩子太大压力。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的积蓄也越来越少。
就在上个月，噩耗突然降临。国强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进了医院。医生说需要立即手术，还要长期护理。巨额的医疗费让我们一筹莫展。我不得不向小军提出还钱，却遭到了他和春花的拒绝。
“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小军皱着眉头说，“我们现在生意上周转困难，哪有钱还给你？再说了，我们是母子，你给我20万做生意不应该吗？怎么还要我还？哪有你这样当妈的？”
我心如刀绞，颤抖着说：“小军，你爸爸现在病得很重，真的需要那笔钱……”
我话还没说完，小军就挂断电话了。我愤怒地握紧拳头，却无力反驳。看着儿子对我们的困境视而不见，我心如死灰。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我们在儿子心中的地位究竟有多卑微。
回到现实，我擦干眼泪，下定决心不再对这个不孝子抱有希望。我找出保存多年的欠条，准备起诉。虽然心如刀割，但我知道，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第二天一早，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了小军的超市。店里正忙着招呼顾客，小军和春花都在收银台后面。看到我进来，他们的脸色立刻变了。
“妈，你怎么来了？”小军假装热情地问候。
我深吸一口气，提高嗓门说：“小军，春花，我最后给你们一周时间。如果不还钱，我就只能起诉了。”
周围的顾客都停下脚步，好奇地看着我们。春花慌乱地想把我拉到一边，但我挣脱了她的手。
“各位街坊邻居，”我环顾四周，“我今年72岁了，8年前把全部积蓄借给儿子儿媳做生意。现在我老伴病重，急需用钱，他们却不认账。你们评评理，这是人干的事吗？”
店里顿时一片哗然。有人指责小军和春花不孝，有人同情地看着我。小军和春花的脸涨得通红，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医院打来的，说国强的情况恶化了，需要立即转入重症监护室。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腿一软，差点跌倒在地。
小军看到我的样子，终于有些动容。他走过来扶住我，问道：“妈，怎么了？”
我强忙定了定神，说：“你爸爸情况不好，医生说需要马上转重症。”
小军和春花对视了一眼，似乎有些犹豫。最后，小军说：“妈，我们现在就去医院看看吧。”
在医院里，看着躺在病床上插满管子的国强，我的心都碎了。医生说需要做一个高风险的手术，费用至少需要30万。我绝望地看着小军，不知道他会作何反应。
小军沉默了许久，最后说：“妈，我先给医院转10万，剩下的我再想办法。”
我感激地看着儿子，但心里却五味杂陈。为什么要等到这种时候，他才愿意掏钱呢？难道父母的生命在他眼里，就真的不如钱重要吗？
手术进行了整整8个小时。当医生走出手术室时，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手术很成功，”医生说，“但病人现在情况仍然很危险，需要继续观察。”
我长舒一口气，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小军站在一旁，神情复杂。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国强身边。小军偶尔会来看看，但每次都待不长。春花更是一次都没来过。
一周后，国强终于转危为安，被转入了普通病房。但医生说，他还需要长期的康复治疗。
当我再次向小军提出还钱的事情时，他显得很为难。
“妈，我知道你和爸需要钱，”小军说，“但是我们现在真的很困难。超市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低。我们还要还房贷，孩子还要上学……”
我苦笑着打断了他：“小军，你还记得当初是谁把全部积蓄都给了你们吗？你还记得是谁含辛茹苦把你养大的吗？”
小军低下了头，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说：“算了，我不强求你们了。我和你爸会想办法的。”
从那天起，我开始在附近的小区里发传单，帮人做保洁。虽然年纪大了，干起活来很吃力，但我别无选择。国强出院后，我们搬出了儿子给我们租的小屋，回到了老家的村子里。
村里的生活简单而艰苦，但至少我们不用看儿子的脸色。我每天照顾国强，种种菜，养养鸡。虽然钱还是很紧张，但我们总算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
有时候，我会想起过去的日子，想起我们对小军的期望，想起我们付出的一切。那些回忆既甜蜜又苦涩，让我忍不住落泪。
国强常常安慰我说：“秀兰，别难过了。我们已经尽力了，问心无愧就好。”
我点点头，擦干眼泪。是啊，我们已经尽力了。虽然结果不如人意，但至少我们还有彼此。
偶尔，小军会打电话来，问问我们的情况。但每次通话都很短，很生疏。我知道，我们之间的那道鸿沟，可能永远都无法弥补了。
看着窗外的夕阳，我不禁感慨万千。人生就像这夕阳，美丽却短暂。我和国强的人生已经步入黄昏，但我们会继续相互扶持，相互温暖，走完这最后的路程。
至于小军，我已经不再抱有任何期望。我只希望，他能记住我们曾经的付出，记住作为子女的责任。也许有一天，当他年老时，他会明白我们现在的感受。
但那都是以后的事了。现在，我只想好好照顾国强，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后的依靠，就只剩下彼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