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3年，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等人修编类书，要求“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4年之后，永乐大典定稿，朱棣亲自为序并赞曰：“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书，著为奥典。”
然而，朱棣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这本“包罗万象，涵盖古今”的皇皇巨著不仅正本没了，副本也所剩无几，更令其无法想象的是，他当年一时兴起的政绩工程竟然暗藏着人类文明的密码。
葡萄牙人通过《永乐大典》了解了世界地理，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意大利人受到了《永乐大典》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启蒙，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
德意志从《永乐大典》里学到了无神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
十字军东征带回了《永乐大典》中所记载的科学知识，使得欧洲在数学、物理、天文、生物、化学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英国人则从《永乐大典》中参悟了纺织机与蒸汽动力的原理，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后来八国联军侵华，列强更是将《永乐大典》瓜分，因为分赃不均，导致一战二战爆发。
可以说，天不生我永乐典，人类万古如长夜。
有人可能就觉得奇怪了，《永乐大典》明明是中国人所著，为什么却在国外开花结果了呢？
我想，也许当时外国人刚从树上下来，对世界的好奇心更强吧。
算了，不编了，我怕真有人信。
实际上，《永乐大典》作为一部类书，远没有人们臆想中的那么神奇，之所以被神化，一是因为西方伪史论的盛行，二是因为大部分都已遗失，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对于一些人而言，《永乐大典》是一个抽象的流行梗，而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永乐大典》则反映出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心理。
这种文化心理并非今人所独有，其在明末时便已初现端倪。
彼时正值万历年间，随着隆庆开关，西方传教士来华，大量的科学新知识涌入进来。
明朝人自然不知道当他们还在山呼万岁的时候，远在万里之外的“蛮夷”已经发明了望远镜、计算出了开普勒定律。
这些先进思想对于儒家的文人士大夫们而言无疑是闻所未闻的，不过他们在感到新奇的同时，却又受“华夷之辩”所束缚，难以接受落后的现实，产生了一种以文化对抗为手段的自我蒙骗，试图证明这些东西中国自古有之，以填补心中的落差。
比如徐光启就指出，西洋测量诸法与《周髀》和《九章》中的“句股”、“测望”等方法略同，熊明遇则认为西方的地圆说就是《黄帝内经》中的“地在天中，大气举之”。
时人根据这些附会出的所谓中西学说的吻合点，进而推断，西方诸学皆是从中国上古传过去的。
于是，最早的“西学中源说”诞生了。
到了清初，中西学说之争更进一步，不仅知识分子，就连康熙都说：“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
在康熙钦定以及梅文鼎的“论证”下，“西学中源说”成了有清一代的官学正统。以至于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哪怕是一些见过世面的变法派、洋务派都还攥着“西学中源说”不撒手。
虽然都是阐述西方科学源自中国的理论，皆出自同一种心理补偿机制，但与明清时相比，如今流行的“西学中源说”却有着不同的文化语境和特定背景。
明清时，传统文化根深蒂固，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华夷之辩是人们自我欺骗的思想源泉，而现在，传统文化尽显颓势，中西对抗下，意识形态成了第一驱动力，“西学中源说”是以西方伪史论补丁的身份出现的。
明清时，“西学中源说”主要流传于文人士大夫与官僚阶层，是正统官学，而如今，则在民间极其盛行，学术领域反而对此嗤之以鼻。
不难看出，两个时代的“西学中源说”虽不是一脉相承，但却有着明显的从文化保守主义到民族主义的演变，而这两者在中国都难免掺杂着自卑的底色。
这种自卑既来自于西方文化的强势，也源于本土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前者对应互联网上流行的“警惕文化入侵”的论调，而后者则反映在人们对于“文化输出”的热衷与担忧上。
如果说明清两朝，面对陌生的外来文化与翻天覆地的世界变局，人们采取一种防御姿态，选择抱残守缺，还可以称之为是本能反应，属于时代局限性的话，那么在与现代文明相处了70年后，仍然以一种阿Q心态看世界，就是彻彻底底的大倒退了。
说到底，无论是“西学中源说”还是西方伪史论，都是想通过老祖宗来满足文化心理上的诉求，以消弭现实中的文化自卑。
然而这些手段终究只是饮鸩止渴，越是深陷其中，越是容易变得敏感脆弱，无法用平和正常的心态看待世界。
唯有舍弃这些沉重的历史包袱，彻底从老祖宗的坟墓里走出来，中国人才能真正拥抱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