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66年5月16日，随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发布，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拉开帷幕。对于这场全国规模的运动，本不该卷入的人被卷入其中，很多家庭也受到冲击。后来很多当事人从个人的视角出发，写了不少回忆录，包括后来的伤痕文学，那么对于这场运动，我们该如何看待呢？

时间轴：1966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

关于这场运动，有来自各方面的报道，无论是论文还是传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研究机构视角还是个人视角，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对于这场运动的讨论可谓是全视角。

对于这场运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个人视角叙述事件如同小说一般精彩，但只能代表个人的观点，不能概括事件的全貌。官方和研究机构的视角又过于书面化，给出的答案都是规律性和总结性的语言，大多数人都看不懂。

对于这场运动纷繁复杂的解读，我们无法讲述所有的一切，只能讲述我们所认为的底层逻辑，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运动，又是因何开始的？

老人家晚年回顾这场运动时很清楚大家对此的态度，他说这场运动“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反对的人不少，不仅是国内的人，连国外敌对势力也反对。

这就让人感到疑惑了，为什么国外敌对势力也反对呢？国外敌对势力不是应该趁乱打进来吗？为什么却要反对呢？这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呢？这些都值得我们深究。

当然国外敌对势力反对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显而易见，可以借此收买其中一些人，不仅是被打倒的人，还包括那些打倒别人的人，这些人都是可以收买的对象。

这个逻辑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

当父母教训不听话的孩子时，邻居跑过来指责父母，只要这个孩子没有是非观念，通常都会选择认贼作父。邻居只要给一颗糖，孩子今晚就会选择睡在邻居家，并且大骂自己的亲生父母不是人，今天出现的毒教材、毒小说、毒试卷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此对于老人家晚年发动的这场运动，不能简单地听信一面之词，而应该分析发生的事件背后的底层逻辑。

关于“文化大革命”，有几个核心问题需要梳理清楚，这几点梳理清楚之后，才能解释清楚很多事件背后发生的逻辑。

第一个核心问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将决定这场运动的性质，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发动这场运动的原因是什么？

老人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在我们中国， 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 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 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北戴河和北京这两个月的会议，讨论了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 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老人家明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思想，是扛着红旗反红旗，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

“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在文化领域进行斗争，要对资本主义复辟有清醒的认识，能够识别并抵制资本主义复辟，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必须守住文化这块阵地。

一个人的认知水平由文化程度决定，即意识形态虽然是个人对世界和事物认知的综合反映，但最终落实到具体的载体上就是文化层面，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文化领域的斗争。

这也是老人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发起了批《武训传》、批红学派、批胡风集团的运动，他把文化领域看得极为重要，因为一个政权的颠覆往往是先从覆灭这个阶级的文化开始。

关于发动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966年3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

老人家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

老人家所指的农村工作部，被一些人说成“十年来没做一件好事”， 于1962 年被撤销。

当时由彭真等五人组成的文化革命小组制定的“二月纲领”中明确表示鼓励辩论，但实际上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评论文章在北京遭到抵制，老人家要求不能压制批判的力量，但依然得不到贯彻执行，最后只能在上海发表。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老人家同康生单独谈了两次话，又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批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

他这样说道，“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他还强调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的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老人家从来不认为我们的工作就没有问题，而是主张有问题就纠正，甚至地方可以纠正中央。

老人家要求文化革命小组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并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

他还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根据老人家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于1966年4月9日至12日，由邓主持召开会议，批判彭真。

会议最后做出决定：

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

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经中央审定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名单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刘志坚，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吴冷西、陈亚丁、尹达、张春桥。

1966年4月22日至24日，老人家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22日的讲话中说道。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灵魂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止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两个。”

关于吴晗的问题，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讲到过，这里不再赘述。

这次会议通过了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经老人家反复审改的《通知》修改稿，即《五一六通知》。

1966年4月28日和29日，老人家两次讲话，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更加严厉的批评，他这样说道，“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攻到底！”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时老人家仍在外地巡视调研。

会议由一线领导少奇主持，内容主要是按照老人家的意见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