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今年是北大国发院（前身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ER）成立三十周年。国发院走到今天，能在教学、科研、智库等领域有所成就，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离不开师生校友的接力开拓，风雨兼程，以及各界的呵护与鼎力支持。值此3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启动“我与北大国发院（或我与CCER）”主题征文，欢迎师生校友和各界伙伴不吝赐稿，通过您的文字，让更多人一起走进那不曾褪色的岁月。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教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原副校长）、汇丰商学院创始院长海闻老师。全文分为上下两部分，今日为大家呈送上篇，明日呈送下篇。
今年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为“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简称CCER）成立30周年。学院征集纪念文章，也希望我写一篇。作为创始人之一和一段时间的常务副主任，我参与了最初十年的创建、管理、发展工作。北大国发院发展至今，是全体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的文章，只谈我参与的部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于1994年，以北京大学校发〔1994〕146号文件为官方的“出生证”。此文件名为《关于成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及中心主任任命的通知》，具体内容是“1994年8月17日北京大学第347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撤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筹备委员会，成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该中心为实体研究机构。任命林毅夫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易纲、海闻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从1994年秋季开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CCER））正式启动运营。
与易纲相约回国
CCER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高校中第一个由“海归”经济学者创办和组成的教学与研究机构。作为共同创办者的易纲和我都是恢复高考后北大最早出国留学的经济学本科生。易纲和我既是同班同学，也是同宿舍的室友。他是改革开放后北大最早公派的留学生之一，1980年就去了美国。他的出国，也激发我的留学念头，由于公派名额有限，我又有不少亲戚在美国，于是1982年大学一毕业就通过自费留学的方式也去了美国，在加州攻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我们当初出国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学习先进的经济学理论，了解发达国家的体制与政策，借鉴他们的经验教训，学成后回国参与国家的建设。我们虽然身在国外，却心系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此，在1985年，我参与创立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并当选为第一届理事。第一届理事会其他成员是杨小凯、钱颖一、于大海、王辉进，于大海任首届会长。此后，我还担任过两任理事和一任会长。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于1985年在纽约成立以后，每年召开年会，除了学术论文交流外，都会讨论国内的问题。1988年的伯克利年会还专门请了国内领导和学者参会。易纲也多次参加过年会，还担任过第七任会长。
1982年海闻与易纲在美国加州长滩（Long Beach）
易纲和我博士毕业后都在美国的高校担任教职，但我们一直在寻找回国的恰当时机。1992年春天，88岁的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并指出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在此基础上，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看到国内的变化，我们觉得，是回国发展的时候了。于是，我们相约回国。
与林毅夫讨论办学
回国干什么？我们可能都有各自的想法。回国前，我通过留美经济学会的暑期教学计划回到北大经济学院开设了一门“国际贸易”的研究生课程。教学期间，我有机会跟林毅夫在北大小南门外有“军机处”之称的韩国餐馆一起吃了一次冷面。
我认识林毅夫是1979年。他当时刚从台湾过来，决定到北大经济系读硕士，跟张友仁老师学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过，这些情况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我第一次见到林毅夫是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当时北大经济系请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Robert Klein）教授做学术讲座。讲座在一教举行，我们慕名而去。记得克莱因教授讲的是如何构建描述整个经济的计量模型，如何通过百余方程建立一个相互关联（LINK）的系统来分析政策的影响。进入问答环节时，右边第一排有一位学生站起来用英文提问。要知道，我们当时的英文都是很差的，尤其是我，初中没念完，又下乡九年，进北大后被分到英语课的“慢班”，基本上从ABCD开始学。我们听克莱因的讲座都是似懂非懂的，现在居然有学生用英文问问题，毫无疑问，对他印象深刻。大家纷纷好奇地打听这是谁，结果系里告诉我们，这是“新加坡的华侨”，叫林毅夫。
说实话，那一次只是我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我。真正跟林毅夫认识是在1985年5月，我们共同参加了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举办的中国经济研讨会，并在那次会上成立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那时在美国读经济学博士的北大经济系毕业生不是很多，见面后大家自然感到亲切，相谈甚欢。林毅夫1986年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又在耶鲁大学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然后回国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1990年5月，我回国考察时专程去他家拜访了他，我们一起聊了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也聊了有关中国经济学教育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海闻与林毅夫在北大未名湖畔
再一次见面就是我1992年暑假到北大经院上课期间，跟林毅夫一起在韩国餐馆吃冷面。那时，林毅夫兼任北大经济学院副教授，我也被北大经济学院聘为副教授。所以，我们谈得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他希望我回国跟他一起回北大推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
93年海南会议初定目标
1992年夏天，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上，易纲当选为第七任会长。一般来说，会长的任期内都要在美国举办一次年会，而那一年，除了学会的年会外，易纲决定跟中国留英经济学会一起在国内办一次学术研讨会。中国留英经济学会方面是张维迎负责，国内的合作方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当时的院长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负责具体工作的是迟福林。我担任会议的组织委员会主任，协助易纲做会务工作，也负责三方的协调工作和国际嘉宾的接待任务。
1993年7月1日至3日，“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进程中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讨论会”在海南的改革发展研究院召开。可以说，这是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之重要和规格之高端，也是前所未有的。参会人员有著名经济学家有杰弗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邹至庄、张五常等，政府官员孙尚清、安志文、周小川、马凯等，留美或留英学者易纲、田国强、钱颖一、文贯中、张欣、陈平、张维迎、秦朵等。
会议开得很成功。期间，我们也讨论了一起回国的事。我跟林毅夫想办学，易纲跟张维迎想办研究所。最后我们商定一起办一个集教学和研究为一体的“经济研究中心”。海南会议结束后，我就回美国了，还参加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并在那次年会上当选为第八任会长。林毅夫、易纲、张维迎则回北京与北大校领导等商谈希望筹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事。
CCER筹备会
1993年12月末，林毅夫在北大召开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筹备工作会议。除了北京大学的吴树青校长和梁柱副校长、李庆云和董文俊等经院管院的相关领导，陈锡文、杜鹰、蔡昉、曹远征、樊纲、林少宫、茅于轼等国内经济学家外，易纲、张维迎、周其仁、宋国青、钱颖一、田国强、张帆、余明德、肖耿、秦朵等留美留英经济学者也参加了会议。我也从美国回来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筹备会议。
与会人员热烈地讨论了成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讨论了中心的章程和管理制度。最重要的，会议需要对留美、留英经济学生学者回国加入这一教学研究中心的意愿进行一下摸底。会上每个人基本上都发了言，对于创办这样一个独特的研究机构都表示赞赏和支持，也提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只不过，对于是否回国参与创办这个中心，表态的程度却各有不同。
1993年12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筹备会合影(北京大学电教中心)
说实在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美留学生中愿意学成回国的人还是不多的，尤其在国外已经获得教职或稳定工作的人。一方面，国内的生活条件跟欧美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住房短缺，基本没有电话和私家车，冰箱、洗衣机、空调等现在看起来家庭必备的耐用消费品也很缺乏，多靠进口。而且，当时高校的工资较低，甚至远不如出租车司机，致使很多老师离职“下海”。对于经管专业的教师来说，国内外的收入相差就更大了。另一方面，国内的发展方向和政治经济形势也并不稳定。虽然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但“左”的思想和舆论仍很普遍。民营企业大多数还不得不戴着乡镇集体企业的“红帽子”，“产权”“外资”等敏感问题还不能公开讨论。所以，虽然大家都很支持建立这样一个由留学归国经济学者组成的跟国际接轨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机构，但明确决定回国加入这一机构的人并不多。
我当时是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的“长聘轨”（tenure track）助教授，正常情况下，几年后就可以成为长聘（即终身职）副教授。一旦获得美国高校的终身职，生活将是没有后顾之忧的。然而，我当初出国的目的不是想留在美国，而是想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和实践来参与国内的改革开放。现在既然有了机会，我也就明确表态会回北大参与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成为第一批成员。
筹备委员会工作
1993年筹备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学校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筹备委员会”，当时主管文科的副校长梁柱为名誉主任，林毅夫为主任（亦称组长），成员包括董文俊（管理学院副院长），海闻、易纲、张维迎、周其仁。
1994年5月27日，筹备委员会举行工作会议。除了易纲在美国无法出席外，其他六位成员都参加了。列席会议的有福特基金会的麦思文（Steve McGurk）和负责总务和基建的副校长李安模。
会议从早上8点半一直开到下午5点半，整整开了一天，讨论了很多重要而又具体的问题。会议首先讨论了CCER成立后的任务，主要是教学和科研，教学主要面向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学生，还要给全校开选修课，尤其是开出几门学生感兴趣的前沿领域的新课，产生一定的影响力。科研主要结合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来进行。针对CCER的工作，筹备委员会进行了分工。林毅夫综合协调全面负责，易纲分管科研，我负责对外联络，张维迎主抓教学，周其仁管培训，董文俊负责CCER成立期间的行政工作。
会议决定成立CCER的“咨询委员会”和“学术顾问委员会”，讨论了成立大会的日期和活动安排、CCER行政和科辅人员的编制和待遇、CCER办公楼的建设规划等。最重要的是，会议讨论了最初准备入职的6名专职研究人员的职称、住房及相关待遇，决定向学校建议聘林毅夫、易纲、海闻为教授，张维迎、张帆为副教授，余明德为讲师。
1994年5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筹备工作会议纪要（共4页）
会议期间，我跟福特基金会的麦思文又聊了一会儿，希望他们多支持我们。我跟他比较熟，因为我当时还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多项活动都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此之前，福特基金会从1985年开始就资助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一些学术活动。我当会长期间，他们资助了我们在杭州召开的“中国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国际研讨会”和参会成员在浙江的相关考察，也资助了中国留美经济学博士论文的印刷和向各高校图书馆的赠送。易纲当会长时的学术活动也得到过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他们对我和易纲都比较信任，相信我们能够把CCER办好。
会议结束后，林毅夫交给我一项任务：找办公地点。于是，我找李安模副校长，请他提供可选的办公场所。第一个地方是东门外的一栋理工科实验楼里。虽然可以给的办公室还比较多，但楼道里各种化学气味实在无法忍受。第二个地方是西门外被称为“公社大院”的一处平房，据说那里曾经是一个人民公社的“社部”所在地。办公室虽然也够，但在校园外，也不是很合适。我们是一个特殊的新单位，本身没有学生，如果不在校园里，很难真正融入到师生中，甚至有可能被误解为不是北大的单位。因此，我也没有同意。后来，李校长又提供了两处，我仍然没有看上。我比较追求完美，一般的地方看不上，弄得李校长头也大了。转眼到了我需要回美国的时候了，只好请林毅夫接着找。任务虽然没有完成，但现在看来，当时没有接受不合适的地方作为研究中心办公场所，对CCER后来的发展也算是一种“贡献”。
举家回国
1994年秋季，拥有六名海归博士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式开始运营，林毅夫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调入北大。从1993年12月正式筹备，到1994年8月学校发文件正式成立，仅用了不到9个月的时间，可见当时的效率之高！这既要归功于林毅夫、易纲、张维迎等人前期的积极努力和高效工作，也要归功于当时北大校长吴树青的眼界和胆识。允许一批留美、留英学者在北京大学这么一个敏感的大学里创建一个独立的经济研究机构，这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是很不容易的。
世界银行和福特基金会承诺给予一定的资助，北京大学为CCER在图书馆对面的老地学楼一楼提供两个大办公室和一个小办公室，为五名从国外回来的学者提供三套三居室和两套两居室。根据当时的规定，三居室属于“超标”，其中一居需要向学校缴纳集资建房款2万元。不过，如果未来离开北大退回住房时，这2万元可以退还。
当年秋季回国的教师为易纲、张维迎、张帆、余明德四位，行政办公室有张佳利和邢惠清两位。我当时在美国高校任职，接到林毅夫的正式offer是1994年6月10日，但当年美国学校秋季的课程早已安排好，所以只能推迟半年回国入职。林毅夫也已安排了在美国教学，所以秋季也没有回来。CCER的成立大会决定安排在1995年春季。
我虽然没有回国，但已开始为CCER工作。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替CCER在美国正式注册并开了银行账号，以便接受世界银行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二、购买了一批先进的电脑设备运回国，当时买的是Gateway 2000，高配置、大屏幕，惹得地学楼里理工科实验室的师生们羡慕不已。
1995年1月，我们一家三口从美国科罗拉多州出发，经加州回到杭州，然后又来到北京，住进了学校分配的燕北园三居室。我从1982年出国到1995年回国，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了13年。以前虽然也经常回国，但都是短期的，回北京基本上是我一个人来开会或上课，住在酒店或宿舍里，生活比较简单。这次是举家回国，长期居住，生活上面临不少挑战。对于在美国出生的女儿来说，更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记得有一次太太骑车带着不到6岁的女儿上学，一不小心两人都摔倒了，女儿一边哭一边问，“我们家的车呢？”可见，在当年的条件下，回国创业，困难重重，家庭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成立大会
CCER的成立大会计划于1995年3月10日举行。我们春节过后回到学校开始筹备，时间已经很紧了。开学后，六个人都到齐了，加上办公室的张佳利和邢惠清，我们立即紧锣密鼓地筹备成立大会以及相关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同时，我们六个人也都要上课。除了我给光华管理学院92和93级的本科生开一门《国际贸易》的课以外，其他人都给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的研究生开课。
1995年3月，CCER全体成员与Perkins教授夫妇合影（北京大学老地学楼）
林毅夫主要是请嘉宾，易纲负责当天下午的学术讨论会，我主要负责会务。现在做会务可能大家都得心应手了，可是当年国内对会务的要求是很低的。比如主要嘉宾的桌牌，我告诉他们要打印出来，可是电脑打印字号的最大选项只有36，行政人员没有做过这种事，都不知道怎么做。于是，我告诉他们可以将需要的字号输进去，就可以打印较大的字了。我们接待工作的人手不够，需要志愿者。我正好在光华管理学院教本科课程，于是从上课的学生中招募了十几名志愿者，有张昕、江慧琴、吴旭华、梅晓群等。她们后来也参与了许多CCER的科研和活动的组织工作。
我们的成立大会举办得非常隆重，可以说，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北京最大最重要的一次经济学家集会。主席台上有北大时任校长吴树青、陈岱孙教授、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教授、世界银行中国代表、福特基金会代表等。台下坐着的有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安志文等数百名学者和学生。我主持会议，易纲介绍诺斯，林毅夫致辞。在各位领导发言后，陈岱孙教授做了“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的演讲，诺斯做了题为《制度变迁理论纲要》的学术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陈岱孙教授。他于1926年获得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后回国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担任经济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又担任北京大学的经济系主任，直到1983年。陈岱孙教授是最早回国的经济学博士，德高望重，我们都尊敬地称他为“陈岱老”。我们上学时，陈岱老是系主任，78岁。我们毕业时，他还是系主任，82岁。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时，他已95岁，仍然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当年我出国留学，得到他的支持和指导。回国后，我去探望他，跟他讲“陈岱老，我们踏着你的足迹回来了”，他特别高兴。我们邀请他参加成立大会，他欣然答应。当陈岱老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反映了北大师生对他的无比敬重。
1995年夏，看望陈岱老（在陈岱老家中）
在成立仪式结束之后诺斯演讲之前，我们担心陈岱老久坐太累，就请他回去休息，没想到他说，“没事，我要听North的演讲”。结果，95岁的老人，在台上坐了两个多小时！成立大会结束后，我陪他回家。中央电视台记者要采访他有关北大成立这样一个经济研究中心的意义，我就继续陪着他接受采访。在镁光灯下，面对记者的问题，陈岱老回答得精辟深邃、言简意赅，没有一句停顿，没有一句重复！两名记者采访结束出来后才敢大声呼吸喘气，说“太厉害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睿智聪敏的老人！”
成立大会开得不错，但刚回国，匆匆筹备，也出现了不少纰漏。一是没有请学校的党委书记出席，二是没有招待好重要客人。杜鹰和周其仁都坐在最后一排。中心成立时建立了顾问委员会，有王岐山、周小川、龙永图等。成立大会时王岐山应邀出席，结果人多一乱，竟忘了接待他，他自己走到后面去找座位，还是杜鹰给他让了坐，而时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杜鹰则在后面跟学生们一起站着参加完了大会。
经济学管理学教材
我们回国的使命之一是推动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教学，培养更多懂得市场经济的人才。但是，那时国内有关市场经济的教材不多，中国学者写的运用中国案例的就更少了。以我的国际贸易领域为例，当时的教科书还停留在经济学说史的水平上，而且也只有介绍到20世纪初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又称“资源禀赋理论”），没有任何贸易模式和贸易政策的量化和实证分析。
为此，时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的田国强和易纲于1993年组织编写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一共14本，包括我写的《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实践》。1995年我回到北大，在给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生上课时，用的就是这本书。
1995年CCER的成立大会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时间不少单位和个人来访探讨合作，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梁晶女士。梁晶敏锐地感觉到了社会对现代经济学书籍的需求，于是她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希望大家推荐经济学著作来翻译出版。我也参会了。会上很多人提了不少建议，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的论文著作、著名经济学家的专著、国际一流学术刊物的论文等。轮到我发言时，我建议翻译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理由是：一、目前最主要的需求是普及现代经济学，了解市场经济的规律。名家专著对学术界有用，但对普及市场经济学知识来说有点“阳春白雪”。况且，对于真需要研究诺贝尔奖论文的人来说，读英文原文原著应该问题不大。二、出版社是企业，也要考虑成本收益。教科书需求量大，收入也应可观。
我的意见梁晶听进去了。会后，她找我推荐书籍，并邀请我参加编委会，我答应了，因为这跟我回国的目标一致。我自己在美国任教多年，推荐了一些我觉得比较好的教科书。同时，我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邮件群里广泛征求意见，也获得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不久，我列了一份西方经济学经典教材的清单给梁晶，包括斯蒂格利兹（Stiglitz）的《经济学》、平狄克（Pindyck）的《微观经济学》、多恩布什（Dornbusch）和费希尔（Fisher）的《宏观经济学》、波金斯（Perkins）等的《发展经济学》，克鲁格曼（Krugman）等的《国际经济学》希望他们尽快跟国外出版社联系，解决版权问题。
人大出版社去联系了，结果人家要求付费，出版社可能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就问我能不能不要版权。我当时就明确地说，如果没有合法的翻译版权，我就不参与这件事了。于是，出版社马上又去谈版权，结果有几本书的中文翻译版权已经被别人购买了。这下出版社急了，立即把我给他们书单上的版权全买了。
我们将这套丛书取名为《经济科学译丛》，成立了学术顾问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考虑到我当时刚回国，没什么名气，出版社希望邀请陈岱孙教授任主编，梁晶和我任副主编。陈岱老是我们的恩师，我当然没有意见。我们立即组织了高质量的翻译队伍，梁晶找了著名设计师吕敬人设计了新颖抽象的封面，采用了16大开本的规格，使得这套丛书不仅内容丰富，翻译质量高，形式也舒适宜人。后来这套丛书不仅发行量大，也引发了经济学管理学出版界的一场革新。
我除了翻译克鲁格曼的《国际经济学》外，还负责写了丛书的《总序》。我在总序中写道，“虽然许多经济学名著出于西方学者之手，研究的是西方国家的经济问题，但他们归纳出来的许多经济学理论反映的人类社会的普遍行为，这些理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没想到这些话后来受到了一些“左派”的攻击，说我在《总序》中塞了很多“资产阶级的私货”，好在改革开放仍是大趋势，我写的《总序》最后还是保留了这些在当时看来有些敏感的表述。
除了翻译国外的教科书外，CCER的老师们也准备自己出一套现代经济学的教科书。从1996年开始，由CCER组织，易纲和我为主编，我们策划编写和出版了《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科书系列》，计划出20本教材，最终出版了16本。我写的是《国际贸易》。从1996年开始，我陆续花了6年的时间才将此书写成出版。期间一方面因为各种事情忙，另一方面当时恰逢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阶段，需要把这一部分的内容包括进去。当时我也在为双学位学生开设“国际贸易”课程，教学中也吸取了学生们的不少意见和建议。虽然花了不少时间，但这本教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一直受到高校师生的欢迎，一些学校还列为考研参考书，2018年还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教材。出版20多年了，累计销售了近20万册，目前每年仍有数千册的销售量。对此，我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又很惭愧，这么多年没有更新，觉得对不起还在用我这本教材的师生。
双学位的启动和管理
1996年，在易纲的主导下，CCER在全校启动了经济学的双学位和辅修项目。同学们把这个项目叫“经双”，一经推出，就受到很多北大本科生的欢迎。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各行各业都需要经济管理人才，而北大的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招收的学生有限，很难满足学生和社会的需求。另外，北大的学生本身学习能力强，兴趣广泛，不少专业的课程无法满足他们的兴趣和能力。“经双”又只是在周末和晚上上课，不影响他们在完成本专业的课程外，学习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知识。
双学位项目最早是易纲管的，96级的硕士研究生曹雄飞帮助做具体工作。易纲去了央行以后，“经双”的工作自然落到了我头上。关于“经双”的管理和发展，当时有两种思路。一种主张“少而精”，学生申请，CCER组织考试挑选，每年大约录300到500人。另一种思路是放开，凡是感兴趣的北大本科生都可以选，但成绩和学位要把关，不及格和修不满学分的学生不给学位，完成一定要求的可以算辅修。某种意义上说，前一种是中国教育体制模式，后一种是美国教育体制模式。因为我在美国任教的学校是一个Liberal Arts College（中国翻译成“文理学院”），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选专业，所以我主张放开，但考核要严格。
在这一模式下，选“经双”的学生很多，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一个是管理方面的问题，学生一多，事情就多，我们不得不成立了一个双学位办公室，聘了赵普生负责双学位事务。赵普生成熟稳重，把学生工作管得井井有条。另一个是教学和学位问题。双学位项目开办不久，一些学生就质疑我们学位的合法性，因为我们的经济学学士学位不是教育部发的，而是北京大学发的。为此，1997年10月，我们专门召开一个双学位师生面对面的交流会。会议安排在一个大教室里，学生来了很多。林毅夫、易纲、我、周其仁、胡大源、张帆、姚洋等老师们都去了。开始时气氛有些紧张，但面对老师们的坦诚交流，学生们逐渐感到轻松快乐，后来都被周其仁睿智幽默的讲话逗得开怀大笑。交流结果，同学们基本认同了一点：“北京大学颁发的学士学位比普通的学位更有价值”。
为了更好地提高“经双”学生的凝聚力，我们支持学生成立了“CCER Club（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同学会）”，即双学位学生的跨学科社团。CCER Club沿用了北大的民主方式，让学生自由竞选。我参加了CCER Club的成立大会，也参加过他们的一些活动和换届选举。首任主席是樊功臣，听说他后来还担任过搜狐的副总裁。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副行长颜冰也担任过主席，她当时是英语系的学生。后来，CCER Club还出版了自己的学刊，邀请我替学刊的《创刊号》写了一篇寄语。
修了经济学双学位的同学，不但获得了新的知识，有了了解世界的不同角度，而且对于拓宽就业渠道和选择不同研究方向也有很大好处。不久，双学位还对校外学生开放，一段时间每年高达1000多人选修了经济学双学位。为此，“经济学原理”不得不开了三个班，我的班用了全校最大的教室，有500多人来上课，有时不得不坐在地上或站在后面。
给CCER经济学双学位和全校学生开设《经济学原理》课程
我特别喜欢给“经双”的同学上课，主要是学生们热爱学习，专心听讲，还特别聪明和阳光。有时我在课堂上讲个笑话，还没等讲完，下面就笑声一片，我就特有成就感。我觉得在北大给双学位的学生上课，包括刚回国时给光华管理学院92级和93级学生上《国际贸易》课，都是一种享受！为此，我一直坚持给本科生开课，开始讲《国际贸易》，后来讲《经济学原理》，即使2005年我当了副校长，去了深圳，工作再忙，我都坚持每年秋季每周飞回北京来给“经双”的学生上课，直到2016年。
CCER双学位于1996年开始招生，第一届学生在1998年毕业。当时，学校还没有穿学位服的本科生毕业典礼。于是，我建议我们中心自己搞一个仪式感强的本科毕业典礼。我的建议一开始并没有得到认同，理由是“毕业典礼都是学校搞的，哪有院系举办毕业典礼的？”我坚持的理由是：毕业是人生一件大事，学校没有搞，所以我们要搞，可以增强学生的感情和凝聚力。最后，大家都同意了。为此，我专门从美国大学买了一套“学士服”和学位帽带回国，然后找浙江的乡镇企业照样子制作了300件运回北京。美国的学士服比较简单，就一件黑袍子，没有披肩和其他装饰，所以成本也不高。
CCER首届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毕业典礼
1998年6月27日，CCER的首届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毕业典礼隆重举行。近300名学生穿着学士服，老师们穿着毕业学校的博士服，在CCER的“致福轩”门口拍完集体照，然后整队前往北大电教。一路前往，格外壮观，吸引了各院系师生的关注。这是国内自1980年实施《学位法》以来最早的穿学士服的毕业典礼。从1998年开始，CCER穿学位服的毕业典礼，成为学院最隆重最有仪式感的活动之一，举办至今。
NBER-CCER学术年会
1997年春季的某一天，我接到了中国社科院的一个电话，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简称NBER）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希望访问CCER。NBER是美国最大的经济学研究组织。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者中有16位曾是NBER的研究员。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罗伯特·芬斯阙（Feenstra）当时也在NBER担任国际贸易和投资部门的主任。费尔德斯坦教授是著名经济学家，曾任美国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听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全是海归学者组成的经济研究中心，就非常感兴趣。据说这是魏尚进推荐的。魏尚进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任教，期间向同在哈佛大学的费尔德斯坦教授推荐了CCER。于是，他在中国社科院访问时，希望安排到CCER访问交流一下。
对费尔德斯坦教授的来访，我当然欢迎。第二天下午，我在CCER接待了他。那次见面，我们两人聊得甚欢，并就合作达成协议，决定从1998年开始，每年暑假期间在中国举办“NBER-CCER学术研讨会（Symposium）”。
1998年6月21日，CCER与NBER举行了首届中国经济年会，主题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费尔德斯坦教授带领NBER的西海岸办公室主任Shoven、健康与退休部主任Wise、国际贸易和投资部主任Feenstra、国际金融与宏观经济部执行主任Rose、魏尚进，以及哈佛、芝加哥、斯坦福、加州大学各校区的共10名经济学教授参加了会议。中国方面出席这次学术年会的有CCER的林毅夫、海闻、宋国青、卢锋、梁能、姚洋、赵耀辉、胡大源、张帆、林双林等，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社科院等机构的经济学家郭树清、樊纲、朱民、左学金、黄范章、郑京平、陈兴动等。世界银行和福特基金会的驻华负责人也出席了研讨会。
1998年6月，首届NBER-CCER年会 （北京大学朗润园致福轩）
除了2003年因“非典”原因未能举办，NBER-CCER学术研讨会每年夏天都如期举办。到疫情前的2019年一共举办了21届，这一会议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学家了解中国经济的重要窗口，成为中美经济学家及相关政府部门代表交流探讨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相关问题的重要平台。许多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都参加过年会并发表演讲。
作为CCER时任的常务副主任，前几届的年会我都负责组织。后来因为被学校派到深圳工作的原因，就很少参与NBER-CCER年会活动。最后一次参加CCER-NBER年会是2017年。
2017年春季，我收到了费尔德斯坦教授的邮件，说NBER跟CCER的合作20年了，我们需要庆祝一下，希望我参加2017年的年会。我欣然答应。
2017年6月16日，中美学者相聚北京大学朗润园的万众楼，纪念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CCER现在的名称）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交流合作20周年。又见到费尔德斯坦教授了，我觉得很亲切。他仍然思维敏捷，豁达可亲。费尔德斯坦教授和我共同回忆了20年前的那次访问和交流。各位学者也都畅谈了20年来中国的变化。很可惜，两年后，费尔德斯坦教授不幸去世。NBER-CCER学术年会也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和中美关系的变化而暂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