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为萧功秦先生为《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再版所写序言，标题编者所加。
19世纪中叶以后，儒家文化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另一种更强有力的外部文化咄咄逼人的挑战，此后半个世纪，中国就一步步地陷入到了近代民族危机之中，这种危机是如此的深刻而紧迫，数代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如此的惨重。这些早已经是人们从近代历史中熟知的内容。
但从两种文化碰撞与冲突的角度来看，人们自然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主要体现者，中国近代的正统士大夫是怎样认识、理解和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他们为什么不能成功地应付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他们应付过程的种种失败，对民族危机的形成和发展，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在披阅近代史料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不时地发现一些离奇而又发人深思的现象。例如，为什么像王闿运这样的近代大学者，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冷酷现实面前，竟会发出铁甲船和洋炮是“至拙至愚之器”的迂腐言论?为什么同治时代、光绪时代的大多数士大夫，对于鸦片流毒可以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一闻修造铁路，便会愤愤然群起攻之，以致一些造好的铁路不得不加以拆毁，成为英国妇孺饭后茶余的笑料?为什么士大夫官绅们，可以对关税、领事裁判权拱手让人而不以为耻，反而对洋人公使觐见同治皇帝时应否行三跪九叩之礼争论不休?为什么保守的清议派迂腐虚骄的大言高论，在光绪时代竟会甚嚣尘上，被朝野人士交口称赞，而像郭嵩焘、曾纪泽这些以清醒目光看待国际现实的、不辱国命的外交家，反而被社会舆论指斥为“汉奸大佞”，成为最孤独的、最受压抑的人?为什么他们对执迷不悟的士大夫的谴责，在茫茫人海中，只不过是黑暗中微弱的呐喊，并一个个郁郁而终?为什么那些最顽强地恪守儒家正统原则的“翼教”者们，一个个都成了近代史上的保守派，而任何一种面对现实的、变通的、清醒的判断，却又不得不面临悖离正统儒学原则的风险，甚至导致变通者本人内心的沉重心理压力?为什么连那位洋枪队队长戈登，也竟会说出这样一句令人深省的话:“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
王闿运（1833年—1916年），晚清经学家、文学家
中国近代正统士大夫，几乎占了士大夫的大多数。他们中的不少人面对西方的侵凌，并不乏保国保种的社会使命感，也似乎并不乏对西方侵略者的愤慨和仇视，然而，他们的应战措施，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大半个世纪里，为什么总是不能得到有效的结果，为什么总是一连串失败的历史纪录?
大清帝国的命运和权力，是由皇帝、太后与官绅士大夫阶级共同主宰的。这些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本身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于是，我们自然地，也必须把观察的着眼点，放在近代儒家文化在应付外部文化冲击时所表现的反应态度以及适应能力上。概括地说，本书的主题是，近代儒家文化缺乏一种在西方挑战面前进行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难以实现从传统观念向近代观念的历史转变，从而只能继续以传统的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和陈旧的认识思维框架，来被动地处理种种事态和危局。换言之，在19世纪后半期这样一个国际时代，人们仍然习惯于用传统的排斥旁门左道的方式，来实现民族自卫的目标。由于观念与现实的严重悖离，从而使近代儒家文化陷人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
郭嵩焘（1818-1891）：“每叹羡西洋国政之美”
本书从近代中国正统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认识心理与社会心理三个层次上展开分析;将考察中国正统士大夫对异质文化的排斥态度是在什么历史地理环境中形成并强化起来的。这种态度又如何延续到了近代，在应付西方文化挑战的方式上产生了哪些严重的消极影响。
本书还将分析，近代正统士大夫在理性层次上，通过什么样的认识思维机制，把对西方文化的深拒固斥，逻辑地论证为合理的。
此外，在西方侵略和民族危机深化的刺激下，正统士大夫的文化心理与认识心理的交互作用又如何激发起一股虚骄的国粹主义的排外思潮。这种强有力的排外思潮，不但使中国的近代化和民族自卫过程遭到严重的挫折，同时也构成了近代维新运动失败的社会思潮背景。
由于本书研究的课题具有文化史与社会思潮史的边缘性质，笔者将借助于认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某些概念工具和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正是运用一些边缘学科的方法来理解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的一个粗浅尝试。
“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这句名言，无疑包含着这样一个真理:一切皆在变化，逝去的东西不会重新出现。然而，我们却常常发现，当人们采用与历史上相类似的方法来应付与历史上相类似的事变的时候，逝去的历史又往往会以类似的方式重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又往往会不自觉地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历史的反思，永远是那些走向未来的人们富于激情的、无法抑制的思维追求。当人们承负着自己的社会使命来重新观察历史的时候，正如一位青年朋友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则变成了一门万古常新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