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的前半生，大数去说，可分为五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是高小到高中，是有志于学的十年，是人生打基础的十年。第二个十年是大学时代前后，是我认知世界的十年，是跳出传统思维的十年。第三个十年是下巢湖时期，是三十而立的十年，是初试锋芒的十年。第四个十年是读研与从事文化工作，是转换人生的十年，是一展身手的十年。第五个十年是从事教育工作，是中兴复活的十年，是精心运作的十年。
前半生的精华和遗憾存储于这五个十年之间，值得认真玩味。
1952年我被送进丰县陈楼初级小学校，开始了我的长达21年的学程。
奶奶要求校长给起个女孩名字，就仿表姐吴同珍叫吴玉珍。被奶奶娇惯而形成的习性带进学校，只知道调皮捣蛋。尽管老师谢学勤、李厚义都是家父的好朋友，也未能网开一面，品行等级“乙”是常事，学习成绩也仅仅中等。
1955年我转入丰县孙楼高级小学校，离家二、三里地，走读，开始知道学习，常得教数学的邱老师和教语文的荣老师的表扬，成绩也慢慢进入前茅。我好像懂事了一点，人却变得羞涩起来。
就这样，1958年我考入丰县二中（渠楼中学）初三（六）班，依然腼腆，也依然学习成绩优秀。不久大鸣大放，也要求中学生发言。当时农村正在挖河修水利，农民干得很苦，我在发言时好像说到了什么，学校的简报居然纪录了下来。堂哥吴知元时读高中，告诉我说：“你如果是高中生，就可能被划为右派了”。
其实我当时懵懵懂懂，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初中阶段留给我的记忆是，学校也搞斗争，初二时一个同学因肌饿偷拿了同学的食品，班主任张老师组织了一次批斗会，让那位同学戴了高帽。
初三时的班主任是虎士卫老师，他是我整个学程中最爱戴的师长。虎老师一表人才，虑事周到，做事认真，处事精微，办事干练，一直到现在都影响着我。
1961年我考入丰县二中高一（一）班，后与丰县一中合并成立丰县中学，我在高三（五）班。不知什么原因，我被任命为班长。高一下学期到高三上学期的两年，是我一生智力最好的时期。尤其是记忆力，可说是过目不忘。那时的考试，我几乎数理化都是满分，语文也在95分以上。
高二暑假期间，我和同学董正谦留校复习功课。我将初、高中数理化全看了两遍，所有课本上的习题和上课时老师布置的课外习题，以及课外参考书上的习题，也全做了一遍，又精做了一遍。依照那个智力延续下来，毫无疑问，中国任何一所高校我都可能考取，前程不可限量。
很可惜，高三下学期我得了神经衰弱疾病，后来浙二院医生说是缺乏营养所致。整个学期几乎没能学习，只得每天去丰县人民医院针灸，并且因此被说成走白专道路，雪上加霜，受到学校撤销班长的处分。
靠着生病以前的学习基础，1964年我考取了浙江大学。一年级在浙大二部，校舍在文二街。报到时找不到我的宿舍，原来我被分配到女生宿舍。我下决心改名，后来将吴玉珍改为吴敢。
大学时期是人生最为浪漫灿烂的阶段，涉猎知识的海洋，见解人生的门径，应该阔绰自如，游刃有余。然而，我因为疾病尚未好转，却是捉衿见肘，步履维艰，辜负了人生的光彩。
一年级上下学期之间长达三、四个月参加四清运动，一、二年级间的暑假将近一个月学军当兵，历史给我们提供了特殊的时遇。
我参加四清的萧山县进化公社张家桥大队青山绿水，清明前后，村暗池明，麦绿花黄，留在我记忆中的仅是江浙农村的清丽。
当兵期间紧张的军旅生活使我更是夜不能寐，苦不堪言，仅仅有一次机枪连射六发六中受到了连长的表扬，算是对军训的一点补偿。平时学习，几乎每节课未就头昏脑胀。
终于在二年级下学期我坚持不住，只得休学一年回家疗养。我在家住了两个月左右，是我负籍游学后最长一次与奶奶、父亲朝夕相处。虽然身体未能完全好转，这一阶段多少能够弥补一些一生的遗憾，留给我人生些许满足。
文化大革命开始，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变更了整整一两代人的人生。家乡也在大鸣大放，唤醒了我的生命热情。
我向浙江大学土木系工宣队提出申请，要求提前结束休学回校。很快就获得批准，我回到了工民建64（1）班。那时的学校、系科、班级都已是一盘散沙，无政府状态，依靠师生的固有道德，维持着行为的底线。
像所有人一样，我参加了班级组织的红卫兵。一开始大家都是红卫兵，就像大家都是大学生一样。慢慢地开始分化，打破了班级、系科的局限，一批志同道合或者情趣相同的同学另行组织了群团。
当时全国一片狂热，浙江也不例外。大字报，批斗会，游行示威，铺天盖地。各级“走资派”均被打倒，他们被戴高帽游行，挂牌批斗，甚至被关进牛棚。
记得在浙大大操场批斗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江华很聪明，在主席台上给所有人倒开水。文革给我一喘息，身体轻松了许多。迄今为止我的智力也未恢复到最佳状态，甚至只能说是恢复到了百分之五十的程度。
同学们都在适应文革，有很多大字报要看，有很多首长讲话要看，有很多政治类社会类书要读，很少有人再去研读本专业的书籍。我因此读了一些文学著述，并由此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说来也怪，看文学经典觉得很轻松，不像拿起专业书就头疼。于是一头钻进浙大图书馆，竟对眼前活生生的文革运动失去了兴趣。
正好国家号召大串联，我便发起组织了一支浙江大学万里长征队，自任队长，一时竟有30人之众。
1966年仲秋至1967年孟春，我们自杭州步行出发，背着几十斤重的行装，像当年红军长征一样，经由黄山、庐山、井冈山、韶山、南昌、长沙、贵阳到遵义，行程5280里。
队员自1965级至1961级都有，虽然年龄有点悬殊，大家都是自觉自愿，队里氛围很为和谐温馨。每个人脚下都曾起过水泡，一开始行走也很累，但很快就适应习惯了。
路过黄山时出现了一点分歧，即要不要上山看看，少数建议上山观览，但大多数反对，说上山属于游山玩水，与长征队主旨不符。结果少数服从多数，从现在的认识看，不上山多少有点遗憾，但当时并没有因此影响到队员之间的关系。
从吉水到井冈山128里，轮到我打前站，走了将近一天一夜，后半程简直是半睡半醒，靠直觉行走，终于累倒，被送进井冈山医院。说到收获，步行串联好处多多。这一路的行走，深感当年中共开国的艰辛。
这一路的行走，直觉祖国河山的丰彩。这一路的行走，切知华夏各民族的靓丽。这一路的行走，也磨砺增进了我的耐力与韧性。两三个月下来，长征队没有闹矛盾，没有出差错。作为队长，团结队委，关切队员，也算是运筹帷幄，对我的工作才能，继高中任班长以后，是又一次历练。
文革使我们这一代人大学没有毕业就走进了社会，融入了民众。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甚至是荒山野岭，我们一路都感到安全顺畅。文革闹腾到翻天覆地的程度，国家依然不是兵荒马乱，国人守住了认知和道德的底线。从邵阳开始，长征队有时候也乘车。各地都有的红卫兵接待站，凭浙大介绍信就可以食宿、乘车。
到达遵义市娄山关时，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长征队就此收结。娄山关千峰万仞，重崖叠峰，峭壁绝立，若斧似戟，直刺苍穹，川黔公路盘旋而过，人称黔北第一险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娄山关与徐州一样，乃兵家必争之地，也算是步行串联的一个豹尾。
也许人生的许多事情都无所谓好坏得失，因为最关键的是看以什么标准去衡量和取舍。也许人生最大的幸福不在于得到而在于满足，因为只有满足才是真正的得到。
1967年的春节我是在重庆大学度过的，因复课刚刚开始，加上时值节日，学校人很稀少。正好藉此休整一下，我连睡了两天两夜。然后乘火车经由成都、西安、徐州回到丰县家中。
当我再回到浙大时，工民建专业正在酝酿教革试点。筹备期间，无所事事，同学们三五成群，打打桥牌，下下围棋，到钱塘江游泳，去西湖游玩。租一个照相机，120的体积较大，135的便于携带，留下了很多难得的照片。
游西湖最多，从浙大本部出发，经由玉泉、植物园，西行是灵隐，南行是杨公堤，东行是北山街、白堤、苏堤，轻车熟路，有时上下午各一趟，好不惬意。
进浙大上学，原本的遗憾，被杭州西湖的美景一扫而光。丰县中学1964、1965两年先后4人考取浙大，与我同级的是于世俊，被化学系录取。次年进校的是董思义、程训义，分别被无线电系、机械系录取。老于、思义、训义都是游友，经常一起出游的还有吴勇、占清和、徐白露、秦国澄等，轻松愉快之间，消磨掉不少无聊的时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从这一点上说，浙大六年，是我人生最幸运的一段时间。
1964、1965两级同学打破年级，无论师生，61人半自觉半官方地集结起来，“浙江大学土木系、浙江省基建局工民建教革试点班”于是进驻浙江省建设总公司一处一工地。直至1970年6月11日，69、70届大学生毕业前夕，我基本都是在一工地度过的。
恢复上课之外，在不少建设工地参加了劳动，美其名曰学工，我学的是泥瓦工。浙江省红太阳展览馆是我们劳作最多的处所，留下不少记忆。
2016年我回母校参加“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去世400周年暨徐朔方先生去世十周年纪念会”，会间还专程偕拙荆步行去展览馆前观看，驻足凝望，恍如隔世。
专业知识有所增加，但从事本专业的兴趣没有提高多少。记得我写了一篇调查报告，是考察浙西风速的，随队老师较为欣赏，算是大学期间我对工民建专业的作业回报，也可视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
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涯。综观六年大学历程，虽有回升突破，但留下无可弥补的遗憾。带着文革的印痕，带着磨砺的足迹，带着迷茫的心情，带着疲惫的体态，我走向了社会。
文革前最后两届大学生毕业分配都不太好，大部分还要在正式工作前接受军训。我被分配在六机部214工程6214工地，地点在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县下巢湖。
当年分配到该工地的大学生有二三百名，分别来自清华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央财经学院、北京医学院等知名院校。
等待安排的前夕，工地成立了大学生接待组，来自海军青岛航校的夏某和来自六机部压缩机研究所的刘辉祖负责，我被临时抽调到该组做干事。这一小段时间的接待组工作使我对这批大学生有所接触，也有所了解，为以后的交往打下基础。
大学生统一住在入工地口山坡下一个大仓库内，长条凳架起的木板床，条件很差，但很热闹。
我是8月31日报到的，那年气温偏高，九月份仍然有三十八九度。大仓库是干打垒房屋，太阳一晒就透，白天很难入睡。晚上蚊虫又多，要架起蚊帐，更加闷热。214是三线工程，刚开始建设，所以土木类专业毕业生直接安排到基建组。
我在民建组，组长是压缩机研究所的张金生。工地由福州军区负责建设，第一批人员除大学生外，压缩机研究所、上海造船厂、武汉435厂、葫芦岛6848厂等均有人投入，可谓五湖四海。
214工程总指挥是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少将，6214工地政委张正新大校是原海军青岛航校政委，工地指挥潘寿令上校是35军营房部部长，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办公室主任王序卿上校任副政委，工地分管基建组的副指挥沈海良来自上海造船厂。
张政委很快就调走了，王序卿接任政委。后来工地转为工厂，王序卿任党委书记，王福生任厂长。工地（工厂）人员还有转业兵，另外就是在江西省招收的学员。截止1971年底，已有近万人之多。有一部分大学生成了招收大员，并且随即带队到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哈尔滨等地培训学员。
基建组随工地指挥部住在花果山办公楼，花果山以桃林得名。其北边临江，东边靠山，南边面湖，西边为下巢湖与长江交接的大闸口，是很美的一处所在。我住在二楼，办公室即是宿舍。
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四号沟记》（参见本集卷四古文随笔），寄托当时的情思。所谓四号沟，就在花果山北侧的左下方。建设随即拉开帷幕，按当时的习惯大会战，遍地开花，很见气势。在浙大所学知识派上用处，一段时间下来，设计，施工，甲方，我都干过。
工地在山区，干打垒不太容易，就改搭芦席棚。花果山西坡是指挥部人员用的芦席棚，浴室，仓库，还有上海航道二局的食堂。
我顺便也搭建了一个，二十多平米，还让包工队格外加厚了一层。后来这个芦席棚给王骥、曹蜜花夫妇居住，也成了同学们聚集之处。
与我结交的同学多是哈军工的学生，王、曹二人之外，侯庆强、柴顺宝、殷振华、林小兵、李小虎、朱春元、周玉兰等均是，上海交大的曹振宗（参见本集图录）、林玉柱等亦过从甚密。
工地建设没有全面展开的时日，空闲时间较多，同学们打桥牌，下围棋，玩麻将，打乒乓球，野游，条件虽然有限，生活却丰富多彩。
1971年9月16日，经在丰县大沙河果园二分场做党支部书记的舅老爷谢志启介绍，我与徐州知青李芳荣结合。当年春节，拙荆怀着小女到工地探亲，就住在花果山芦席棚内。值同学朱春元、周玉兰、侯庆强、丁健等也在工地过年，就伙在一起，大家动手，大锅饭，打桥牌，别有一番风趣。
下巢湖的冬天气温并不高，从长江吹来的北风直灌到花果山上，芦席棚又不隔寒，围着棉被玩有时候很冷，我们就到隔壁芦席棚里“偷”工地存放的木炭取暖。
刚到工地时我工资42.5元/每月，一年后转正为52.5元/每月，每个月寄给奶奶5元（转正后10元）之外，基本月月花光。
花果山、指挥部是工地的活动中心，只有我和侯庆强等在指挥部工作，同学们来玩，吃饭就由我们负责，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个月工资都不够用，便向同学借，下月再还，向沈文明借的次数最多。只有在李芳荣生育子女时我给她寄过钱，妻子、子女的生活费用，李芳荣的工资以外，其余都是岳父母支援。
岳父李年志是离休干部，当时月收入近二百元，很大一部分支援了我们。结婚费用，购买大衣柜、电视机、电风扇等，都是岳父支付。
我家则因为父亲辞去供销社工作，母亲照顾大舅分地另住，奶奶年事渐高，生活比较拮据，不但无力支援我们，还要我来负担，后来几乎全靠我来承担。
工地陆续建好了一批房屋，基建组便搬出花果山，到下巢湖西南一栋楼房内办公。但不久我被抽调到厂办做行政秘书，就又回到花果山。我在厂办既是基建秘书，又承担着工厂重要文件的写作。
工厂的工作总结，王序卿政委的讲话稿，基本都由我撰写。有些稿件与党委秘书王庭箴合作。庭箴兄亦丰县人，南京大学气象系文革前毕业，分配到海军青岛潜校任教，因此集体转来214工程。因王庭箴又认识了几位丰沛籍的老乡，如陈仰春夫妇、魏广台夫妇、李景信夫妇、张立品、王明义等，加上浙大一起毕业分配来的孙克荣，周日经常聚在一起喝酒打牌。
6214有一个图书传阅圈，当然都是文学书籍，好书难见，每得一册，便争相阅读。朋友圈因此随之扩大、变更，工作也逐步正规起来，同学们亦在各自发展，大学生圈开始疏散开来。
1974年的春节我回家过年，与拙荆度过了夫妻最为融洽温馨的一段时光。探亲结束返厂前，与林小兵、柴顺宝约好到苏州找丁键集合游玩。
初春天气，乍暖还寒，三个大男人，睡在丁健家一张大床上，倒也不冷。当我兴致勃勃地回到工地时，风云突变，原有的格局就此打破。因为生活情趣的不同，大学生之间产生分歧。这一过程发生在我离开花果山到基建科至再次回花果山任办公室秘书之间。
我在下巢湖的这一批大学生朋友，后来大多没能延续结交下来。其原由，主要是专业转移，兴趣另迁，并且最后包括我在内很多人离开了6214。
不久以前，我和曹振宗、侯庆强、柴顺宝、林小兵、李小虎建立了一个6214微信群。一段时间下来，我感到与他们已是“雾里看花，隔着一层”。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说：“文情不厌新，交情不厌陈。留得先昔友，昭示后来人。”
中学时代的虎士卫、董正谦，大学时代的秦国澄、占清河，下巢湖的上述各位，这些师友都基本没有保持下来。联想到中学微信群、大学微信群，也似是如此这般。这说明，交游随时空改变。
环境改变，格局改变，情趣改变，交情自然随着转移。但对侯庆强、曹振宗、柴顺宝、林小兵、李小虎、殷振华、朱春元等同学，我始终割舍不掉昔日故实，难以忘怀。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在那个特定的地域，有那个特定的氛围，一群无所事事的大学生，被新时代唤醒前夕，营建起一个无政府的集团，无忧无虑地漫步于世外桃源，度过了几年人生本应有所作为的时期。下巢湖的青山绿水，下巢湖畔的天之骄子，也算是对虚度光阴的回赠。
在我的前半生，值得纪念的人，首推先王母以外，还有一些亲友也不会忘记。譬如我在6214期间的王庭箴、胡世秋夫妇和王序卿、梅舒夫妇以及杨乃如、杨永海、卢焕章、吕宗仁、刘裕民诸友，都对我有关爱和启导之恩。
对这些亲友，应该尽力回报。例如对王庭箴，我知道他以儒家“三不朽”为最高人生价值，退休以后喜爱陶渊明并有相当研究，但稍欠学术规范与文字功夫，就帮他润色整理出一本学术专著《我说陶渊明》，该书出版后获得陶学界的好评，并编入陶学档案。
又如梅舒曾以90岁高龄笔耕不辍，实在难得。我帮王序卿、梅舒夫妇已经修订出版了十本著述，他们的写作能力有限，所付出的劳作可想而知，尤其是《王序卿传略》《江州明珠》。
在我迄今为止的一生之中，浙江大学、6214工地、徐州市文化局、徐州教育学院、退休以后可排我最有感受者前五位。我在浙江大学、徐州市文化局、徐州教育学院都留有遗憾，退休以后则疲于著述，唯独6214工地给了我自由和浪漫。下巢湖的山脉湖泊，在当时有一半是世外桃源。
徐州教育学院的十年，虽然也有可点可赞之处，但局限于弹丸之地，只能自我解嘲说“小天地做大文章”。
徐州市文化局的十年，尽管曲折复杂，其波澜壮阔，当值得大书特书。文化局能人不少，只是缺乏集合汇总。
我在文化局的十年之所以能够干成一些事情，很重要的一点是发现、建立、结交和使用了一支能征惯战的工作班子。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一再加一就不是仅仅大于三，而是三的倍数甚至方数。
譬如，张开平的达观，杨徳勋的老到，滕为的稳健，刘志林的技艺，及巨涛的文笔，赵碧凌的洒脱，吴安琳的干练，马凤云的妥帖，李建的通透，董春荣的敏捷，张文艺的硬朗，胡永明的灵动等等，皆可雁过留名。窥一斑而知全豹，教育学院是也；察一线而解整体，文化局是也。
我的人生带有一点传奇性，说来也怪，没有长时间顺利，也没有长时间背运，总是跌跌闯闯，此起彼伏。
高中二年级前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考试无伦何科基本都是满分。进入高三，突然神经衰弱，几乎不能高考。这是我一生第一个大的起伏。
大学只能暂时休学，最愉快的时期蛰伏于乡野。突然文革爆发，我又回到了浙大，并且因此阅读了我所喜爱的很多文学类书籍。这是我一生第二个大的起伏。
大学毕业分配到六机部以后，一度顺风顺水，很快风传为下巢湖才子。突然一场变故从天而降，我选择了离开机要平台。这是我一生第三个大的起伏。
正在四顾茫然之时，国家恢复研究生与研究人员招考，我有幸被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元明清文学专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西分院文学所唐宋文学专业同时录取，进入人生一个新的时段。这是我一生第四个大的起伏。
198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分配究竟是留高校还是去机关，一时颇多困扰，延宕半年之久，直到我至徐州市文化局，才算有了结果。这是我一生第五个大的起伏。
1983年下半年我起步做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颇多创见，受到社会注视，徐州师院、江苏省社科院、江西省社科院、江苏省文化厅都来函来电希望我去工作。正在犹疑之时，1984年底突然我被任命为徐州市文化局副局长，1987年5月升任局长。这是我一生第六个大的起伏。
于是我全身心投入文化事业之中，十年之间举办了若干个大型文化与学术活动，创造了若干“首届”，徐州文化也已看到起色，却因为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风波，1995年将我调离文化局。这是我一生第七个大的起伏。
到徐州教育学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本来想完全回归学术，受“太上立德”影响，小天地做大文章，又开始奋争于教育十年辉煌。这是我一生第八个大的起伏。
正在制订、实施教院第二个五年计划，如鱼得水之际，不觉已然面临当时的干部二线政策。这是我一生第九个大的起伏。
这一下我算是真的清醒起来，彻头彻尾回归了学术，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方面取得在该研究领域引人注意的成绩。这是我一生第十个大的起伏。
在这些传奇中，1984年一步到副处，1997年一步到正高，可为代表。繁琐的一步一步的组织提拔程序，苛刻的一级一级的评委评议条款，我均没有经过。特别是前者，因为缺少基层磨难，不惯人情练达，致使仕途蹭蹬。
后来我左迁徐州教育学院时，一位官场朋友不无嘲笑地说：“官越做越小，一派大好的宦程都被他自己葬送了”！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做对的事，也有一些做错的事。当然，有些话到死都没必要说。但这样的话应越少越好，所以想起来人生似有几个值得总结经验教训之处，应该在本集中表明：
一、1974年，那个年代，事业无望，精神空虚，做有志之士还是做有情之人，有识者有才者处于十字路口。
思想认识与时代特征很难合拍，不知道如何做有志之士（参见《四号沟记》）；居所氛围与交游人群极为投机，很难免做有情之人。结果当然是立马分辨，我放弃了社会舞台，钻进了故纸堆之中。有情之人的选向，使我在感情的道路上有可能接续发展。稍一不慎，就可能万劫不复。
那场变故警醒了当时的我，那场纠结变通了后来的我。年青时的误途，要花上几十年以致终生去消磨。
二、1984年，留市文化局，去省社科所，回徐师院，三岔口。仕途的诱惑，“立德”战胜了“立言”。既然“百无一用是书生”，那就“留得生前身后名”。两条道路，两种结局。宦程满足了我，官场耽误了我。不能说何对何错，是我没有做好罢了。
三、1985年，我任徐州市文化局副局长时，还不是中共党员。加入共产党还是做无党派人士，抉择迫在眉睫。市委组织部希望我留在党外（据说在江苏省当时县处级干部中，我是唯一的硕士研究生学历），党委副书记周广杰和副局长李子丰是与我同时到文化局任职的，这两位兄台均赞成我入党。当时习俗，留在党外，只能做副职，而副职很难发挥主见。从政就要有所作为，我选择了入党，尽管因此可能失去了终南捷径。
四、1990年，江苏省文化厅厅长王鸿拟调我去省厅工作，并派人事处处长来徐商调。199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单基夫拟调我去大百科工作，并派其副社长来徐商调。
两次，我均未采取积极态度。当然，徐州市当时均不愿放行。1990年徐州市的文化工作方兴未艾，我不想因自己的进取终止这个势头。
1995年很多师友不赞成我50岁晋京，说北京不是我这种人这种岁数的适宜之所。南下北上结局都与留下大不一样，没准会有发展，至少后者脱离了已经无法令人愉快的工作环境。
五、1992年前后，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风波，在权大于法的年代与地域，借仇官仇富社会思潮的时代魔障，“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竟然官场嘲笑公正和司法糊弄公理。宦程八卦，我走进了仕途旋涡。世界并不总是美好，世道不时充满诡异，舞台自是风云变幻，人心或者早已不古，友情泰半让步利害，书生似难改变本色。
自此，荣辱成败，均置之脑后。跳出是非之辩，游离仕途之外，回归书生本性，自乐亲友之情，逍遥于山水学问之间，不亦宜乎？
北宋词人张先填词一个显著手法是常用“影”字点缀醒目，譬如“云破月来花弄影”“ 娇柔懒起，帘幕卷花影”“ 柔柳摇摇，坠轻絮无影”，自称张三影。
我尚未出生之时，先王母曾向其母索名。老外祖母说：“男名云燕，女名燕云。”待先慈分娩，遂呼之为云燕。后来叫来叫去，便简称为燕。燕子轻捷灵便，并翅比翼，每作剪式闪现，难于扑捉其影，不惟令人目不暇接，更是招人意绪飘逸。
燕穿云层，云笼燕形，燕留影像，影随燕飞，先入为主，顾影自怜，借三影灵犀，记人生点滴，遂取燕影堂为书斋名并命名《吴敢选集》曰《燕影集》。
本集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学术，选其文章若干，但拙著《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2月一版）、《话说张竹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一版）、《金瓶梅研究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一版）、《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学生书局2016年6月一版）、《金学索引》（学生书局2016年6月一版）、《戏曲格律文献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7月一版），拙编《古代戏曲论坛》（澳门文星出版社，2003年6月一版）、《徐州戏剧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11月一版）相关部分因有出版图书可稽，未再收入本集（序跋除外）；二是情缘，涉及亲情、友情、爱情；三是师友，古代小说网“我与师友”的整饰。
本集总约150万字，分为三卷，装成三册，合为一函，请卜键赐序，仇高驰题签，李健作跋，孙霞、李忠良助力，文物出版社出版。兹向卜键、仇高驰、李健以及前半生之中惠顾于我的所有师友，一总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集中学术著作、工作笔录之外，多系应时之作，闲云野鹤，如影随形，剪贴出其时其事其情其意，蛛丝马迹，雪泥鸿爪，或可参酌，聊作备忘云尔。
本集收有120幅照片，算是对人生的图像留存。拙著《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金瓶梅研究史》和拙编《徐州戏剧史》已收照片基本未再收录，还有一些颇有史料价值的合影也只得舍弃。挂一漏万，敬请鉴谅。
好像还有几位人士似应录议其人其事，但其有的不欲张扬，有的忘却故实，有的期之于前，有的留意于后，只能割爱，殊觉遗憾。
本集只是选集，容俟时日，譬如米寿之时，希望能够出版《吴敢文集》。
未知今后还有没有起伏？我想，可能不会再有大的起伏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病树前头万木春”，心有不甘，或许会有起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则又不必再有起伏！
于是我提前编印《燕影集》（《吴敢选集》），拟用为杖朝自贺，也算是书面上的人生交待。近年劳作过格，健康欠佳，杞人忧天，可发一笑。抑或回春有期，也说不定。若然，且待下回分解。
吴敢2022年4月1日初稿于预真居，时徐州封城，新冠病毒第二波肆虐，全市已连续第四次做全员核酸检测也。2022年7月10日修订，时徐州尚有病例，已第二十次做全员核酸检测也。2023年3月16日第三次次修订，时吴源与葛文婧举行婚礼，大器晚成，好事多磨也。2023年6月10日第四次修订，编为五卷，将《吴敢文集》抽编为《吴敢选集》也。2023年9月28日第五次修订，缩编为四卷，将《吴敢选集》定名为《燕影集》也。2024年6月9日第六次修订，减为三卷，盖因时制宜也。
《燕影集》简明目录
图录
序（卜键）
第一卷 学术
一 《金瓶梅》研究论文
二 中国《金瓶梅》研究会文献
三 其他小说研究
四 古代戏曲研究
五 近代戏剧研究
六 我与戏曲
七 吴敢著述一览（出版与发表部分）
第二卷 情缘
一友情
二 亲情
三 两爱书
四 古文随笔
五 文化随笔
六 教育随笔
七 社会随笔
八 诗词
第三卷 师友
一 我与师友
二 师友评论
跋一/吴敢
跋二：《燕影集》里有我的影子/李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