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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盛夏，污浊的深圳河畔酷热难熬。建国以来第二次偷渡浪潮正在这里出现。
1、1978年偷渡浪潮
第一次偷渡浪潮是1962年。那时因为饥饿，人们被迫逃到香港寻找生路。这一次偷渡浪潮比上一次更加汹涌。人们成群结队地躲过边境哨所，穿过双层密实的铁丝网，不顾死活地逃向香港。
据宝安县反映，1978年1月到11月20日止，全县共外逃1.38万人，逃出7037人。其中8月份以后外逃的1万多人，逃出5400多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1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
这一年，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在宝安一地就堵截收容了外逃人员4.6万多人。仅沙头角一个小镇就逃出2500多人。
有的外逃者是从海上走的。他们不顾深圳湾的惊涛骇浪，用气枕连起来做成小船，用球拍子划向对岸。其中不少人被海浪吞没。在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还有的人选定梧桐山作为逃港路线。
一位成功的偷渡者事后写下了这条路线的情况：
梧桐山海拔998米，高峻挺拔，山道崎岖，荒草萋萋，成为港九的天然屏障。由于山高坡陡，攀越艰难，这里的边防线相对较松，也就成为偷渡者冒险之地。山的两侧各有一道铁丝网，有边防部队和民兵巡逻，狼狗开道。越境者一旦被发现，轻者遣送回原籍，重者当场丢命。梧桐山的山上山下，不知留下了多少偷渡者的白骨。在这虚幻迷离的深山里，这些死者，有摔死的，有饿死的，也有被同伴害死的。为了争夺最后一点余粮，偷渡者常常在这里互相残杀。
1978年夏天，有几万人涌向深圳，都在这里等待外逃的机会。
有关部门为了防止烈日下中暑，只好把剧院打开，让大家进去休息，并且发饼干，做工作，买来车票动员大家回家。但送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
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偷渡者，男人光着上身，满身污秽；女人被撕破了衣衫，挤在卡车上，一车又一车地遣送过来。
为什么1978年外逃的人这么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两边的经济差距太大了。
这边劳动一天只有几角钱，香港一个打零工的，一个月可得2000多元。宝安县大鹏公社西贡生产队林美兴逃到香港第三天就寄回3000元港币。不过，当时还有一个诱导因素，这就是当时对侨汇的优惠政策。外逃人员寄回来的港币也享受同样的优惠。
每100元侨汇人民币可以优待购买30元市场上十分短缺的“统销”商品。宝安县大鹏公社水头大队肖全珍7月份收到了9000元侨汇商品供应证，8月10日用4500元买了450公斤粮食、33.5公斤花生油和一批建筑材料。这使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2、被逼出来的深圳“特区”
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深圳来解决偷渡问题。
他在干部会上说：“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一位党支部书记马上站起来反对：
“我们这边整年没日没夜地劳动，还是没吃没穿；逃到那边去的人，只干一年就什么都有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那里？你是高级干部，请你解释这个问题。”
习仲勋说：“你受党的教育多年，连社会主义都不理解，我撤你的职！”
这位支部书记没有示弱：“我不用你撤职，我现在就不干！”
会后，习仲勋了解了一些实际情况，态度有了转变，第二天就作了自我批评。
习仲勋知道，深圳河两边差距这么大的根本原因是那边能放手利用国际上的资金，这边统得太死。这不能责怪基层干部。只怪我们政策不灵活。如果不采取特殊政策，两边的差距还要拉大。
1979年4月，中央在北京听取广东省委的汇报。
习仲勋直截了当地说：
“广东要搞好，得多给点自主权，类似联邦制。否则，广东就很难搞好。”
习仲勋进一步提出：
“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外国厂商来投资办厂，或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企业等。”
静心倾听的邓小平插话说：“这个想法不错嘛！”
说着，示意习仲勋继续说下去。
邓小平早就思考一个问题：
改革，开放，得找一个突破口，一个试验场。在这里放开手搞，为全国开个窗口，为大面积改革开放探路子。这个试验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块小地方，关系不大。在那里试验呢？
从习仲勋的汇报中，他想到了深圳。
散会以后，邓小平和习仲勋交谈。把深圳划出来，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场，这块地方叫什么呢？邓小平脱口而出：“就叫特区吧！”习仲勋认为这个名字好。
邓小平说：
“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大政方针一定，谷牧就率领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飞往广东、福建，具体落实。
他们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返京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中发【1979】50号文件”。
50号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特别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还确定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50号文件是1979年7月15日发出的。从此就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实施阶段。这里需要交待一下，1980年，江泽民参加了特区的早期筹建工作。他当时是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刚率一个代表团考察访问了美国、英国、瑞士、新加坡、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的出口加工区，返京后写了一份很有分量的《出口加工区考察报告)，就飞到南方来了。9年以后他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本来是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一项内容。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单列出来。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有关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随后，国务院批准上述4个特区的地理位置的区域范围，各特区就相继进入大规模的建设阶段。
3、开放初期的乱象
80年代初，国门打开以后，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出现了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当时最突出的是走私。
1981年，海丰走私猖獗。大量洋货通过各种方式走私进来。
这么多走私洋货怎么办？省里廉价买下来了，再卖出去，得到的利润交给地方财政。广东省就背上了走私贩私的罪名。在广东，贪污行贿也比内地多了起来。这又为本来对开放心存疑虑的人增添了忧虑。广东冲击和破坏国家的指令性计划。
原来规定的126种“统购统销”产品，广东取消了85种，城市的副食品价格也放开了。
广东省的价格一放开，邻省的商品大量流入。这也引起了周围省份的非议。广东出口，超计划部分的利润全部留给省里，这样，广东外贸部门就可以用较高的价格收购出口商品，外省的出口货源大量流进广东。各省意见很大。
关闭了几十年的国门刚刚打开的时侯，未免泥沙俱下。在广东、福建两省，各种经济犯罪活动一下子泛滥起来，引起了国人震惊。
先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广东进行检查。接着中央把广东的省委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三次召进北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广东的领导干部面对面地交谈。
福建省委领导人也被召进了北京。1982年2月21日到2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各有关部门和两省省委负责人共68人，出席了会议。
重点讨论了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
座谈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各地。
这个文件指出：
“经济领域中的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活动，已经比1952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各种恶性刑事犯罪案件增加。少数人崇洋媚外，奴颜婢膝，丧失人格国格，甚至发生出逃叛国现象。”
以后的事实证明，及时指出这些问题，并采取打击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这个文件对减少对外开放中的犯罪活动也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有些人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改革开放，因而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老路上去。即不去努力建立市场法规，反而强化计划经济的审批权，因而权钱交易的现象反而日益严重。
4、广东的开放压力
使广东人感到更大的压力是，这个文件有一个附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胡乔木在座谈会上解释说：
“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个材料，值得看一下，也可以发下去。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这对我们，特别是现在搞特区的地方，很有教育意义。”
陈云在这个附件上批示：
“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
这就使人们把经济特区和过去的租界联系起来了。
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中央给任仲夷打了一个电话，让任仲夷和省长刘田夫来北京汇报工作。
任仲夷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就和省长刘田夫一起飞到北京。
胡耀邦对任仲夷说：
“你给政治局写一个检查好吗？”
任仲夷想：
“我到广东工作虽然才一年多，工作上当然不会一点缺点也没有，写个检查当然是可以的。”
他连夜写了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是他到广东以后注意了搞活，在加强管理方面注意少了，今后要注意加强管理等等。
任仲夷等从北京回来后，文件就发下来了。
为了贯彻这个文件，广东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
任仲夷说：
“中央指出广东有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不同程度地符合广东的实际情况。我们要坚决拥护。回去后要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搞运动，不分任务。过去出的问题由省委负责。省委由我任仲夷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下面没有责任。我们坚定不移地反对走私贩私、坚决打击经济犯罪。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我们坚持排污不排外。”
任仲夷在总结报告中还把原来提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改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常务副省长主张搞若干个治理整顿的文件，并提名让省政府副秘书长王琢牵头来办。一共搞了七八个文件。如果执行这些文件，很多东西都要退回去。
有任仲夷的话在先，大家对这些文件不当回事。
南海县委书记梁广大坚决不走回头路。广东取消了鸡的“派购”。要不要恢复“统购派购”？有人说：“鸡的‘派购’必须恢复。不恢复解放军战士哪有平价鸡吃？”
梁广大说：“我办个养鸡场。‘派购’的鸡我全包了。”
在贯彻中央这个文件时，对广东的供销员压力最大。
当时外地几乎天天有人到南海抓供销人员。
梁广大对来人说：
“你把材料放下，我们也是一级政权，有问题我们自己依法处理。”
梁广大还专门召开供销人员大会，奖励有贡献的供销人员。指出供销人员在发展南海经济中立了大功。
5、为广东正名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就有可能把这问题归罪于改革，从而使改革走回头路。
广东这次也有这种走回头路的可能性。
事后有人说，这一次如果不是任仲夷稳住阵脚，不是有像梁广大这样一批有强烈改革意识的干部顶着，广东的改革开放就要遭受很大挫折。
不管怎么样，这次事件给广东的形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在社会上的确有一些对广东不利的舆论。
1983年，在六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有记者采访了当时的广东省省长梁灵光。直率地向他转述了社会上对广东的一些看法。
梁灵光说：
“有人把经济犯罪和对外开放联系起来，这是不公道的。当然，对外开放以后，对管理要求更高一些。”
真正为广东正名的是1984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他在几个特区挥笔题词，大力支持和肯定广东的改革开放。
在深圳的题词是：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这无疑是对特区政策的指责和怀疑的明确回答。
邓小平从南方回到北京以后，就和几个中央领导人谈话说：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他不顾有的同志怕“口子开得太多”的忧虑，说：
“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
这样，就出现了沿海14个开放城市。
6、海南汽车事件
广东第二次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是由1984年到1985年间发生的海南汽车事件引起的。
早在1983年1月，中央领导人就视察海南岛，探讨加快海南的改革开放的问题。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的文件。同年10月，又发出了《中央扩大海南对外经济贸易自主权的八项规定》。
根据这8项规定，海南岛可以自主进口17种国家控制的商品，其中主要是汽车。在《八项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海南进口的这17种商品不能转卖到大陆腹地。也许，这是文字上的疏忽。
但如果海南将国家控制的进口商品转卖到内地，是一条很容易的致富之路。
当时，一辆12座的客货两用车，进口价5000美元，转手即可净赚12000美元。一时海南成了全国炒汽车的天堂，转卖汽车数以万计。
雷宇（当时是海南特别行政区负责人）初到海南，提出了一个海南追赶台湾的宏伟设想。
1984年初，雷宇批准下属单位进口了1.6万辆面包车。由于把车转卖到内地可以赚很多钱，所以海南下属各县，以及党、政、军，国营农场、工厂、商店都参与了倒卖汽车的活动，在全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这时国务院下了一个文件，明确规定不能向内地转卖进口汽车。
任仲夷立即给省政府党组写了一个条子：“党、政、军、民都按国务院方针办。”
这个条子放在一位政府副秘书长那里，他出差了，条子一压就是2个月，致使汽车事件没有制止住。
事实上，这个倒卖浪潮一起来，谁也没有办法制止。
海南的领导人对停止进口汽车也犹豫不决：海口市近水楼台先得月，已经在倒卖汽车中占了便宜，若停止进口汽车，那些远离海口市、本来很贫困的地区会有意见。另外也担心那些靠借债订购汽车的单位因停止进口无力偿还债务。
后来中央和省里态度十分坚决时，为了执行省里的命令，雷宇亲自到码头制止船只将汽车运往内地，遭到干部们的强烈抵制。到最后制止时，已经批准进口了8.9万多辆汽车。花掉了10亿多美元。
进口和倒卖汽车这一事件尽管有很复杂的原因，最后还是雷宇被撤了职。他虽然丢了官，却成了海南人心目中的英雄。
有人买了3卡车鞭炮，准备欢送（挽留）雷宇。雷宇得知后，只得深夜乘游艇过雷州海峡，只带走他来海南时带来的一个背包，没有多带走一分钱。
他离开海南以后还有人说：
“海南有个五公祠，现在应当再为雷宇建一个六公祠。”
因汽车事件雷宇被贬到花县当县委副书记，1988年又提为广州市副市长。1992年，他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谈到海南汽车事件时，他说：“这些都是往事了！”他这时想的是如何引进外资开发广西。
汽车事件使海南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不仅失去了雷宇这样的领导干部，使整个干部队伍大伤元气，还使海南因进口了又不能出手的汽车而负债累累。一大批在汽车事件中有牵连的干部忧心忡忡，害怕上级进一步追究。海南一时失去了改革的动力。
在汽车事件发生时，海南还属广东省管辖，称为海南特别行政区。汽车事件的发生，又使广东的改革开放形象蒙上了阴影。
1986年1月，中央领导人视察海南时，宣布拨款资助海南建设24项大工程，允许出售已经进口的汽车和其他物资。而且向忧心忡忡的干部们保证，只有极端恶劣的违法行为才会受到刑事处分，其他不予追究。使海南度过了这一难关。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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