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8年4月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议大厅里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大厅上方横排书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23个红底白字。2800余名人民代表来到这里，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意愿，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和其他重要人选。
此时此刻，
坐在大会主席台、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之一的爱新觉罗?溥杰，更是激动不已。
他拿起桌上精致的专用笔，笔下，是总理的候选名单，他见到总理二字，脑中立刻浮现出了周恩来的形象。
溥杰的座位在第一排，他微微抬起头，向右边望去，相隔不过几个位子，那就是周恩来生前常坐的地方。
周恩来，周总理，这几个字在他脑中刻下的印记太深了，可以说，不论什么事，只要是和周恩来能联系在一起，他的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
爱新觉罗?溥杰，是清代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弟弟，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之一。
爱新觉罗家族，是一个在中国近代的政治舞台上占有特殊地位的家族。在这个家族里，笼罩过一段不光彩的阴霾，也岀现过人世间的悲剧角逐。他们脱胎换骨，自食其力，最终成为新中国的公民。
过去，现在，往日，今天，末代皇族成了一段历史的缩影。而这一段历史，就和溥杰此刻的心情一样，它和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敬仰的开国总理紧紧相连。
在战犯管理所，溥杰心态的转变
爱新觉罗?溥杰出生于1907年，比溥仪小1岁，个头也矮一点。
他四岁断乳，一直到17岁，每天早晨一醒来，老妈子就给溥仪穿好衣服，自己什么都不用动。
溥杰的母亲在临死前，曾对他说：“你长大以后好好帮助哥哥，无论如何不可忘记你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就这样，溥杰从小就在逊清“王府”的熏陶中，在清朝遗老的教育下，长大成年。他立志追随乃兄溥仪，担任了溥仪的中校侍从武官，为恢复爱新觉罗皇朝而奔波。
抗战胜利了，溥杰同溥仪一起递解苏联，1950年转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
1979年，原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负责同志岀差北京，特意到溥杰家作客。闲谈之中，这位同志问溥杰，在战犯管理所里哪些事情使他最感动，溥杰告诉他两件事：
第一件是贺龙和聂荣臻元帅来到所里视察，接见了溥仪和溥杰。贺龙问起他们的生活情况。当讲到溥杰的夫人嵯峨浩时，溥杰低着头，小声地说：“她在日本生活惯了，以后不一定会回来了。”贺龙微笑着说：“人是可以改变的，我想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贺龙的这句话让溥杰吃了一惊，他记住了这句话。开始他总把这句话作为一种同情，后来，他越来越感到，这不是同情，而是共产党、人民政府政策的体现。
第二件是在抗美援朝时期，所里请来一位志愿军军官，作上甘岭战役报告。报告人以丰富的材料，生动的语言，把他们的心紧紧抓住了。溥杰听着听着，热泪夺眶而岀，后来他才知道，这位气度不凡的军官，就是陈赓将军。
然而，溥杰并不是一开始就自觉接受改造的，他脑中的杂草毕竟长了几十年，要铲除它，并非易事。
就以溥仪的一张小纸条来说吧。溥仪被捕之后，一直把自己的叛国行为说成是迫不得已的，是在暴力强压下进行的；把与土肥原的卖国谈判说成是武力御驾，把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行为和种种谄媚民族敌人的举动统统掩盖起来。他还要管理所内深知底细的家族成员帮他隐瞒真相。
一次，所里调整住房，要把溥仪和家族的人分开，他偷偷背着看守人员，写了一张小纸条，大意是：我们相处得很好，我走后仍要和衷共济，我对你们每个人都很关怀。写罢，他交给溥杰，要他秘密递给全体传阅。
溥杰充当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
后来，溥杰脑中的杂草慢慢锄去了，他通过政治学习逐渐开始清醒过来，也由不自觉到自觉地接受改造。
“共产党的政策确实英明、伟大，所里领导始终对我前拉后推，谆谆教诲，仁至义尽，一步一步地把我拉到人民一边，帮助我弃旧图新。”溥杰后来这样说。
1960年，溥杰终于得到人民政府的特赦，开始走向新的生活。
周恩来问溥杰：你想做什么工作？
1960年12月7日，溥杰获释了。他从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出来，踏上了南返的归途。
北京，家族团聚，欣喜未艾。
这时，溥仪、溥杰接到了周恩来要接见他们兄弟俩的消息。
溥杰惊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毛病，他心里沉甸甸的。溥仪却笑眯了眼，有些矜持地说：“我在头一次去见总理的时候，心情也是这样紧张。”他划了根火柴，抽着一支烟，又对溥杰说：“总理无论对谁都是平易近人的，使人在不知不觉之间，产生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你见了以后，就自然会感受到的。”
溥杰将信将疑，但不管溥仪怎么说，他仍旧忐忑不安。
在周恩来的会客室里，溥杰的心里七上八下。
周恩来进来了，溥仪站起栄，溥杰也赶忙站了起来。
周恩来同他们边握手边说：“你们现在自由了，可以坐电车、汽车，我还没有你们自由呢！”他指着自己身着的浅绛色便服说：“你们看，我费了好大的劲挤上电车，才到百货大楼买到这件衣服。”
溥仪，溥杰一听都乐了，溥杰悬着的心一下子也松弛下来。
周恩来对他们说，我们共产党是赦人不赦罪。他指着溥仪说：“你在童年当过皇帝，这不能归你负责，可是在伪满的那一段，就完全是你的责任了。”
见溥仪点点头，周恩来又转脸问溥杰：“你希望将来做什么工作？”
溥杰一下子愣了，他对这个问题没有考虑太多，虽说夜晚在床上也曾浮想联翩，可着实还没有一个准头。他不知怎么，就像是钟表上了发条一样，心里突突紧绷起来。他像军人似地站起来，硬梆梆地说：“总理，我愿意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周恩来笑了，溥仪也笑了。溥杰被笑得有点莫名其妙，难道自己回答错了吗？
周恩来说：“这我知道。你说心里话，你想做什么工作？”
溥杰羞极了，可周恩来的话又使他心里热呼呼的。他低声回答说：“我平生最喜爱的是文艺方面的工作。”
是的，溥杰自小就性格活泼，由于受过西方教育的影响，他几次都曾想遁出红墙，出洋就教，可惜没有成功。后来，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时，却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他编演过许多剧本，有现代的《从黑暗走向光明》、《侵略者的失败》，也有古代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他说过自编的相声，也高声朗诵过自己写的诗歌。
周恩来点了点头，对他说：“你还是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好。”
不久后，
溥杰被分配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溥仪一起担任了文史专员。
溥仪特赦了，溥杰特赦了，还有家族中的其他一些人：溥仪的三妹夫郭布罗润麒、五妹夫万嘉熙，他们前几年也免于起诉回京了。
家族需要团圆，大家盼望着团圆。
1961年新春佳节，在溥仪七叔载涛的家里，末代皇族的男女老少们终于相聚了。
溥仪感慨万分：“过去，封建皇朝制度，身份等级森严，后来日本帝国主义采用限制的阴谋手段，我和家人们是不容易见面的。即使见了，也不能随便说话。弟弟妹妹们就别说了，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七叔见了我也得磕头，说话还得自称奴才，真是骨肉不如路人，令人寒心。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欢乐，尽情说笑了。”
溥仪收了收话尾，又突然将他的声音抬高了许多：“我从前根本不懂什么是天伦之乐，如今才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溥仪是动了感情了。他望着满屋子的兄弟姐妹，心里翻腾着：这些男男女女，过去哪个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现在他们又哪个没有参加工作，自食其力？
就一个个地来讲吧：七叔载涛，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二妹金欣如，从事幼儿教育工作；三妹金蕊秀，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四妹金韫娴，现在是工人；五妹金韫馨，在一家饭馆做会计：六妹金韫娱，画国画；七妹金志坚，弟弟金友之，都是教书的。妹妹们的丈夫，有的是工程师，有的在工厂，有的在学校，有的做翻译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他们的子女，也都个个知上进，努力读书。
这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家族了，溥仪，还有刚刚特赦的溥杰怎能不感慨呢？
周恩来帮助溥杰夫妇团聚
凡是和末代皇族成员接触过的人们，只要微微留心，就会发现，在他们住屋的墙上都挂有一幅周恩来和他们会见的照片。
提起这张1962年6月拍摄的照片，溥杰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之情。
在介绍照片的时候，溥杰用满口的北京腔，咬字清晰地一个个念着：溥仪，老舍，载涛，嵯峨尚子，周总理，嵯峨浩，我。
嵯峨尚子？嵯峨浩？这不是日本人的名字吗？没错，她们分别是溥杰的岳母和妻子。
说起她们，还有一段真实而曲折的故事。
1945年8月12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的第三天，伪满傀儡政府分崩离析，嵯峨浩随同皇室家族逃离长春“皇宫”，跑到通化大栗子沟。狼狈万分的溥仪、溥杰双双成了苏军的俘虏，而她们，四处流离，几经辗转，嵯峨浩最后被遣返日本。
1961年除夕之夜，周恩来以他自己的名义，邀请皇室家族成员到他家里作客，高兴地以中国北方迎新年的传统，用饺子款待他们。
饭后，周恩来请大家来到会客室，斟上了热腾腾的碧螺春茶。他微笑着说：“今天特意请你们来，也是同你们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以你们的名义，邀请溥杰的日本爱人回中国来？”
这句话，一下子暖热了皇室家族成员的心。自从溥杰获释后，家族里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一部分家族成员觉得嵯峨浩是日本人，溥杰应该和她一刀两断。
而对于溥杰自己来说，他留恋的不仅是和妻子的绵绵情长，还有自己内心深处的内疚。毕竟，妻子是因为自己而受尽苦楚，在日本独自拉扯大了两个女儿。
意见如此分歧，现在该怎么解决，怎样回答周恩来总理呢？
碧螺春茶冒着缕缕清香，座位上的家族成员一个看一个，面面相觑，沉默无言。几个人借着上厕所，悄悄离席了。
周恩来叫住了他们，幽默地说：“你们都去，我也去。”
“轰”的一声，大家乐了。
周恩来问了溥仪，又问了他的弟弟金友之。金友之心直口快说：“这是中央的关怀，我想嫂子回来了，大家一定会做她的工作，帮助她进步。”
周恩来又一一问了溥仪的六妹夫王武贤、七妹金志坚，还有其他人，都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
周恩来缓缓地说：“我看过嵯峨浩给溥杰的信，她有做中国公民的愿望。过去，她入过伪满的‘国籍’，伪满是让我们解放的，所以我们可以批准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一直闷闷向隅的溥杰，听到这话抬起了头，他万万没有想到，周恩来说出了这些话。
溥杰顿时泪水纵横。
周恩来继续向在座的人说：“有不同意见，我们也可以试试嘛，让她回来，如果住得不习惯不舒服，要回去，也没有关系。”
于是，溥杰按照周恩来的嘱咐，给远方的妻子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请她带着女儿，回来看看。同时，由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亲自出面，邀请溥仪、溥杰的三妹、三妹夫、五妹、五妹夫，给嵯峨浩用日文写了一封代表家族的邀请信。
广州车站上，嵯峨浩正在向溥杰赶来，他们终于重新在一起了。岳母嵯峨尚子的眼眶里滚动着泪珠，女儿叫着“爸爸！”，大家百感交集。
嵯峨浩时隔16年回到中国，而且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新世界，她似乎显得有些陌生，日本的宣传使她对中国不甚了了。
6月，周恩来接见时，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心理。
周恩来谈起了中国的一出京剧《平贵别窑》的故事，对嵯峨浩说：“王宝钏与薛平贵等了18年才相会，你等了溥杰16年。薛平贵后来当了皇帝忘了本，溥杰现在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嵯峨浩明白了周恩来话中的寓意，不时地点点头。
接下来，周恩来意外地提到了溥杰夫妇大女儿慧生的一件事。
溥杰从苏联解到抚顺管理所不久，慧生就背着母亲和全家人，用中文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求允许她和父亲通信。周恩来亲自阅办了这件事。从此溥杰和他亲属之间鱼雁频传，成为伪满战犯中的第一例。
周恩来说：“我很喜欢这样勇敢的女孩子，青年人是需要有勇气的。”
这件事，连溥杰和嵯峨浩两人都蒙在鼓里，他们几年频频通信，却不知晓是周恩来和他们女儿联系的结果。溥杰哽咽着，而嵯峨浩则流下了更多的泪水。
他们无法启口告诉周恩来，他们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聪明貌美的慧生，已于四年前离开了人世。
慧生生活在战后的日本，在东京的贵族学校读书。她结识了同学大久保，相互爱慕。溥杰在和她通信中知道了此事，只是含混地告诉她凡事要多听听妈妈的意见。谁料，妈妈封建思想流毒太深，坚持要女儿等将来有机会回到中国，找一个满族青年结婚，以延续爱新觉罗家族的香火。终因双方家族的反对，一场悲剧出现了。
1957年12月末，在东京附近伊豆岛天城山的一个幽谷里，这一对恋人双双扣动扳机，殉情身亡，成了轰动日本四岛的一大新闻。
溥杰夫妇将大女儿的死视为永生之憾。嵯峨浩告诉周恩来，她已决定留在中国，也想把小女儿留下来。
可是，小女儿从小就住在日本姥姥家，她仍想回日本去。
周恩来听后，亲切地对溥杰的小女儿说：“你母亲是个日本人，和你父亲结了婚。你是个中国人，也可以同日本人结婚嘛！但是，你姐姐去世了，你父母就你一个女儿，你应该常常来看望他们。我许可你常来常往。”
小女儿默默地往肚子里咽着泪水，告别之际，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跑到周恩来跟前，鞠了一大躬，深情地说：“我从内心里尊敬您！”
1978年3月，溥杰的小女儿终于和丈夫福永健治一起，带着四个孩子回国探亲。她带来了一束花，请有关部门一定要转交给邓颖超，以表达她对周恩来的怀念。
结语
1988年4月9日，溥杰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议大厅的主席台上，他不由自主地又一次向主席台正中的座位望去。他觉得周恩来的音容笑貌还在，仿佛还在向全国人民发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号召。
是啊，祖国在前进，祖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劈波斩浪，向着一个又一个的新目标冲击，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欣慰的大趋势啊！
在这个大潮中，在这个大趋势中，人们应该记住，在形成这个大潮的前浪中，曾有过这么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有过这么一朵耀人眼目的浪花——
这是一段永远值得人们怀念追思的往事。
这是一段永载史册有口皆碑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