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适逢鲁迅长安行一百周年之际，本报连载王鹏程教授的《1924鲁迅长安行》。该书穿越百年时空，聚焦鲁迅人生轨迹里唯一一次西北之行，透过日常生活、旅途行踪和阅市交游等，在鲁迅的行迹和视线里，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民国长安，也让我们有幸与鲁迅在长安相见。
1924年7—8月，时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的傅铜有感于陕西交通不便、文化闭塞，遂在陕西省政府的支持下，与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邀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李顺卿，南开大学教授李济、蒋廷黻，前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法国大学法学博士王凤仪等十几位学者名流前来西安讲学。他们以民国暑期学校最“豪华”的师资阵容，为三秦大地输入新思想、新学术与新方法，可谓规模空前的文化盛宴，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学术史与文化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一页。
孙伏园说：
其他，我也到卧龙寺去看了藏经。说到陕西，人们就会联想到圣人偷经的故事。如果不是半年前有圣人去偷经，我这回也未必去看经吧。卧龙寺房屋甚为完整，是清慈禧太后西巡时重修的，距今不过二十四年。我到卧龙寺的时候，方丈定慧和尚没有在寺，我便在寺内闲逛。忽闻西屋有孩童诵书之声，知有学塾，乃进去拜访老夫子。分宾主坐下以后，问知老夫子是安徽人，因为先世宦游西安，所以随侍在此，前年也曾往北京候差，住在安徽会馆，但终不得志而返。谈吐非常文雅，而衣服则褴褛已极；大褂是赤膊穿的，颜色如用酱油煮过一般，好几颗纽扣都没有搭上；虽然拖着破鞋，但是没有袜子的；嘴上两撇清秀的胡子，圆圆的脸，但不是健康色。 ——这时候内室的鸦片气味一阵阵的从门帷缝里喷将出来，越发使我了解他的脸色何以黄瘦的原因，他只有一个儿子在身边，已没有了其他眷属。我问他：“自己教育也许比上学堂更好吧？”他连连地回答说，“也不过以子代仆，以子代仆！”桌上摊着些字片画片，据他说是方丈托他补描写完整的，他大概是方丈的食客一流。他不但在寺里多年，熟悉寺内的一切传授系统，即与定慧方丈非常知己，所以他肯引导我到处参观。藏经共有五柜，当初制柜是全带抽屉的，制就以后始知安放不下，遂把抽屉统统去掉，但去掉以后又只能放满三柜，所以两柜至今空着。柜门外描有金彩龙纹，四个大金字是“钦赐龙藏”。花纹虽然清晰，但这五个柜确是经过祸难来的：最近是道光年间寺曾荒废，破屋被数个戏班作寓，藏经虽非全被损毁，但零落散失了不少；咸同间，某年循旧例于六月六日晒经，而不料是日下午忽有狂雨，寺内全体和尚一齐下手，还被雨打得半干不湿，那时老夫子还年轻，也帮同搬着的。但经有南北藏之分，南藏纸质甚好，虽经雨打，晾了几天也就好了；北藏却从此容易受潮，到如今北藏比南藏还差逊一筹。虽说宋代藏经，其实只是宋版明印，不过，南藏年代较早，是洪武时在南京印的。北藏较晚，是永乐时在北京印的。老夫子并将南藏残本，郑重地交我阅着，知纸质果然坚实，而字迹也甚秀丽。怪不得圣人见之，忽然起了邪念。我此次在陕，考查盗经情节，与报载微有不同。报载追回地点云在潼关，其实刚刚装好箱箧，尚未运出西安，即被陕人扣留。但陕人之以家藏古玩请圣人品评者，圣人全以“谢谢”二字答之，就此收下带走者为数亦甚不少。有一学生投函指摘圣人行检，圣人手批“交刘督军严办”字样。圣人到陕，正在冬季，招待者问圣人说，“如缺少什么衣服，可由这边备办”。圣人就援笔直书，开列衣服单一长篇，内计各种狐皮袍子一百几十件云。陕人之反对偷经最烈者，为李宜之、杨叔吉二先生。李治水利，留德学生，现任水利局长；杨治医学，留日学生，现任军医院军医。二人性情均极和顺，言谈举止，沉静而又委婉，可为陕西民族性之好的一方面的代表。而他们对于圣人，竟亦忍无可忍，足见圣人举动，必有太令人不堪的了。
康有为当年在西安所为，的确“太令人不堪”。如李仪祉所言康氏“再三欲以二万四千金，售之西北大学”，实在过分。但孙伏园所云的“开列衣服单一长篇，内计各种狐皮袍子一百几十件云”明显夸大。查考文献，康有为在西安期间，“带回狐皮四件，分与各人”，因数量不够，答应家人“在陕补购”。更荒唐的是，他竟在终南山买地。他在致梁夫人的家书中说：“顷在终南山买得一地，为中龙第一，已往探土。”“中龙”为堪舆家术语，康有为指的是终南山主峰。不知道他在此购地何用，莫不是曾想身后埋骨于此“天下第一福地”？
正所谓“祸兮福所倚”，康有为“盗经”事件倒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积极效应，那就是引起了国内学界对《碛砂藏经》的重视。1931年，国民党监察院委员朱子桥与上海佛教界人士叶恭绰、蒋维乔等人发起“影印宋版藏经委员会”，影印《碛砂藏经》计五百九十三册，凡五百部，成为当时佛教界的盛事。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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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高思佳
审 核 | 张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