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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表”在党报编辑工作中已成常规，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学术关注。本文以仪式理论为视角，以《头版春秋》为主要经验材料，梳理了“对表”的起源、实践、象征意义及功能等。认为以下级党报对中央党报版面形式的复制为特点的“对表”，既是党和国家政治秩序的延伸和表征，也是对以党中央、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为核心的政治权威秩序的象征性建构。
作者简介
刘鹏，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兼职教授、上海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新闻记者》主编。
沈荟，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智能媒体对新闻真实性的挑战与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3&ZD213）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国际传播与政治动员研究（1937-1949）”（项目编号：23BXW013）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引言
我们常常会看到，在重大事件报道时，中央级党报、省级党报的头版大同小异，有的时候甚至标题、图片乃至整个头版版面编排都一模一样。这不是巧合，而是各报夜班编辑确定次日版面安排时，参照上级党报编排形式的结果。在党报中，这种做法被称为“对表”。
多年来，党报编辑工作中，“对表”已经成为一项新闻常规，然而，此问题却未得到充分的学术关注。党报中讲求自上而下版面形式一致的“对表”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其中蕴含了怎样的政治文化意义？这是本文希望探讨的问题。
（一）新闻常规与党报把关研究
新闻常规（news routine）也称新闻惯例，指为了保证新闻生产稳定顺畅地进行，新闻媒体发展出的一套操作模式、惯例，帮助媒体应付充满不确定性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实，新闻生产因而得以“驯化”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陈阳，2018）。新闻常规是新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沃尔特·吉伯认为，条线制度、截稿时间、写作方式是新闻常规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帕梅拉·休梅克和梅菲尔德则将截稿时间、写作引述、消息来源、事件导向、倒金字塔写作以及把关原则等，作为新闻常规的主要内容（转引自臧国仁，1999：78-79）。
“对表”，属于新闻把关流程中具有中国党报特色的一个环节。虽然这个环节没有作为一个专门的理论问题被研究，但从党的媒体把关方面，已形成两种有代表性的解释路径。首先是党报理论视角，从党性原则这一基本规范出发，要求党报的把关人保持与党中央、中央党报的政治一致性。党性原则既包括多方面的新闻工作意识形态要求，也包括实施党管媒体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对新闻媒体上的信息流动进行管理，从而“保证多个新闻媒体‘异口同声’”（景跃进，陈明明，肖滨，2016：150-151）。党性原则是党和政府对于党报工作者的自上而下要求，不过，这种要求如何落实在具体日常实践中，仍有深描的必要。对此，组织社会学路径的研究通过扎根编辑室，提供了自下而上、具体细致的考察。比如，有学者发现党管媒体体现出低制度化的特征，形成宣传纪律为“实”，法规政策为“虚”的“约束”机制（夏倩芳，王艳，2012）。陆晔（2008）通过编辑室观察与访谈，展示了主流媒体新闻生产过程中上下级权力互动的微妙实践，考察了宣传管理因素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芮必峰（2009）由福柯的权力技术理论出发，对从管理者到媒体领导、普通记者之间复杂的、由多个权力主体参与的、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的博弈关系作了分析。
上述两种路径的研究都对本文聚焦的“对表”有一定解释力。但一方面对中国特色的党报新闻常规仍有细致梳理讨论的必要，另一方面相关研究通常采用的宣传管控视角也可能遮蔽自下而上主动“看齐”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涵义。因此，本文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采用媒介仪式视角对党报“对表”这一新闻常规进行阐释。
（二）传播、媒介与仪式
仪式行为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但对何谓仪式（ritual），学术界并未形成一致的定义。罗纳德·格兰姆斯从类型学角度区分了仪式的六种形式，包括礼仪（decorum）、典礼（ceremony）、巫术（magic）、礼拜（liturgy）、庆典（celebration）——这五种都是相对正式的仪式。还有一种是仪式化（ritualization），指具有仪式意味的动作或姿态，任何非实用性的、富有象征意义的姿态、行为都可以包括在内（转引自薛艺兵，2003a）——这拓展了仪式理论使用的范围。
在宗教领域，一般认为仪式是对神圣能力的尊崇，同时也在提醒信徒们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谢弗，2008/2014：486）。社会文化人类学则将带有明确宗教意义和喻指的仪式作为具体的社会行为来分析，进而考察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作用和地位（彭兆荣，2002）。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是这方面具有开创性的代表著作。此书开宗明义便指出，“宗教明显是社会性的。宗教表现是表达集体实在的集体表现；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种心理状态”（涂尔干，1965/2011：11）。在涂尔干看来，宗教不仅是一个仪轨体系，也是一个以解释世界为目的的观念体系。正是通过宗教仪式联结了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从普通事物中创造出神圣事物，形成备受尊崇的社会秩序。由此，涂尔干把仪式的功能归结为凝聚社会团结和强化集体力量这一基本主题，并把它看作人类仪式功能的普同现象（薛艺兵，2003b）。他的思想也成为之后许多仪式研究的起点。
将仪式与媒体、传播联系起来思考，已形成影响深远的学术脉络。谷歌学术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詹姆斯·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郭建斌，程悦，2020）。凯瑞（2009/2019：38-41）提出，如果说“传递观”将传播视为一种为控制的目的从空间上对信息的拓展；那么“仪式观”就是将传播理解为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它不是一种传递信息或影响的行为，而是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与庆典”。由此，他得出与涂尔干类似的结论，认为“传播的仪式观其核心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召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凯瑞，2009/2019：40）。
戴扬和卡茨的经典著作《媒介事件：历史的直播》聚焦现代社会盛行的对重大新闻事件、重大仪典的电视直播，他们将这种“经过事先策划、宣布、广告宣传的”按照既定程式进行展演性质的传播事件称为“媒介事件”或“电视仪式”，并将其概括为“竞赛”“征服”和“加冕”三种功能类型的脚本（戴扬，卡茨，1996/2000：1、7）。“媒介事件”往往“在崇敬和礼仪的氛围中完成”，使观众聚集在电视前参与这个集体庆典，将本来普通的新闻事件变成一个仪式展演的非常时刻，并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民族的、有时是世界的“事件感”，“唤起人们对社会及其合法权威的忠诚”（戴扬，卡茨，1996/2000：8-9）。
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与凯瑞一样，从“超越媒介仅仅是传播报道这一事实”（库尔德里，2003/2016：25）出发，提出“媒介仪式”概念，认为“媒介仪式是围绕关键的、与媒介相关的类别和边界组织起来的形式化的行为，其表演表达了更广义的与媒介有关的价值，或暗示着与这种价值的联系”（库尔德里，2003/2016：33），从而将戴扬与卡茨所论媒介建构社会秩序中所体现出的垄断性、霸权性权力，从电视直播等大型仪式性事件扩展到媒介日常运行及受众接触。库尔德里的思考既来源于涂尔干，又试图超越涂尔干的功能主义，因此他自称是“后涂尔干观”。他试图解构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和戴扬与卡茨的“新涂尔干观”——认定社会存在神圣的中心、仪式理所当然地起到团结凝聚社会作用，同时特别强调仪式作为权力工具，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影响社会“现实”再现的不平等问题（库尔德里，2003/2016：23、25）。
上述三种理论同时强调了媒介（传播）功能的非实用性，以及媒介实践将日常生活转换为神圣秩序的魔力，但具体的阐释焦点并不相同，也各有短长。凯瑞从文化人类学的旨趣出发，以传播的仪式观打开了理解新闻传播活动的视野，但只是指出一个理论方向，未进行完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展开（郭建斌，程悦，2020）；戴扬和卡茨突出了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特别是电视直播建构社会的威力，但对媒介事件的理解未免局限。为此，卡茨和戴扬后来分别撰文，提出破坏性事件、创伤性事件以及破灭、冲突、脱轨等脚本作为补充。库尔德里对媒介仪式的批判性分析启发思考，但也确如论者所指出的，他从仪式化层面的论述不免过于宽泛甚至杂乱。
中国学者借用仪式理论对媒体生产传播的研究已有不少。比如周勇、黄雅兰（2015）主要从凯瑞“传播的仪式观”的意义上，指出《新闻联播》节目经历了从信息媒介到政治仪式媒介的“回归”，其程式化的编排流程中暗含了对民族国家合理性和权威性的确认；刘海龙（2020：289-293）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像规范性使用的研究，阐释了象征符号对建构新的权力体系正当性的意义；常江、何仁亿（2022）则主要借鉴“媒介事件”理论，考察了“建党一百周年”全媒体传播带来的认同的积极性以及意义生产机制的协商性；王海洲（2016）则从政治学科立场出发，通过对汶川地震哀悼、国庆阅兵等媒介事件的分析，建构了一套相对系统的政治仪式理论。
本文从泛义上使用“仪式”概念，将其理解为使事物产生神圣性的程式化、重复性的一系列行动，由此为“对表”这一党报编辑实践提供一种仪式理论视角的解释。
（三）以《头版春秋》为经验材料
本文以《头版春秋：三十年夜班编辑手记选编》（以下简称《头版春秋》）一书的相关内容作为“对表”研究的主要经验材料。
《头版春秋》于2023年7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作者陈振平1983年从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夜班编辑部，先后担任助理编辑、头版责任编辑、国际版责任编辑、夜班编辑部主任、总编辑助理，1999年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2012年调任文汇报总编辑，2013年任文汇报党委书记，直到2016年退休。在此期间，他还曾公派留学英国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学院新闻研究中心并获硕士学位，以及赴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访学。从生命历程来看，陈振平属于我国改革开放后培养的第一代新闻专业大学生，接受了完整的新闻专业教育，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巨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从始至终锚定在党报夜班编辑工作，度过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陈振平是党报工作者特别是党报编辑群体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一员。
《头版春秋》是陈振平退休后撰写整理的著作，属于编辑手记的合集，以他三十年编辑工作中经手处理过的三十多个版面编排案例为主要线索。作者在该书前言中介绍了撰著背景：“在三十年的编辑工作中，我养成一个习惯，夜班工作完毕后随手写一些编辑手记，大致包括处理稿件、制作标题、编排版面的过程，还有上级领导部门的指令和意见，以及自己对稿件和上级指示的理解，等等。此外，第二天我还会把我们的版面和中外报纸的版面作对比，学习借鉴同行们的编辑高招。这些内容也会补充到手记中。”（陈振平，2023：6）这些材料构成了本书的基本内容。这三十多个版面，从1986年到2013年，大致每年一篇，绝大多数涉及社会影响较大、政治导向性较强的重大事件报道，“对表”是多篇文章中频频出现的一个词。
总体来看，《头版春秋》详尽完整记录了一位党报夜班编辑在若干重要时点的工作流程及思考，留下中国省级党报新闻工作“后台”的一份珍贵史料，因而以其为经验材料研究党报“对表”这一新闻常规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本研究的主题，本文作者在2023年11月23日对陈振平做了3个多小时的访谈，后续还对另外两位老报人就此问题做了补充访谈。
基于相关理论和材料，本文准备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作为党报新闻常规的“对表”是如何形成的，以解放日报为代表的省级党报如何“对表”，从媒介仪式视角如何理解“对表”的政治文化意义。
二
“对表”的起源
新闻编辑室中的“对表”是个隐喻，还原其本意，一个可能的原型是战争年代，在战斗打响之前，指战员要和上级“对表”，以实现统一行动；另一个常见的场景则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根据广播等传送的授时信号，校准自己手表、座钟的时间。1950年，我国采用“北京时间”为全国统一时间标准，“对表”意味着与“北京时间”一致。在各级党政部门的工作中，“对表”也是常用的隐喻，意味着“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只有天天与北京时间对好表，才能保证分秒不差”（孙捷，1998）。在党报工作中，“对表”也被称为“对版面”，特指参照中央或上级党报的版面编排形式安排报纸版面。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党报版面编排的政治性高度重视。例如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首要改的就是将原来“重国外轻国内”的版面秩序转变为“以我为主”，要闻版以刊登党的政策、解放区消息为主（王揖，1987）。同年9月22日社论文章《党与党报》进一步指出，“在党报上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选的消息和标的题目，直到排字和校对，都对全党负了责任”（解放日报，1987：254）。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报网络逐步形成，中央明确指示新解放区的报纸，“指示性和文件性的文章新闻，不应改动”（陈克寒，1980）。“各报对新华社电讯得按情况斟酌取舍，但采用时一律不得增改”；“有特别重要性的稿件”“不得节删”（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1980）。在内容上，有新华社统一发稿，各报很容易保持文字的一致，但在版面形式上，一些重要稿件放在版面什么位置、图片怎么安排、标题突出什么，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性。人民日报在1957年6月14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比较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对同一新闻不同编排方式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一文后，报纸编排问题上升为阶级方向问题，更使编辑对党报版面编排增加了敬谨之心。
曾任上海新闻日报编委的老报人冯英子（1999：365）回忆，20世纪50年代党报中就已出现“对表”的做法：当时有些重大稿件，各报要统一口径。解放日报、文汇报、新闻日报编辑每天轮流同人民日报通电话，问清楚一版的头条是什么，某一稿件如何处理之后，再分头转告，互相传递。长三角的有些报纸，则打电话到上海来询问。
也有人认为，“对表”现象是1966年以后才出现的。1966年5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不知此文已经毛泽东审定，对略显重复的地方做了一些删节，遭到严厉批评（李庄，1999：345-346；张志明，2000：20-21）。随后，陈伯达于5月31日率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当时作为工作组成员的尚力科（1999）回忆，“文革”以前从来没有“对表”这一说，各家报纸因对象不同，可以对国内外新闻自行取舍，自行安排版面，不必强求一致。直到“文革”开始，各家报纸诚惶诚恐，唯恐出错，各报“对表”日益兴盛起来。最早是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等，每天晚上同人民日报编辑部通电话，对照当天报纸的版面，后来各省市报社也争相与人民日报“对表”。另一位工作组成员朱悦鹏（1994）也回忆说，中央工作组进驻后，陈伯达要求每天晚上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必须到人民日报开碰头会，研究布置第二天的宣传，确定要发表的重要稿件，其他各报也都按照这个精神向人民日报“对表”。华北某地市党报老报人则回忆说，“对表”出现于“文革”后期地方党报恢复正常出版，由于政治环境形格势禁，报社负责人唯恐出现政治差错，经常要与上级党报对版面。
老报人的记忆可能有偏差，全国各地党报“对表”出现时间或有不同，因为历史的演变往往是“长期进程与瞬时进程的纠缠”（休厄尔，2005/2021：9），不妨笼统地说“对表”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景跃进等学者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形成“凡报皆党报的一统局面”和“指令性新闻制度”（景跃进，陈明明，肖滨，2016：154）。刘海龙（2020：5）所论党的宣传史也认为，20世纪后半期，“一体化宣传模式”在中国确立下来。而“对表”正是确立“指令性新闻制度”“一体化宣传模式”这一宏观历史进程中一个具体而细微的环节。
粉碎“四人帮”后，新闻界对“对表”现象进行了反思，认为“十年动乱期间靠电话筒划版样、做标题”的做法，形成“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千报一面”的现象（季尧，1983）。但是，随着各种行业报、专业报、晚报、都市报的兴办，党报更集中地承担了政治宣传的功能，重大事件报道与中央党报“对表”的惯例仍然保持下来，从而确立为党报新闻常规。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1997）回忆，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期间，“北京的一些兄弟报纸的夜班编辑也来到我们报社的夜班，等着人民日报的版面固定下来以后‘对对表’。一些熟悉的和不熟悉的报纸夜班同行也纷纷打来电话对版面、对标题。每逢这个时候，我们的夜班编辑便又增添了一份忙碌，虽说这份忙碌是额外的，但大家都认真负责地回答同行们的询问，因为同是报社的操劳人，大家都担负着同样重大的责任，同样都很不容易”。
从上述“对表”起源的简要梳理可以看出，下级党报对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编排样式复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它既是党的政治权力的宣展，自上而下地构建了“一体化宣传模式”，也是下级党报的忠诚宣展，为保证政治正确主动与上级党报“看齐”“避错”的编辑策略，并在长期实践中变成党报编辑工作“常规”。
三
作为党报常规的“对表”实践
根据《头版春秋》及对作者的访谈，可以解放日报为例，大致勾勒出省级党报如何“对表”的编辑工作常规。
解放日报“对表”主要是了解人民日报头版的编排，特别是对于头版头条的处理以及版面设计形式、重要图片选用、标题突出重点等。报纸头版，特别是头版头条之所以重要，有人认为源于它是读者视线的第一落点（张子让，2010：240），也有人认为源于书写的先后次序——横写从左到右，竖写则从右到左（钟立群，1997：414）。在长期的办报实践中，这种阅读或书写功能上的首要性，逐渐演变为版面位置的重要性。虽然中外各种报纸都非常重视头版头条，将其作为体现专业价值、实现商业变现的重要空间，但我国党报是党的喉舌、党的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党报头版是“体现中央精神、上级部署的窗口”“头版头条是灵魂，是政治导向的集中表现”，而且党报头版头条通常还具有“表示充分肯定、热烈拥护”的正面价值（陈振平，2023：152）。这意味着，党报头版（头条）比一般报纸具有更突出的政治神圣性。
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和人民日报“对表”，并没有管理部门的明确规定，不同地区的党报、各个历史时期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在陈振平三十年夜班经历中，20世纪80年代相对少一些，只有一些非常重大的报道才会和人民日报“对表”（2023年11月23日，本文作者对陈振平的访谈）。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至新世纪后，“对表”越来越频繁，一般重大报道、涉及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报道，都会主动和党中央机关报“对表”。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除了大的政治环境不同之外，也与本地领导要求及时汇报次日人民日报版面安排情况，以准确把握中央精神有关。
至于何谓重大报道，人民日报编辑部（1997）曾出版《人民日报版面备要》，“既备自己随时检索之需，又为兄弟报纸提供一份参考资料”——可以说是从“源头”视角梳理了有“对表”需要的版面。这些版面被分为十二大类，包括重大会议新闻、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活动新闻、重要节庆纪念活动新闻、重要外事新闻、台港新闻、逝世新闻、重大典型报道、重要书讯、党和国家领导人署名文章、重大案件新闻、重大建设成就新闻、大型文艺体育活动新闻等。可以看出，这些大都属于党中央或国家层面的政治活动，且多为较正式的典礼、庆典性活动，由中央把控其组织和呈现的方式，党报的报道及版面编排既是现实政治仪典的符号化再现，也构成现实政治仪典的一部分，必须按部就班、分毫不差。因此，虽然并没有宣传管理部门的明确要求，省级党报一般也会通过“对表”保证准确地完成仪式程序的复制。
当然，党报报道及编排形式不仅仅是政治仪典的延伸和再现，同时也以媒介逻辑与仪式的组织者一起，改变了政治仪典的生产。比如1988年、1993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政协主席换届时，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都会在头版发一张新老领导亲热拥抱的新闻照片（陈振平，2023：164-165），成为象征政治权力和谐过渡顺利交接的政治仪式。
解放日报与人民日报“对表”一般是通过编辑个人的人脉关系打电话联系，但遇到特别重大的事件，电话里说不清楚，版面不能马上定下来，有时会派与人民日报比较熟悉的驻北京的同事守在头版编辑室，甚至到排字车间看着版样出来，再详细地转达给编辑部。从《头版春秋》记录的邓小平逝世次日解放日报头版编排（陈振平，2023：126-129），可以一窥“对表”的大致过程——
1997年2月19日晚上10点多，解放日报编辑部得知邓小平同志逝世的消息，要闻版编辑马上将次日必发的要闻压缩调整到内页版面，腾出头版和第二版；资料室送来毛泽东逝世、周恩来逝世、朱德逝世的报纸版面，并排放在会议室的大桌子上，供编辑部参考；从午夜开始，头版编辑不断通过电话与人民日报总编室联系，了解版面安排的情况。但是全国各报都在找人民日报“对表”，对方很忙，而且情况多变，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请问”“请问”……；与此同时，解放日报夜班编辑参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逝世的版面规格，也在筹划邓小平逝世报道的版面格局，草拟了一个个不同的方案，试拼出一个个不同的版面；黎明时分，人民日报告知，版样经中办审定了，并耐心地在电话里将版面安排的各个细节逐一转达，连标题和正文用几号字、遗像几栏宽、黑框用几号线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格局一定，立马开工，解放日报头版和第二版很快制作完成。
邓小平逝世的报道，首都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报的头版和人民日报一模一样，一家地方报纸刊登的挽幅漏掉了“敬爱的”三个字，发现后紧急收回重印。《头版春秋》也介绍了一家地方党报的“巧妙”做法：这家党报根本没采取传统的打电话“对表”的方式，而是等收到本地代印的人民日报版面胶片后，剪掉报头换上自己报纸的报头，直接开印（陈振平，2023：129）——这未曾“对表”的做法，其实达到了“对表”效果的极致。
从上述案例看，“对表”通过省级党报对中央党报亦步亦趋的编排复制操作，实现了党报版面形式的统一。如果以新闻传播角度审视，这无疑是传播资源的极大浪费。但正如凯瑞（2019：21）所提示的：以“传递观”审视报纸的话，会发现它“是一个发布新闻与知识、有时也提供娱乐的工具”；但如果从仪式的角度看，“新闻不是信息，而是戏剧（drama），它不是对世界的记述，而是描绘戏剧性力量与行动的舞台；它只存在于历史性的时间中，在假设的、通常是替代性的基础上，邀请我们参与其中的社会角色”。从仪式的视角理解，通过“对表”，全国不同层级的党报对重大政治事件从内容到形式广泛复制，意味着分散的读者进入同一神圣空间，体验到同样的政治情感。
四
对“合格党报编辑”的再生产
在涂尔干（1965/2011：589）看来，仪式和信仰可谓一体两面，仪式的深层意义是“引导和训诫个体意识”，对群体成员的“精神生活施加影响”。“对表”的执行主体——党报编辑，通过一次次仪式性实践实现了忠诚于党的价值观的生产与再生产。
对于报纸来说，同样的内容放在什么位置其文本意义都不会改变，但党报编排不是用新闻塞满头版空间，而是将一定时间内发生的、也许互无关联的各种信息，通过版面位置的安排，赋予其“正确”的政治秩序。通过“对表”，“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政治秩序不断被提示；全国党报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为中心，以媒体政治级别为主轴延展的权威层级秩序不断被提示，强化了编辑对党中央及中央党报权威性、神圣性的体认。
不过，还需要注意到，通过“对表”可能造成新闻编排形式的“复制”，但有时也会出现“同中有异”的情况。在《头版春秋》列举的三十多个解放日报版面中，虽然多次提及曾在编排过程中“对表”，但真正与人民日报一模一样的只有邓小平逝世那次的处理。其实，党报编辑同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自主性追求。陈振平在访谈中提到，他喜欢卢梭《忏悔录》中的一句话：“如果我不是更好，至少我与众不同。”人民日报负责夜班工作的领导曾开玩笑地“批评”陈振平：“对表”要对的，“对”了以后却又不照着做（2023年11月23日，本文作者对陈振平的访谈）。那么，如何理解“对表”实践的同中之异？
《头版春秋》用“规定”和“规矩”，来解释编排处理中的微妙边界。所谓规定，“就是上级的明确要求，必须及时准确地落实到位”，而“规矩就是同类先例，参照以往处理方式和规格，一以贯之”。规矩“一般不能违背，但是根据实际情况、编辑的政治判断，（可以）有所调整，甚至突破，但是同时又要把握分寸，不打擦边球，不能突破规范”（陈振平，2023：152）。这就像仪式的运作为了“确保一个更广的边界”，其内部“看上去是开放的”（库尔德里，2003/2016：32），是“可协商的、可变的”（戴扬，卡茨，1996/2000：66）。通过与上级党报“对表”，有时得到的是“边界明确清晰的新闻生产的有形控制空间”（陆晔，2008），更多时候只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弹性的参考边界，为编辑留下一定的自主协商空间。
比如，党的总书记“出席重要会议和活动的稿件上头版头条”是党报编排的“规矩”。然而，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即将打响之际，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大胆发表预测性新闻：《海湾战争可能在24小时内爆发》。为了让头条报道形成强势，还“不惜将国内时政新闻弱化处理”，把邓小平为“双拥”模范单位题字和江泽民会见外宾的报道放到报纸头版的右上角，“而且篇幅只是首都报纸的二分之一”。对于党报编辑来说，这种违背“对表”规矩的编排处理是“冒着一定风险的”（陈振平，2023：58、229）。
解放日报这次“破格”的编排方式，后来成为中国新闻编辑学科的经典案例（张子让，2010：57）。这一方面是分管夜班的领导“敢于承担责任和风险”，另一方面这些资深的党报工作者也清楚如何“拿捏好分寸”。陈振平（2023：58）对此解释称，解放日报之所以敢于打破常规，把海湾战争即将打响做头条，是因为我国赞成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660号决议；对准许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678号决议虽然没投赞成票，但是也没有投反对票，使决议得以通过。因此，突出处理这一国际事件在“政治导向上也是稳妥的”。《头版春秋》也记录了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当天解放日报的版面处理，可以作为对比。这次报道当天中央没有重大活动，没有与上级党报“对表”的必要，国内媒体大都以“开战”为主题进行了强势报道。而解放日报却在头版下方刊发报道，主标题是《伊拉克战争：不！》，主图则是一个醒目的“NO”字标语牌。陈振平认为，伊拉克战争与12年前的海湾战争虽然有类似之处，但这场战争发动缺少确凿的证据，未得到联合国的批准，中国也表示明确反对，因此，解放日报头版总体基调不是开战，而是反战（陈振平，2023：264-266）。从两个案例的比较中可以发现，既“对表”又“破格”，并非对规则的违背，反而是通过在仪式空间内的积极协商，不断强化了对党中央政治权威边界的确认。
除了党报编辑的自主政治判断，围绕与人民日报“对表”形成的周边实践，也成为探测仪式边界的重要策略。20世纪90年代开始，解放日报除了与人民日报“对表”，也常常与北京市、天津市（后来增加了重庆市）的党委机关报“对表”——对于重大事件本地反映稿的处理，同级同类报纸之间可以相互参考，即便偶有失误也可“分责”。基于“对表”产生的联系，每年初几家直辖市党报分管夜班编辑部的领导会在北京相聚，并邀请人民日报夜班负责人一起参加，除了增进工作友谊，更重要的则是听人民日报领导介绍部分重要版面的处理经过、编辑思路（2023年11月23日，本文作者对陈振平的访谈）。了解这些背景、内幕之后，原本的被动复制变成对仪式边界的理解，有可能进一步内化为党报编辑的政治自觉和主动遵从。
对解放日报来说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同城还有一家重要的党的报纸——文汇报。“两报夜班通电话交流情况，是几乎每晚都有的事”，涉及重大政治题材新闻的版面处理，解放日报通常“要毫无保留地告诉对方”，而非政治性的新闻稿件往往有所保留，以体现友好竞争（贾安坤，1995）。解放日报与文汇报“对表”，除了“对一对”新华社重大报道，更主要的是相互协调、参考本市重大新闻处理的规格（2023年11月23日，本文作者对陈振平的访谈），从而形成次一级的仪式空间。
同级、同类党报的“对表”，改变了新闻原则下媒体通常的竞争关系，形成相互配合、协调一致的编辑实践，进一步提示了其作为仪式性实践的意义以及空间边界之所在。
王润泽（2017）对中国当代新闻工作者心态史的考察发现，如何在实践中消弭“服从宣传工作需要”和“尊重新闻传播规律”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他们关心和思考的重点。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的权衡与博弈，当然是党报工作常规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则是上文所揭示的，与其说是宣传价值和新闻价值的矛盾对立，不如说是在对党的权威性、对党报头版编排形式神圣性和象征意义高度认同基础上，对具体报道宣传价值、政治价值的不同理解和判断。在《媒介仪式》中，库尔德里借用布迪厄的“惯习”一词，来说明仪式行为对实践中的人的内化作用：惯习的形成意味着“这些行为实践在我们执行、反思和表达它们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其作为先决条件运作于我们的意识、表达和反思能力之外”（库尔德里，2003/2016：56）。如果新闻和宣传价值始终处于矛盾对立的两极，就无法解释很多党报工作者如何能数十年如一日地耕耘在这一岗位。既“对表”又打破“规矩”，形成常规的“断裂之处”，其实主要是不同政治价值判断张力的表现。党报编辑对自主空间边界的判断和主体性的发挥中，作为“惯习”的“大局意识”“政治家办报”要求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并不断形成对党的意识形态、中央党报权威遵从与忠诚的内化，这更好地解释了党报常规对合格党报编辑的再生产机制。
五
“对表”之于版面呈现的象征意义
现代社会，大众媒体成为建构社会秩序的中心，而在中国社会，党报则是党的政治象征秩序建构的媒介中心。但是，就像各种仪典活动都有一定的神秘性，政治象征意义并非一目了然，版面语言不是通过内容，而是通过形式来传达意义，往往“只能意会，难以言传”。“对表”所形成的象征秩序，只有“细心的读者”“内行的读者”才能体会，而“一般读者”“粗心的读者”，“往往对此木知木觉”（陈振平，2023：89、179）。本节结合解放日报编辑人员实践的“后台”和版面呈现的“前台”，分析“对表”实践所形成的版面产品蕴涵的象征意义。
作为一个仪式的空间，党报头版是对外部世界政治秩序的象征性建构。就“对表”而言，主要是建构以党中央、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为中心的政治权威秩序。《头版春秋》中提到的一个案例具有代表性：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解放日报与人民日报“对表”得知，虽然当晚江泽民主席就致电美国总统表示慰问，但是“国内时政要闻通常（优）先于国际突发新闻”，因此，人民日报将“九运会火炬传递点火起跑仪式在京隆重举行，江泽民点燃主火炬”作为头版头条。尽管陈振平认为，“从9·11事件给全世界带来的震撼、对新世纪世界格局造成的影响，以及此后若干年大国关系随之出现的变化着眼，这条新闻无论如何是应该上头版头条的”，但按照“原则上与中央党报保持一致的”的规矩，解放日报也把《江主席点燃主火炬》作为头版头条，同时以《纽约华盛顿受到严重袭击江泽民致电布什深切慰问》为主标题，将9·11事件相关新闻在头版二条作集纳处理，并用粗黑线围成一个模块，形成“视觉上的头版头条”（陈振平，2023：229-231）。这一案例既包括对上级党报规定的遵从，也体现了对空间边界探索的策略。一方面，编辑通过分离出版面位置的重要性和视觉功能的首要性，形成政治象征秩序的复调结构；另一方面，这一复调结构双重确认了“以我为主”、突出中央领导人权威地位的象征意义。
除了突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权威性，党报头版还担负了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秩序的延伸和精确表征的责任。以《人民日报版面备要》所列“重要人物逝世”一类报道为例。人民日报未报道著名作家沈从文逝世的消息，但是巴金去世时，则在头版下方发表了简短的消息，这是因为巴金生前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据《头版春秋》的总结，只有现任或曾任副国级以上领导人逝世，新华社才会当天发稿，次日各报头版刊登讣闻和遗像；刊登的版位和标题、遗像的大小必须根据逝者级别高低而定，中央和全国各地省级党报按统一规格刊登；现任或曾任正部级干部逝世，新华社发稿往往滞后，人民日报则会在两三个月内择机刊登在内页（陈振平，2023：148）。从这些版面编排细节中体现出来的政治结构，既是现实政治权力的构建，又是现实政治秩序一丝不苟的表征。
总之，通过“对表”，党报主导了国家政治秩序的表征：通过能否进入头版（头条）、版面位置的安排、是否配图及图片的选择与大小等，党报构建了一个具有神圣性的秩序空间，同时也让媒体自身享有了这种神圣意味。正如凯瑞（2009/2019：27）所说，传播既是现实的表征（of），又为现实提供表征（for）。通过自下而上的“对表”，国家政治秩序在各级党报复制，从而自上而下地从认知和情感等方面规范了全国读者对现实政治秩序的理解和遵从。
六
讨论与结论
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大众媒体稀缺时代，党报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传达中央文件的功能，各级党报从内容到编排形式的一致性能保证党的意图准确无误地传达给民众。那么在媒体极大丰富、信息爆炸时代，“对表”无疑具有更加明显的象征性、仪式化意味。
如果仅仅从信息传播、新闻生产的角度，从以变动、创新为核心追求的新闻观出发，往往会认为“对表”所形成的版面雷同、报道程式化，违背了新闻规律。然而，从仪式视角理解，“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改造的符号化过程”（凯瑞，2009/2019：23）。由此，本文将党报编辑“对表”理解为一种“仪式性实践”，其意义在于可能唤起参与者（既包括编辑也包括读者）对政治象征秩序背后的权力关系的关注，并通过日复一日连续性、持久性的展演，从认知和情感上渗透参与者对现实政治秩序的理解和遵从，从而构建了这个世界一直未曾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的信仰（科泽，1988/2015：13）。
本文将“对表”作为党报新闻常规，对其起源、实践和媒介仪式视角下的意义做了简要的梳理和分析。本文认为，“对表”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既是自上而下建构政治权威性、一致性秩序的权力展演，也是自下而上保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主动与上级党报“看齐”、在政治正确的边界内自主发挥的“避错”性策略。作为媒介仪式，“对表”体现了对既有政治秩序服从和确认的意义，意图塑造以党中央为中心的神圣权威。上述结论，揆诸已有的关于新闻常规的研究和仪式理论，并未超越“新闻是现实的建构”（乔根森，哈奇尼，2009/2014：68）这一结论，也未脱离仪式导向集体认同的功能主义基本理路。但作为一个具体而微的实践惯例，特别是与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念下的新闻采编活动对比，本文所梳理和分析的“对表”，体现了“党政体制”下“一元化领导”（景跃进，陈明明，肖滨，2016：6、18）的中国媒体特色，不失为一个有价值且值得进一步开拓的研究课题。
除此之外，库尔德里对媒介仪式的批判性分析对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对表”也有启发。首先，他强烈反对以媒介为中心的现实构建，认为这使现实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特别是符号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合法化了，遮蔽了现实社会公共传播的危机；其次，媒介仪式带来社会团结的正面效果是未经验证的效果论，这种简单化的假设早已被更加强调受众理性的文化研究传统所颠覆；最后，他也注意到去中心化的网络社会挑战了大众媒体的权力。从这些批判性思考当中，也提醒我们注意“对表”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另外，在“占领新媒体舆论阵地”过程中，社交媒体头条、热搜榜头条等也形成固定推送中央主要媒体重点选题的规则，可以说是具有媒介仪式意味的新媒体“对表”，也是值得进一步探察的课题。
最后，从理论应用和研究方法上看，本文还只是一个粗浅的探索，更深入、细致的分析，仍需要深入党报编辑室展开民族志研究。不过，就像20世纪50年代怀特开创性的把关人研究只是对一位电讯稿编辑的访问一样，“其作始也简”，从基本的思考方向和对中国党报实践的解释力方面本文不无价值，同时也期待更深刻地从具体实践入手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
本文系简写版，注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6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王子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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