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的新研究领域——野猪的象征意义，这一研究起源于他对古代天文历法的兴趣。
辛教授最初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在教授有关基础知识的课程时，他对天文历法产生了深入的兴趣，随即通过深入研究有了一个新发现：
早在七、八千年前的中国上古时期，人们使用野猪来象征天极，这一观点挑战了传统的认识，令人耳目一新。
辛教授起初打算学习文科，最终却误打误撞地进入了地理系，但他后来发现，即使是天体地理学，对于理解古代文化和历史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对早期人类而言，辛老师指出了天极的重要性，夜空的天文现象是早期人类生活中最神秘、最引人注目的部分，通过观察和尝试理解天体的运行规律，古人试图寻找宇宙间万物共同的主宰者。
这一研究不仅拓展了我们对古代文化的认识，还强调了中国古代与西方传统在天文观察方面的根本区别，即中国古代文化以天极为核心，而西方更偏向于太阳。
中国古代文明中，天极在古人心目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古人觉得天极主宰着宇宙万物。许多古人尝试通过夜空的观测来寻找天极的准确位置。
不过我们现在的视角回看，古人肯定是难以直接肉眼观测到的，在这一过程中，北斗星成为了指引，尤其是北极星因其在夜空中的特殊位置，旋转轨迹最小，被视作是天极的象征。
古人利用二十八宿将天空分成了不同的区域，象征地球公转的不同阶段，并用动物来表示这些天文象征，其中野猪便被作为北极的象征，不过这个观点的论证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难题。
直到2021年4月的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在河南郑州的巩义县双槐树遗址（仰韶文化频段，距今约5000年）为这一象征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这一遗址以其三重环壕结构而著名，象征着高等级的社会结构，其中一个与北斗星形相关的陶罐布局，特别是中心位置发现的一头猪的骨骸，为野猪作为北极象征的论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这一考古发现，不仅揭示了古人对天文现象深入的观测和理解，也为我们今天对古代文明的认知提供了新的视角。
它证明了古人利用具体的象征，例如用野猪来代表他们对天体运行模式的理解和敬畏，这一点在历史文献《史记》中的“天官书”中也有提及，文献加考古实证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观察的可信度。
还有一个位于郑州附近、郑州北部的荥阳县叫青台的遗址，这个遗址中同样采用了7颗星摆成北斗的形状，不过它还多出两颗星，被考古学家解释为9颗星的北斗。
这种造型和双槐树遗址的一样都很重要，在双槐树遗址中正对着斗魁是只象征天地猪，而在青台遗址里，斗魁正对着的是一个圆台，直径约一米，高度四五十公分，小小的但是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这个圆台它位于地所在的位置，相当于今天天坛，本来就是用来祭天地的，这圆台应当起着同样的作用。
很明显，这个遗址明显是一个用于祭天的地点，这个结论也得到了考古学家的认可，关于这种祭祀方式，可能有些人会感到惊讶。
毕竟我们通常会将龙当成天地的象征物，为什么古人会选择用猪来当象征物呢？
其实，猪在古代象征意义丰富，尤其是野猪，它是非常威武的动物，智力在动物中也相对较高，野猪作为夜行性动物，生活在夜晚，与夜空的黑暗有着某种联系。
这和古人的某些信仰和象征逻辑是相吻合的，还有古代的四象，如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代表了地球自转过程中的四个时段，古人为什么会选择这些动物作为象征肯定有他们自己的逻辑。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体系与西方有根本性的差别，主要在于中国古代重视天极，采用赤道坐标体系，而西方重视太阳，采用黄道坐标体系。
这种差异源于古人对天象不同解读和重视点，虽然古人可能没现代天文学中赤道或黄道等概念，但他们通过观察天体运动，利用恒星作为观测移动行星参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天文历法体系。
这些体系也许用的是不同的理论和观察方法，但古人对宇宙规律的探索和理解却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局限。
古人能感觉到黄道的位置和天极之间存在一个交角。这个交角不和谐，人们需要找到一个点，通过眼睛观察可以建立一个垂直关系，这关系自然就是天。
就这样，天赤道带上的28宿，也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精髓便显现了，很多人去研究古代天文学时表明没有看到简明易懂的天文学书，那是因为这些知识已经涉及到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绝大部分核心内容。
三皇五帝时期，黄帝被视为天地的化身，起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和青帝、炎帝（又称赤帝）、白帝并列，这些在《史记》的《封禅书》记载中非常清楚。
古代读书人读的书非常有限，但《史记》是最重要的史学书籍之一，通过《史记》我们可以知道，黄帝以及其他几位帝的故事被看作是28宿天赤道带上的四个段落，与四季和方位相对应。
东方代表春时，用青龙表示；南方代表夏时，用朱雀表示；西方代表秋时，用白虎表示；北方，则初始用黄鹿表示，而后在文化演变中被玄武替代。
这些动物不仅代表了方位，也与古人的坐标体系相关，这其中自然有五行学说的影响，这种坐标体系在战国中期以后发生了变化，坐标体系由4转成5，天赤道带的概念得到了拓展，北方的象征由黄鹿转为玄武。
黄帝之所以被人格化，成为人文始祖，可能是因为北方地带实际生活中的人们发生了一些重大事变，这些事变影响到后来的历史发展，使黄帝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当然，黄帝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的代表，而是象征着那个时代人类活动对中原文明发展的巨大影响，这便是黄帝概念的由来。
期间随着秦国地位的提升秦人的祭祀活动逐步增多，从最初的祭白帝到后来的五帝封神，古人对天地的崇拜与理解可见一斑。
古人对天文现象的理解体现在诸如季节变化、天体运动和神话传说中龙的形象的各种变化上，原始的龙形象被认为起源于鳄鱼，并逐渐演化为结合多种动物特征的复杂形态。
古代的铜器和玉雕作品中也可以找到龙形象的证据，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也向我们展示了古人对龙形象的早期认识，古代中国文化中龙形象的深远影响和变迁，揭示了古人如何通过观察自然界和天文现象来构建世界观和信仰体系，还体现了对古代文化和信仰演变的深入理解。
中国古代天的观念的演变和与之相关的天文学知识，从“祭天极”开始，商朝将其称为“地”，西周时期改称为“天”，到了西周，转变为“天”，这两个概念原本可以视为等同，“天子”即天命所授的人间君主，是“天极之子”。
有个关于“天子”刘邦的故事说他在陕西凤翔祭祀四个祭坛，并补祭所谓的“黑帝”，刘邦将自己视为“赤帝之子”，这也让我们侧面看到了汉代人对天的认识和尊崇。
在我们对古代中国文化的理解过程中经常会涉及天文、地理以及政治等多个维度的知识，以天道概念和古人对太阳运动轨迹的理解为基础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人对天文现象的认知与政治、文化观念紧密相连，形成了独特的体系和信仰。
比如赤帝与白帝的故事就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地理方位观念与民族政治的深度结合，这一观念不仅仅是地理的方位概念，更是经过长期发展，与天文观察相结合的文化信仰体系。
比如，刘邦击败秦朝以后，作为赤帝兴起代替了秦朝的白帝，不难发现这其中天道与地理、政治之间的联系，探寻中国古代对天地的崇拜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历史。
近年来，在北京考古博物馆展出的龙文化展览中，展出了距今7500年的陶尊，这件陶尊上刻画着四种动物，古人对天地运行的认识和崇拜这种观念早在7000多年前就形成了，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精细观察和高度尊重。
中国各地出土的考古发现显示，天地崇拜和多元一体的文化观念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文化观念与西方文化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三星堆文化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更多了解古代中国天地信仰和文化多样性的证据，三星堆文物中的图腾和符号与中原地区的信仰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即使是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也体现了古代中国天地崇拜的核心思想和普遍性，通过对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我们可以窥见古代中国人如何通过观察自然界和天体运行形成了一套复杂而精致的宇宙观和哲学体系，这些都是中华文化宝贵的组成部分。
大约7500年前，东北地区的塔茨营子文化。此地的石雕有一些早期的艺术表达，最终它们被融入进商周时期铜器上的饕餮纹饰中。
从8000到7500年前，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上游四川盆地的共同的象征是野猪。北方文化更加抽象，将野猪的上唇以曲线形式展现，而南方则更偏向于直观表示牙齿。
这种象征最终被商周早期青铜文化所继承，这反映了黄帝文化的北方根源，多年前，北大苏秉琦教授提出黄帝文化分布在北方，这令我困惑，因为黄帝被认为起源于中原。
但现在我们知道黄帝实际上代表了北方天地的人格化，并与当时人们的生活直接相关，这种符号变化展示了北方在历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并引出了与西亚中亚地区的联系可能性。
今年的考古发现在陕北清涧揭露了商代遗址，其中发现了重要的车辙遗迹，这提示了与西方的深远联系，考古学证实，黄帝及四帝文化反映了早期不同地区的文化聚落及其演变。
尤其是黄帝文化最终因其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而占据了核心地位，黄帝作为一个天地象征，是北方天地方位上的一个人格化，北方农牧交错带上某一种势力对南方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其文化因素成为了中原文化的主体，从而使黄帝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自然科学家一直致力于寻找支配天地万物的共同规律的问题。尤其在物理学领域，科学家们始终在寻求更高级别的理论，例如，相对论的提出并不是要用来替代传统的经典力学，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公式，从而解释经典力学，寻找一个共同、统一的科学规律。
问题在于人的大脑的进化已经超出了上帝的预料，人类社会行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律。尽管早期人类努力探寻这一规律，但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唐宋之际。
尤其是北宋中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这是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这一变革的深度不仅仅是文化的变迁，更多体现在社会结构的变化上。
从宋代开始，社会逐渐转向一个平民社会，这标志着观念上的一大变化，还有西汉和东汉之间的变化，尤其是刘秀带来转折性变化，进一步加强将天文等自然科学与社会规律联系起来的尝试。
但往往这些尝试都是为了服务政治目的，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做法不合理性愈发明显，另外，从西周中期以后，族徽逐渐淡化，铭文等其他要素开始增加，文化和社会认知上有了重大变迁。
古代到两汉这一历史跨度时我们可以看到无数剧烈变化，证明了哲学、社会、政治等方面观念的不断演进。每个阶段的变化都是在不断的流动和变动之中。
那么到西周中期大量的长篇铭文出现了，早期人把它叫做图形文字，图形文字作为古代社会记录和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意义，还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规则和特点。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古商代社会中图形文字的使用，以及这些符号背后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在最近殷墟博物馆的新展览中，展出一个叫“ 亚长”的著名墓葬。
一些解读将“亚”字理解为带兵打仗的官员，这种解释在学术圈内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原因在于，“亚”字形符号在商周的文献中非常普遍，且数量庞大，如果按照这一解释，难道商周时期所有的“亚”字形符号都与军事有关吗？
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事实上，我们需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解读这一符号，商代社会是一个贵族社会，所谓的文武不分，即高等级贵族除了管理国家政务外，亦需要亲自参与战争。
因此大多数贵族都具有军事职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带有“亚”字形的符号都表示军事人员。更加深入的考证显示，“亚”与“恶”有密切关系，暗示其可能与祭祀、守丧等仪式有关。
商代的社会大事主要围绕着祭祀和战争展开，进一步证明了“亚”字形符号很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我们发现那么多，但我们看到都是铜器是礼器，主要用于祭祀活动，特别是对亡灵的祀奠。
直至西周中期，这些图形文字和相关的祭祀活动突然减少，可能是由于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大变化所致，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和崇拜如何从具体的图腾、象征逐渐转化为更抽象的信仰和文化表现，社会与文化在长时间跨度内的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变迁。
古代的图形文字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符号或文字，它们背后蕴含着当时社会结构、信仰体系和文化规范的深刻信息，通过对这些图形文字的研究，我们或许能够深入理解古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以及宇宙观念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