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驶向现代性》里，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张珺引用了这一数据：1993年，中国生产了不到23万辆乘用车，而“中国汽车销售总额的96%都流向了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
张珺想表达的是，关于公众对私家车消费的觉醒，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的人们认为驾驶私家车可以去轻松地购物，可以随时随地驶向海边。私家车与自由、与诗歌、与远方相关，但现实是，那时候的汽车只属于极少数人。
直到2000年，“鼓励轿车进入家庭”的路线才被正式写入国家第十个五年计划。私人汽车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自那一年起便确定了。后来彻底颠覆国人消费习惯、打破城市之间消费生活界限的阿里巴巴，当时成立还不到一年。
后来的20多年里，只出现了不到150年的汽车和55年的互联网，在人的作用下，对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城市进行了彻底而快速的改造。
世界上的城市构成大同小异，无非是街道、建筑、公共空间，有社会阶层与工作岗位。但在资源配给、人才流动、文化融合等外因面前，人们仍旧无法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两座一模一样的城市。
这给千禧年前后一代的年轻人提供了去往不同城市，感受不同生活方式和节奏的机会。
比如有一类以“C”为名的城市，它们是中国各个省份里车牌为“C”的重镇，而C城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从基础工业到制造业，再走向全球化的发展史。这也是人从依赖集体到依赖阶层，最后回归看重自己情绪价值的变迁过程。
C城，不意味着第三，它提供了与中国的A城、B城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发展进路，也是一个值得一试的选项。
“钢铁之都”：第一代C城
究竟是先有城市还是先有职业，这是个问题。
恩奇都第一次从荒野进入乌鲁克城的时候惊呆了。他看到城墙后面有成群的人——人们在城里要么从事脑力劳动，要么从事体力劳动，而且城市里有面包，有啤酒，还有人群的狂欢。
若要说城市的起源，大概绕不开《吉尔伽美什史诗》。在现代语境里，大概可以认为恩奇都是个农村人，而城市则由人们聚集起来，他们有的种地生产小麦，有的放牧，有的开垦沟渠进行人工灌溉。当分工和财富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城市便出现了。
有些城市则是发现了特别珍贵的东西，比如今天称为“墨尔本”的城市，原本叫“新金山”，因为那里发现了金矿；而北美“旧金山”的起名同样如此。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城市，比如鞍山等于钢铁，抚顺等于煤矿，徐州是“中国工程机械之都”，十堰是“中国卡车之都”。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个世界仍旧是一座工厂。无论我们从事什么工作，怎样生活，都是我们在这座世界工厂里安身立命的方式。
要弄清楚如今的C城是如何成为今天的样子，或许可以尝试将观察的时间拉长。
1943年，全中国的钢产量才92.2万吨，而东北地区就贡献了86.9万吨，几乎全部是鞍山的昭和制钢所生产的。1939年，中日合办的博山利大煤矿公司在淄博成立，日产煤900吨。
新中国成立之后，宝鸡、吴忠、秦皇岛、阳泉等日后的C牌城市，在那段时期里因为产业与自然资源相关，在20世纪80年代，是C城中经济发展最好的那一批。
以1950年前后为例，鞍山和四平，两地的人均GDP在160—170元的区间；洛阳、泉州、湘潭，人均GDP都是60元左右。
此后的十数年，鞍山稳居“C城之王”。巧合的是，鞍山附近的抚顺，车牌是“辽D”，也是那段时期的“D城之王”。
抚顺的西露天矿于1901年开采，118年后的2019年，西露天矿宣布“退休”。在开采的岁月里，抚顺的煤矿和鞍山的铁矿，多少有些共生的关系。
难怪东北长期以来都被称为“共和国长子”，这种局面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被打破。
那些城市的崛起，是因为拥有为那个时代发展所需要的资源。
那段时期，城市的定义与产业和工作相关，人们似乎并不关心自己在城市里能获得什么保障和具有个人特质的发展。这有点像芒福德所称的“焦炭城”，他不遗余力地抨击那个时代里机械及资本对市民生活的挤压，以至于忽略了城市的人文精神。
而因“自流井”和“贡井”两个盐井的名字合称而来的四川自贡，在1939年才正式建市；内蒙古的乌海，煤矿还没被发现，当时还属于宁夏，名字叫陶乐；那时候的珠海只是中山毗邻澳门的一个渔村，它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坐拥贯通澳门与横琴岛的十字门水道。
融入世界：千禧年的 C 城
虽然人们把如今“省+地市”为组合的机动车号牌称为“九二式 ”，但这种构成的雏形，从1985年就开始了。
那年11月，交通部、公安部发布《关于使用新的机动车号牌的通知》。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省份从数字代号变成汉字简称；还有一个变化是编号单位从省缩小为地市，号牌上首次出现发牌机关代号。发牌机关代号由省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统一从“01”至“99”按顺序编号，一个地市一个编号。
在改革开放的号召下，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开始希望拥抱世界，参与到一个更大的分工网络之中。传统挖煤挖矿的隆隆声逐渐减小声浪，重工业没有退潮，只是开始尝试以更精细化的方式开采和利用。
而那个时期，改革开放带来的力量开始在南方蔓延。
1985年左右，建市只有6年的珠海的人均GDP开始反超鞍山，与之呼应的是D牌城市福建厦门，也在那个时期反超辽宁抚顺。
C牌之城在千禧年前后发力。泉州、温州等城市凭制造业和商品贸易纷纷崛起，打破了“钢铁之城”一家独大的局面。初代网红城市桂林，也在那个时候开始积累日后火爆的资本。
不能说早期的“钢铁之城”没落，而是中国的城市类型开始变多了，城市开始呈现多样化的进路。商贸与文旅随时代发展日益繁盛，而不只是以先天资源与政策分高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新中国成立那一年，中国只有132座城市，城市人口只占全国人口比重的7.3%。但到了2000年，中国已经有了超过600个城市，城市化率超过36%。
回到2000年，那个“鼓励轿车进入家庭”的年代。从产业和国民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从那一刻起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汽车社会，将我们带入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中产阶级的面貌也在这一时期变得更加清晰。与其说这是一个群体，不如说是社会上某一个阶层的生活方式、消费欲望、身份认同和个体流动甚至情感表达，都与私人的汽车产生了某种联动。
甚至连汽车的车牌号码都会被赋予某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2007年，在广州的星海音乐厅，有两位穿着T恤和短裤的中年男子，以22万元拍下了“888B8”的车牌号。
张珺在《驶向现代性》中还提及，2002年8月12日，中央在北京、天津、杭州和深圳这四个城市试行了个性化车牌制度，但因为类似“IBM-001”“NBA”“FBI”甚至“SEX”这些车牌申报的出现，这个政策只存活了10天便夭折。
如果我们再次回顾2000年左右，在C城的人均GDP排行中，珠海、淄博、泉州、温州这些制造业和商贸之城为何崛起，那正是因为这些行业可以让个人财富迅速累积。
实际上，B牌之城里，深圳、无锡、宁波、大连、青岛，也是在那段时间内完成了对吉林、包头、石嘴山这些重工业地区在人均GDP上的反超。在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前，中国各大城市完成了一系列再造与重组。
松弛感 ：今日 C 城
大城市当然有无数的机会。比如对很多有一定资历的媒体人来说，最初参加工作时，可以中午外出觅食，晚上是否按时下班不重要——只要吆喝一声，朋友们就会出现在街头巷尾的某个大排档。
谁会想到，现在中午出去吃饭变成了点外卖，下饭的嬉笑怒骂变成了“电子榨菜”，旧时的朋友即便偶尔能凑齐，曾经喧闹的餐馆也早已变成消费不起的楼堂馆所。
有多少人向往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就有多少人恐惧这些城市的工业化和流水线式的生活。
尤其是资本可以畅通无阻地流动，特别是互联网，它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生活秩序。比如人们已经习惯了互联网沟通，那么城市的社交网络就变得可有可无。拥有很多座位的咖啡馆正在变少，可以为个体提升网络影响力的打卡地点正在变多。
2023年，人们好像忽然从某个混沌的状态中醒来。这一年，我们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6%。这给我们的城市带来了各种可能。
那年4月，谁也没想到淄博因为有好吃的烧烤而走红。就像《吉尔伽美什史诗》里恩奇都看到的，那个城市里有面包，有啤酒，有人群的狂欢。只是我们的“恩奇都”不是从荒野或者农村进入城市，而是从强调秩序、制度和日复一日地上下班的大城市逃离，跑到“鲁C”感受什么是真正的逍遥自如。
往常，淄博一家烧烤店只要1位服务员就能满足顾客要求，但去年在高峰时段，一家烧烤店需要40位服务员。
而泉州似乎也拥有了两面性。工业是一面，另一面是以“簪花围”“海丝起点”为代表的泉州文化，让这座古城在最近几年成了福建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盛产食盐的四川自贡，其实是川菜的起源地之一，水煮牛肉、冷吃兔都来自自贡。江湖上人们对川菜的定义是麻辣鲜香，却忘记了菜的基本构成——盐。
盐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出现，却又不以咸味自居。这就像如今的C城，不喧宾夺主，却又过得怡然自得。这种态度，非常契合如今的年轻人的状态。
尤其进入“第四消费时代”以来，年轻一代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看重所谓“私家车”或者“奢侈品”。这一代人讲究共享经济，讲究个性和自我感受。
（图/《去有风的地方》）
当他们发现无法撼动那些大城市的生活方式，C城或多或少会进入他们的生活选项，进入至少可以短暂逃避的视野。
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人类造成冲击的是铁路。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里说，自从有了铁路，避免耽误火车使我们学会了重视每一分钟，而在古罗马时代，人们仅天文知识粗浅，就连生活也不那么紧张，不仅没有分钟的概念，甚至连小时的概念也不明确。
私家车的出现似乎就是为了让人重新夺回掌控时间的权利，而C城从某种角度来看，就像普鲁斯特眼里的古罗马，你可以不那么惶恐地去赢得什么或等待什么。它相比于A城和B城来说，是一个更贴近生活、更确切的答案。
这些C城不像达尔文进化论里的优胜劣汰，不像在梦境里的爱丽丝，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找到“我是谁”的答案。
C城似乎变成了一种生活态度——放过自己，不内卷，去寻找生命中属于生活的一面。
作者 黎广
编辑 詹腾宇
校对 车轮饼
运营/排版 小野
封面《走走停停》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