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狂热分子》。这本书出版于1951年，几十年来经久不衰，跟《乌合之众》和《群盲之族》并称为大众心理研究领域的三大经典之作。
《狂热分子》的作者是美国的埃里克·霍福，他的一生极为传奇。他七岁突然失明，15岁又突然复明，父母早逝。小时候家里的女仆告诉他，霍福家的男人都活不过四十岁，他也不会例外。也因为这个原因，四十岁之前，他曾多次自杀，并一直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
四十岁之后，霍福跨越了这道生命诅咒，开始稳定下来，成为一名码头工人。霍福没有接受过正统的学术训练，但他很喜欢阅读和思考，几乎加州所有小镇图书馆的借书证，他都有。49岁的时候，他写出了《狂热分子》这本书，这本书的发行量很快就达到了数十万。霍福在思想界的地位，也由此被正式确立。
到了62岁，霍福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正式聘为政治科学高级研究员。八十岁时，霍福更是获得了里根总统颁发的总统自由奖章，走上了人生的巅峰。第二年，81岁的霍福与世长辞，比女仆预言的多活了40年。
《狂热分子》这本书是霍福在码头上工作时观察思考的结晶。霍福在码头上会注意观察工人的言行，也会找他们聊天。他搬货的时候，曾经遇见过一个搭档，这个搭档经常干不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却很喜欢帮助别人。霍福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当一个人做不好分内的事，别人会耻笑你；但如果这个人去帮助别人，便没有人耻笑你了。
从这些微不足道的现象出发，霍福经过不断的积累，将自己的思考体系化，最终成就了《狂热分子》这本经典之作。人们因为什么走出家门参加群众运动？为什么有些人会在运动中狂热到丧失理智？霍福在本书中深入探讨了群众运动的吸引力，以及狂热参与者的身份和心理特征。
他的写作风格独树一帜，论述分析又常常令人拍案，因此，他也被广大读者授予了“码头工人哲学家”的称号。这本书的中译本只有十一万字，框架清晰，论述精妙。在接下来，我将会用三个问题来介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群众运动是如何吸引狂热分子加入的？第二个，群众运动如何让人变得狂热？第三个，在群众运动中，领导人扮演了什么角色？
第一个问题，群众运动是如何吸引狂热分子加入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首先要给你介绍一下霍福对于群众运动的定义。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理解群众运动的吸引力到底在哪里。
霍福眼中的群众运动内涵极为丰富，包括宗教运动、革命运动、民族主义运动等等各类群众运动。也可以说，只要是人从家门出来蜂拥上街，加入群众队伍，那就算是霍福所说的群众运动。
但是霍福研究的群众运动还有两个重要的前提。第一，他只研究运动的进阶阶段，也就是人们是如何被召集起来的。举个例子，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是太平天国运动。如果霍福来研究太平天国运动，那么他只研究1853年洪秀全攻下南京之前的阶段，之后的事他不太关心。
第二，霍福对于群众运动的性质本身不做道德判断。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不会说这场革命运动好，那场宗教运动很糟糕，而是尽力去挖掘不同运动背后的相通之处。
霍福专门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西红柿和龙葵都属于茄科，西红柿营养丰富，龙葵有毒，但在形态学、解剖学和生理学上，两者有着很多相似之处。那么，在霍福眼中，所有群众运动的内在都是相似的，它们都是人们试图改变现状、赢得未来的一种集体行动，而它们的主要推动者是失意者。
为什么是失意者？霍福说了这样一句话：成功和失败无可避免会左右我们对周遭世界的看法。正因为这样，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并乐于看到它照原样保持下去；但失意者却会乐于看到世界急剧改变。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如果人生过得比较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那么他就容易认为这个世界还不错，社会总体上还是挺公平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总是遭遇各种失败，生活特别坎坷，那么他就会比较容易灰心，对世界也不会有太多好感。
俗话说，点儿背不能怪社会，命苦不能怨政府。但实际上，假如失意者越来越多，他们彼此又能相互沟通、连接，那么他们就更容易把自身的失败归咎于社会。
当然，一个人拥有不满的情绪，并不一定就会想着去改变整个世界。霍福就表示，那些处境糟糕但对大自然和现政权充满畏惧的人，比如渔夫、牧民、农民，他们往往会比较保守，不会轻易卷入群众运动。只有当拥有不满情绪的人获得了一种权利感，他们才有可能想要改变现状。
群众运动恰恰可以让潜在的参与者获得胆魄和勇气，令他们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这一点也是群众运动对失意者产生的第一个吸引力。
群众运动的第二个吸引力是另一种迷人的东西——自信。霍福认为，一个群众运动吸引到一群追随者，不是因为它让人们去自我改善，而在于它让人们能够自我否定。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一个人从失意者变成狂热分子，看起来自信心简直爆棚了，那又怎么说他们是在自我否定呢？原因就在于，对于失意者来说，群众运动其实是一种替代品。这个替代品可以让他们逃离原先的自己，把自信建立在群体运动上。
更通俗地说，失意的人觉得自己的人设是失败的。通过加入一项群众运动，他们一方面彻底抹去了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又融入到群体思维的浪潮中。这样一来，个人不再需要考虑自己的人设了，只要追随群体的脚步和节奏，享受群体的自信和荣耀，那就可以了。
所以，霍福也说，失业者宁愿追随贩卖希望的人，也不愿追随施予救济的人。因为救济只能让失业者得到眼前的一点食物，但希望却可以彻底改变他们的人生。人生难有几回搏，在运动的浪潮前，即便饿着肚子，他们也会疯狂冲进人群中，努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群众运动吸引的是一群失意者，它能给他们提供改变的希望和自信，但也不是所有遭遇过失败和挫折的人都会参加群众运动。那么，什么样的失意者会特别容易投入到群众运动中？
具体来说，霍福用了七个章节专门论述了七类潜在的皈依者，也就是穷人、极端自私的人、野心勃勃的人、少数派、情烦闷的人、罪犯以及畸零人。畸零人的“机”字是左边一个田地的“田”字，右边一个奇怪的“骑”字，零就是零散的零。
一般来说，畸零人可以指一些新移民、失业的大学生群体，也包括那种将郎才尽但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的艺术家。出于探讨上的方便，我来列举一下两类人加以分析。
第一类要讲的是穷人，但并非所有的穷人都是失意者。有些深陷城市贫民窟的穷人，其实对自己的处境安之若素。假如说你劝他们离开现在熟悉的泥潭，他们可能还会气得发抖。霍福说，就算是有骨气的穷人，只要他陷入贫困的时间已久，一样也会不思改变。所以，穷的时间长了，穷就拥有了一种吸引力。
而且，那些不自由的穷人，比如奴隶，以及有归属感的穷人、有创造力的穷人，比如诗歌团体的民间诗人，他们都不会对群众运动抱有太大的好感。因为这些归属感、创造力和身上的枷锁，都会让他们远离群众运动。
没错，对原有秩序本身的依赖感会让他们丧失对变化的渴望。所以霍福就认为，被失意刺痛的穷人，才会被群众运动吸引。
那什么叫被失意刺痛的穷人呢？他们一般都是新近才陷入贫困的人。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所以高歌猛进，就在于不少农民在自然灾害和政府税收的冲击下破产。二十世纪的纳粹能在德国兴起，也是在于一战之后德国的经济陷入崩溃，英法两国对德国的惩罚也让更多的德国中产阶级陷入了绝望。
这些社会的中坚阶层因为无法接受地位的突然改变，一旦看到群众运动的歧视，他们立马就会加入其中。
我要讲的第二类是少数派。霍福用的字眼是少数民族，但从论述来看，他指的应该是社会中的少数族裔、边缘群体。失败者本身就是处在社会边缘的，如果他又是少数派，失败会让他更没有归属感。
他们也许是信仰上的少数派，也许是社会中被排挤的某一类人，还可能是生活中被欺负的人。像鲁迅笔下的阿Q就属于这一群体。在《阿Q正传》中，阿Q之所以非常狂热地期待革命，就在于他是一个缺乏归属感的人。
阿Q平时一直被现有的秩序排除在外，被人看不起、被人欺负，所以这种人一旦看到群众运动来袭，就会立马加入。加入的过程也是他放弃自我的过程，夸耀自己加入的团体多么神圣，是这种人的一般特征。
我们稍稍总结一下第一个问题：群众运动之所以能吸引狂热分子加入，首先就是因为群众运动提供了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也提供了个人自信的替代品，也就是集体的信仰和事业。其次，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归属感的人，比如新穷人、少数派、罪犯等等，则更容易被群众运动所吸引。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群众运动如何让人变得狂热？狂热的群众运动可以表现为成员的无比团结和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谈到了“归一”，也就是说参加群众运动的人都会自动降低心智，追随群众的思想和步伐。
霍福的观点有一些相似，也就是失意者在加入群众运动之后，也会产生一种自轻的状态。自轻是轻薄的轻，顾名思义，自轻的意思就是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这是因为为了保持对团体的忠诚，随时准备战斗和赴死，参与者必须把个人从自己的血肉之躯分离出来，只有这样，他才能彻底成为一个集体的想象的自我。
而让参与者不断自轻、不断献身，又有一些具体的做法。这里我主要给你介绍其中四个。第一个做法是编制一套教义，教义也就是一场运动遵循的理念。霍福认为一种教义要有效，不在于它有多么的深奥、多么的崇高或者多么正确，成功的教义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信了这种教义的人能不能与外界的思想世界隔绝。
参与者是否是一个忠实信徒，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是否具有一种闭眼掩耳的能力。对于跟教义不符合的现象，能不能够采取屏蔽、无视的态度，这样，他们才能跟集体保持一致，为了运动不断自轻。
让参与者狂热的第二个做法是设计一套仪式。要培养参与者的狂热，必须有一整套信仰生产的仪式，例如说公共场所的集会、宣讲、团体操等等，都可以让成员的个性被集体的洪流淹没。
举个例子，踢正步最早是诞生于德国纳粹军队，为的就是让士兵放弃个性，服从于集体的节奏，结果显示这种整齐划一的做法效果特别好。
让参与者狂热的第三个做法是大搞宣传。宣传的发力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不断强调个人的无足轻重，甚至是罪恶感，以及不断抨击他的现状多么糟糕。因为只有将个人的价值贬到最低，集体的荣耀才更值得个人追逐；只有将现在的情形说得更糟，未来的价值才会被放大。
宣传的第二个方向是拉仇恨，这一点特别重要。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那些彼此没有任何好感的群体，团结更多的成员。比如说，当希特勒选定犹太人当魔鬼之后，就把德国以外几乎所有地区的人都说成犹太人或者是为犹太人卖命的人。
不管是英国、法国还是美国，背后都是犹太人在操纵。在宣传的时候，通过无限夸大犹太人的强大和可怕，激起本国人的自卑感和羞耻心，就可以让国人的恐惧更深、疑心更重，行动也更残暴。
让参与者狂热的第四个做法是控制。控制主要是物质和信息的控制。物质控制体现为对一些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集体分配，而信息控制主要体现在对文学艺术层面的审查。这两种做法都可以有效地掐断一个人的创造力、思考力，从而削弱个体的价值感和自我感。
当一个人最基本的需求都被掐死了，你还能要求他有什么创造力、批判力和自主性吗？
第二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失意者加入群众运动后变得无比团结和具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因为运动本身的教义、仪式、宣传和对个人的控制，可以让个人感到自轻，最终只能通过皈依集体、献身运动来获得荣耀和认同。
在团体的影响下，一个人逐渐被运动培养和塑造得更加狂热。而与此同时，狂热的运动分子对于运动本身的影响也很重要。没有这些狂热分子的积极参与，运动也就无法达到狂热的地步；没有他们的审时度势，运动的发展也难以不断向上。
这些狂热分子中，领袖的作用值得拿出来单独说一说。群众心理学的大师们都特别注重对领导人的分析，比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就曾着重分析了领袖的特征。而霍福也用了整整一个单元来论述群众运动的领导人。因为领导人本身的性格、视野以及决心的不同，最终都会影响运动的成功与失败。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来看一看，在群众运动中，领导人扮演了什么角色。霍福的分析没有直接紧贴领导人的个人特质，而是从运动发展的不同阶段分析领导人应该具备的特征。为此，他把领导人分成了三种：最初阶段的言辞人、运动势头上来阶段的狂热者和高潮阶段的务实的行动人。
接下来，我们就依次来分析一下这三种领导人的特质。首先来说，言辞人。善于言辞的言辞，霍福说的言辞人一般指的就是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具体来说，包括教授、作家、艺术家、牧师、占卜者，另外也包括现代社会中的媒体人、律师或者诸如公共媒体的意见领袖，都是可以纳入其中的。
霍福认为言辞人是虚荣的，但也是天真的。虚荣就在于言辞人看到群众运动爆发之后，很愿意在舆论上批判现有体制，嘲笑现有体制的无能，并对运动的参与者报以同情，给予支持。天真就在于言辞人往往相信个人的价值，愿意捍卫个人的自由。
但是我们前面讲过，群众运动需要人自轻，为了集体放弃原本的自我。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汹涌的群众运动一定会摧毁个体本身。群众运动的权利最后也会落入那些蔑视个人价值的群众领导人手中，而不是这些言辞人手中。
所以，许多政权领导人都会意识到言辞人的重要性。因此，优待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在捍卫政权的稳定性。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没有三次落榜，那么他就不会成为重创清朝的人；那反过来，左宗棠能以一介举人身份荣登总督之位，恰恰是因为清政府意识到了吸纳知识分子精英的重要性。这也让清政府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我们再来说说狂热者。这里的狂热者不是前面提及的狂热的失意者，而主要是来自缺乏创造力的言辞人。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德国纳粹的多个领导人都是失败的艺术家，比如希特勒曾学习过绘画，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写过喜剧，希特勒的核心幕僚罗森贝格试过建筑和哲学等等。
这些缺乏创造力的言辞人，因为无法获得创作的快感，所以将人生寄托在了狂热的群众运动上。如果说狂热者是鱼，那么混乱就是水。比如一个政府的腐败很严重，狂热的反对者就会感激这些腐败者，因为腐败让旧政府离崩塌更近。
狂热者在救体质不可救药的情况下，会变得极为兴奋。他们渴望团结，渴望牺牲自己，将自己的生命融进摧毁旧政府的荣炉中去。所以跟言辞人相比，狂热者眼里只有群众运动，他们不会在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与死，他们关心的只有运动本身成不成功。
即便是自己的家人朋友被运动误伤了，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大的问题。说白了，只有群众运动才能给他最强烈的归属感，家庭和友谊都是被抛之脑后了。
最后来说说务实的行动者，这也是群众运动真正的领导人，也是掌握群众运动权利并且有能力引导群众运动走向的人物。霍福说，一个群众运动一般都是由言辞人吹响号角，由狂热者占据阵地，再由行动人加以巩固。
所以务实的行动人，可能是言辞人、狂热者和行动人的结合体，兼有三者的特质。作者列举了林肯、甘地、丘吉尔、希特勒，他们都拥有言辞人、狂热者和行动人的属性。当然，作者认为林肯、甘地和丘吉尔不会利用群众运动达到个人目的，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想将国家从群众运动的分裂和鲁莽中挽救回来。
而希特勒则不一样，群众运动在他的眼里，只是一个攫取个人权利的工具。不过开头也说了，这本书并不打算讨论群众运动的好与坏，自然也不涉及对领导人的褒与贬。
总之，务实的行动者需要将成员的团结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维持下去，为此，他们要继续提供给失意者遥远的希望、梦想和愿景，还要面对现实，巩固和维持新的秩序。
第三部分的内容就讲到这里，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言辞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运动能否兴起，而没有才华的言辞人则可能会变成狂热者。他们最擅长浑水摸鱼。务实的行动人常常是言辞人、狂热者和行动人的结合体，他们是运动真正的领导人，掌握了运动的权利。
在节目的最后阶段，我们再来复盘一下《狂热分子》这本书的基本内容。书的作者埃里克·霍福从流浪者到码头工人，再到大学研究员和总统自由奖章获得者，一生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也凭借着自己的思考不止笔耕不辍，获得了社会的认同和肯定。
他基于底层经历的观察和思考，推进了我们对群众运动的认知。霍福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了群众运动的上升期，他发现运动和失意者有一种相互吸引的状态：一方面，运动提供了改变现状的希望、集体的归属感和宏大的目标；另一方面，那些缺乏归属感、被遗弃、被边缘化的人更有热切的冲动，加入运动。
就这样，当失意者蜂拥加入运动，本身激进的运动会塑造他们团结的意识和牺牲的精神。言辞人、狂热者和行动人共同推动着运动的不断发展。运动的领导人们也审时度势，发展教义，设计仪式，同时开动宣传的机器，树立强大的敌人，对群众的思想和生活进行规训和控制。
某种程度上，群众运动没有绝对的好坏，但群众运动拥有摧枯拉朽的破坏力，如何影响群众运动的走向，这与领导人的偏好有关系。伟大的领导人能够规避群众运动的弊端，引领群众运动成为国家振兴、社会复兴的神奇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