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地时间9月9日，美国众议院对《生物安全法案》提案进行投票表决时，最终结果为306票同意，81票反对。
但事情仍有转机，法案在参议院的前景仍不明朗，因为参议院有自己版本的相关立法，尚未明确是否会采用众议院的版本。
01
打压半年之久
《生物安全法案》事件周旋已有半年之久，其源于美国对生物技术和国家安全所谓的“担忧”，在本次信息爆出之前，还有两次关键事件。
今年3月初，美国参议院下属的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召开了一场听证会，会上以11票赞成、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由民主党议员加里·彼得斯（Gary Peters）提交的《生物安全法案》（法案编号：S.3558）。
5月中旬，美国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针对新修订的《生物安全法》草案（法案编号：H.R.8333）也举行了听证会，并以40票赞成、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该草案。相较于先前的版本，这版众议院审议的草案中新增了药明生物，并且明确将被提及公司的合作终止日期设定为2032年1月1日。
总之，该法案的主要目标据称是限制美国政府机构与特定生物技术公司的合作，尤其是那些被认为与中国军方有潜在联系的公司。
被点名的公司包括药明康德、药明生物以及华大基因集团、华大智造及其子公司Complete Genomics。这些公司被认为与中国有密切联系，并涉嫌与中国军方合作，甚至盗取美国企业的人类遗传基因资源。但这些指控很明显地缺乏确凿证据。
毕竟，被点名的药企之一—药明生物连人类基因组学业务都没有，亦未在其全球任何业务中收集人类基因组数据。
药明也多次发表声明澄清：公司坚信自身在过去没有、现在和未来都不会对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国家安全风险。
02
底层逻辑是惧怕
其实，《生物安全法案》背后的底层逻辑，与中国在医药产品原料供应领域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紧密相关。
近年来，中国凭借其在化工、生物制药原料及中间体生产方面的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逐渐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某些关键原料药和生物活性成分上，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国，也是许多西方国家不可或缺的供应商。
这种依赖关系，在19年疫情期间尤为凸显。当全球对疫苗、抗病毒药物及相关医疗物资的需求激增时，中国作为这些产品关键原料的供应国，其角色更加关键。
正是这种依赖，让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开始担忧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担心一旦供应链受到干扰，将对本国的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因此，《生物安全法案》出现。
但将这种担忧转化为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不仅缺乏事实依据，也违背了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
实际上，中美两国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合作，长期以来都是互利共赢的。中国企业在研发、生产、供应链管理等方面，为全球医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美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开发能力，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和市场空间。
法案内部仍存在数量不少的反对票便可论证这一点。其中，投下反对票的参议员Rand Paul甚至直接指出，该法案的实际目的并非捍卫美国国家的安全利益，而是为了给特定的利益团体创造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仍以药明康德为例，其在美国市场占据显著份额，其半年度报告显示，来自美国客户的收入高达107亿元，占据了公司总收入的60%。
该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加利福尼亚等六个州拥有核心业务，并与多家美国本土企业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根据药明康德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超过十家美国公司，其中包括全球RNAi领域的领头羊，LNP递送技术的最早获得者—Alnylam，已将药明康德指定为其制造商，这些公司的药物研发或采购活动因此受到了波及。
结合实际情况，此法案的实施将导致“双方皆输”的局面。暂且不论对中国方面的影响，仅就美国而言，法案限制措施会直接扰乱其国内的药物供应体系，还会削弱企业进行临床试验的能力，最终给美国的药物供应链带来更大的压力。
End
写在文末
9月10日，我国外交部针对这一事件也作出了回应，坚决反对美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但我们都心知肚明，这种打压短时间内不会结束，我们的药企也只能在这种高压环境下调控自己的灵活性和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