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为了“提高人口数量”以“增强国力”，齐奥塞斯库实施了禁止堕胎和节育政策，宣称“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并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不能受孕的女性要缴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囚禁的处罚。
妇女月经期间，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一旦怀孕月经停止，就一直监视你，监视到你生下来，不生都不行。
为保证“政策落实”，齐奥塞斯库命令执法者进驻机关、工厂、学校、农村，对妇女进行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
对那些避孕妇女和做堕胎手术的医生，一经查出给以严厉打击，或处罚或监禁。当时的罗马尼亚人，私下把这些执法者称为“月经警察”。
这些措施很快见效，罗马尼亚女人生出了超过往年一倍的新生儿，可是面对迅猛的婴儿潮，医生、设备、保障等各方面都跟不上，致使婴儿死亡率暴增145.6%！
罗马尼亚政府解决问题的方式竟然是，只统计和只给满月婴儿发放出生证，如此一来，婴儿死亡率便迅速下降，逐渐“恢复正常”。至于那些未满月即夭折或被遗弃的婴儿，就不在统计范围了，上演了真实版的掩耳盗铃。
这种把妇女当成牲口的处理方式，迫使大批妇女逃亡，但只有少数人成功逃脱，大多数被抓回或当场击毙。这项政策直到齐奥塞斯库死亡才告终结，有50万妇女在秘密堕胎时死亡。
齐奥塞斯库被枪毙的时候，身上挨了一百多发子弹，真是便宜了他，这样的恶魔，应该凌迟才对！他打着“提高人口数量”和“增强国力”的旗号，谋杀了多少婴儿！
这边罗马尼亚有月经警察，那边苏联有无子女税。顾名思义，无子女税就是向没有子女的夫妇和家庭收税，以此来惩罚不生育的夫妇——没有生育能力的夫妇，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收税。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整整打没了一代人，人口断崖式下降。1960——1970年代，苏联为了刺激“人口生产”，曾出台法令，向所有20至50岁（一说20至45岁）的已婚公民，强行征收无子女税。
无子女税没有一刀切，有所区别，税率高低取决于公民收入：月工资超过 91 卢布的，税率为 6%；月收入在 71 至 90 卢布之间的，税率为 5%；月收入低于 70 卢布的，免税。但是从事创造性职业的公民，无论收入多少都要缴纳税款，税率也最高，为 6%。
与此同时，政府也出台了奖励措施，比如发钱发房子，比如授予养育10个或以上子女的女性“英雄母亲”称号和勋章。“英雄母亲”称号，诞生于1944年卫国战争之际，一直延续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之时。
近50年里，大约有4万多位母亲，获得“英雄母亲”称号和勋章，43万多位母亲，获得各地不同级别的“英雄家庭”“光荣母亲”“荣耀母亲”称号和勋章。她们除了拿到了可观的奖金外，还能享受优先分配住房、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优惠。
与罗马尼亚政府“只惩不奖”“管生不管养”的政策相比，苏联政府显得“人性”多了。
1944年11月1日，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首批14位“英雄母亲”勋章颁发仪式，斯大林亲自出席。首枚勋章颁发给了安娜·阿列克塞希娜，她共生育了10个儿子和2个女儿，并把8个成年儿子送上卫国战争的战场，其中4个牺牲。
第二位获得者叶皮斯季尼娅，生育了11个孩子，之前丈夫和8个儿子均已牺牲在战场上。其他“英雄母亲”都养育了10个以上子女，许多子女都牺牲在战场上。
但就总体而言，偌大苏联的人口生产依旧没有什么起色，人们甚至是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平均下来，总出生率仍旧赶不上二战前的水平，甚至比沙俄时代低得多，连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这些传统的高出生率族群的家庭子女数量，也呈缩小趋势。
苏联的生活水平，至少赫鲁晓夫时代以后的生活水平，虽然比不上欧美发达国家，但至少比饥寒交迫的沙俄时代和列宁斯大林时代强太多，基本能吃饱穿暖，医疗教育国家全包。而且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社会也不怎么“卷”，民众生活压力不算太大。
苏联职业女性还享有三年带薪产假，外加生育补贴，各企事业单位，一般建有配套的托育机构，母亲还有哺乳时间，上下班可以迟到早退。
虽如此，苏联人还是不愿意敞开肚皮生，这到底是为什么？从下面这个笑话里，也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出苏联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
苏联出生的婴儿，非常容易得神经紊乱，调查发现，这是因为苏联婴儿早在娘胎里，就为一些重要问题而担心。
头三个月，担心爸爸妈妈会不会把他们做掉。接下来三个月，担心爸爸妈妈是否离婚。最后三个多月，担心外婆或者奶奶是否健康，因为除了这二位，没人愿意照顾他们。同时还得担心，妈妈是否记得爸爸到底是谁。
丘吉尔曾这样高度评价斯大林：“他接手苏联时，这个国家只有木犁；而当他去世时，苏联已经拥有了原子弹。” 斯大林解放农奴开启国家工业化，开创了苏联国家一体化整合进程。纵观全球，任何工业化国家，都面临着低生育率、少子化窘境，越发达越不愿意生。
北欧国家民众福利好得不能再好，“从摇篮到坟墓全包”，各种奖励刺激手段用了个遍，人们还是不愿意生。
工业化是人类的天然“避孕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印度的出生率也在连年下降。
而那些尚未解决温饱、战乱频发的非洲国家，比如刚果(金)、马里、乍得、安哥拉、布隆迪，以及阿富汗等，民众没有任何福利和安全可言，人口出生率却居高不下。
和沙俄时代一样，它们都是农业社会，育儿成本很低，“多个孩子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儿”。生更多的子女，意味着更多更强的保障和抗风险能力，所谓“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存钱不如存人”。而在统治者眼中，民众就是微不足道的“灰色牲口”，就是“人矿”。
正如低出生率是工业社会的一大特征，高出生率也是农业社会的一大特征。除非大踏步返回农业社会，返回到沙俄时代那种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农业社会，否则低出生率和少子化，就是工业社会无法摆脱的宿命。问题是，人类宁愿灭绝，恐怕也不愿意回到沙俄时代那样的农业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