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昌平区博物馆原馆长、文物专家邢军站在白浮泉遗址前。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北京文化守护人邢军，昌平区博物馆原馆长，文物专家，从事文物保护工作三十余年，先后参加了张营遗址的发掘、京西工业遗产调查、长城资源调查、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2017年后，邢军从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退休，此后仍然在文保工作中发挥余热，为大运河白浮泉遗址文保工作提供建议，在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提供文物保护利用的思路，由他编著的《白浮泉水入运河》已于2022年出版。
邢军讲解的白浮泉，和大众印象中的不太一样。
2023年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开园前后，邢军那段时间来得最勤。他顶着一头花白的头发，背着一个深色的挎包，站在人群里，向媒体记者、相关单位来客、慕名而来的游客，讲述白浮泉与大运河的关联。
邢军不仅会讲述七百多年前，元代水利学家郭守敬为满足元大都的漕运需求，从现在的昌平龙山白浮泉引水，连通京杭大运河的往事。他还会在讲述过程中，看似不经意地弯下腰，从地上拾起一块陶片，向人们展示上面的绳纹纹饰，说那是西周古墓陪葬品的碎片，以证明白浮泉一带早有人类活动。除了白浮泉水入运河的高光时刻，邢军也喜欢说说这里的前尘过往，展现历史与文化的连续性。
如今，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正式开园已一年有余，邢军便很少再去了。毕竟，他讲述的那些历史与故事，会随着这座公园的对外开放，被更多人熟知。
记忆中源头往事另有一番模样
京密引水渠以北，龙山脚下，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的蝉，到了夏末初秋也仍然不知疲倦。白浮泉畔已对外开放一年有余，汩汩水流会从须发毕现的石龙首处涌出，流入铺满荷叶的池塘。泉畔一侧，龙泉禅寺内的展览讲述着运河往事。山头上，北京唯一一座以“都”字冠名敕建的龙王庙内，民间的求雨壁画环绕墙壁，一如几百年前。
邢军查看九龙池龙首。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邢军说自己家距离公园不算远，“沿着东沙河，走路四十分钟就到了。”过去几年，邢军是白浮泉畔的常客，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后，他来得少了。再次踏入园中，邢军的衣着打扮一如往年——长袖外褂加一条长裤。他说这套“工作服”能防户外的蚊虫，也能抵御室内的空调冷气。深色的斜挎包像是长在身上，随手总拎个水壶，即便夏天，里面的水也总是热的，邢军说，不服老不行。
“上岁数了之后，就发现有时候昨天的事儿都忘了，但自己小时候的事儿倒都还记得。”与当下呈现在市民游客眼前的景象不同，邢军记忆中的运河源头，另有一番模样。
走到白浮泉边，邢军缓缓说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前，白浮泉遗址曾一度颓圮荒废，九个石雕龙首空张着口。
现如今龙首上那座仿金元时期的临水榭亭是九十年代后建的，亭子四周几根中间粗两头细的“梭柱”、顶部硕大的斗拱，都是金元建筑的风格特征。
邢军正在观察“梭柱”。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山脚下的龙泉禅寺，最早建于明代。邢军听附近村庄的老人讲起，这里新中国成立前还曾有僧侣梵音。后来因年久失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完成过一次落架大修，还保留着建筑的整体格局。
山上坐北朝南的都龙王庙，邢军与它的缘分更深。五十多年前，这里曾是市属单位的退休职工养老院，年仅七八岁的邢军曾随家中长辈到这里拜访老友。他还记得那时候，屋内挂在顶上的苇帘作为隔断，将正殿分割成几个区域，里面住着十几到二十多位老人。唯独不见墙上壁画——邢军想起当时，兴许是为了让整个屋子看起来更亮堂些，墙面上刷有“大白”，正殿东西墙的壁画还不分明。
最近二三十年间，白浮泉与两处寺庙经历多次修葺。邢军退休前在昌平区博物馆下属的文物管理所任职，其中也有多次修复项目经由他手，“具体修复是由专业人员去做的，修复期间我与同事也经常来，也为留存一些照片和资料。”
等到能清晰地观察这组壁画，时间已经来到了2020年。那年秋天，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有壁画修复资质的公司实施，壁画表面的涂层被慢慢剥落修复，专业人员修补补充缺失的部分。殿内这幅最早画于清晚期，记录民间求雨故事的作品才重新完整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邢军在都龙王庙观察房顶，身后便是复原的壁画。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运河源头来自历史与文化的积累
在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尚未对外开放之前，龙山的庙宇和泉眼对于周边村民来说，依然充满神秘。邢军解释说，这是因为1956年，龙山一带被市属单位接管，与外界隔绝了一甲子。
邢军站在白浮之泉的牌匾下。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但对于这块地界儿，昌平人并不陌生。白浮泉位于龙山，在十三陵盆地南侧。山南曾有“鹿场”，养殖梅花鹿和乌鸡，而南侧的京密引水渠曾被当地村民称为“运河”。
与邢军一般年岁的附近居民，或许大多记得，鹿场的梅花鹿和在水渠中戏水的夏天。但泉畔与寺庙，还是因为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更多地被人关注。人们重提七百多年前的往事，讲述古人由白浮泉引水，让本没有大河补给的元大都城得以与通州运河对接，延长京杭大运河的北线，成就曾经北京城积水潭内舳舻蔽水的过往。
1292年，元朝水利专家郭守敬启动了引水工程。每当邢军讲述这一段故事时，他总会将时间轴拉得更久远一些。
邢军熟悉龙山，又已退休，时间充裕。因此在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开园前后，但凡有记者或是相关单位到访，邢军总是随行。每次拾级而上，邢军会在山顶平台的土地上寻觅一种细小石块，它们有的不足拇指大小，上面展露着或深或浅的规则纹路，邢军说这是“绳纹”。
邢军总会在地上寻找一些小石块，并研究其历史渊源。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1957年，在龙山南麓，人们无意中发现了三座古墓，后被命名为“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出土的随葬器物包括甲骨、青铜器以及陶器。其中，陶器上的绳纹装饰在商周时期非常流行。邢军认为，龙山顶部发现的陶片与这些古墓中出土的绳纹器物属于同一类型，说明龙山周边可能还埋藏着更多早期的墓葬，但由于时间久远，这些墓葬已被毁坏，绳纹陶片随弃土成了山顶的填充物。
在邢军看来，这些过往历史，是白浮泉故事的一部分。他提到古墓出土的青铜器中，尤以马首、鹰首短剑为代表，“青铜是中原青铜文化时期的重要特征，而动物的头型则是草原民族所崇尚的造型。”代表着这里地处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交会处，曾有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在这里共荣。
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里，邢军对许多地砖都能说出历史故事。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尽管人们经常会谈论郭守敬如何选择白浮泉引水，强调其对元代大都城内运河的重要作用，但邢军认为，白浮泉之所以成为引水地，正是因为这里早已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和人类活动积淀，白浮泉畔从来不是古人与文化的未竟之地，恰恰是因为这里的历史深度与文化积淀，甚至是劳动力的积累，才使得这里成为古人开凿引水之地。
做历史文物研究也是性格使然
听邢军讲白浮泉历史，是一件很放松的事。
在他的口述里，听众们几乎听不到晦涩难懂的专业词汇，碰到实在避不开的术语，邢军会掰开揉碎地解释每一个词组，告知是哪几个字，该如何书写，他像家里的长辈，端不了一点专家的架子。甚至听到有人称呼他“专家”“老师”，他会赶紧不好意思地摆摆手，“可别这么说，我这哪儿算得上。”官方资料中称他是“昌平区博物馆原馆长”，邢军听了又会一口否认，说，“那是人家给面子才这么写的。”
一个挎包，一壶水，组成了邢军户外勘察的装备。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出生于1957年的邢军，与历史文物的缘分来得有些晚。直到1986年才进入原昌平县文物管理所，当年成人高校开始了全国统一招生入学考试，包括夜大在内的成人教育开始快速发展。
1987年，邢军进入当时的北京大学分校历史系。虽是夜校，但专业课老师多是在行业内有名望的“老先生”——比如讲青铜器的是著名考古学家杜廼松，讲瓷器的是北京文物局研究院李宗扬，考古课的老师是赵福生。这是一段短暂，却值得长久回味的时光。“每周六下了班就赶紧往学校跑去上课，夜大只有三年，也确实学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本事。”邢军说。
解读历史留下的信息，捕捉器物呈现的故事，邢军喜欢这门学问。他说自己本身不擅长与人打交道，更不用说处理人际关系，所以很大程度上，选择“向后看”，做历史文物的研究，是自己性格使然。对于文物工作者来说，文物器具会“坦诚交代”它们所承载的历史，而能收获多少信息与素材，凭本事，也靠机遇。
在文物管理所任职的30年里，邢军还曾先后参与张营遗址的发掘、京西工业遗产调查、长城资源调查以及多次文物普查。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与解读记录下来，也出版了《长峪城》《昌平文物普查资料汇编》《昌平博物馆藏品识读》和《石语昌平》等与昌平文物相关的书籍。
这些书籍基本是在2017年退休前完稿的，出了书之后，邢军似了却了几桩心事。但要说起这些书的意义和价值，邢军却摇了摇头。
“我的书没什么学术性，写的就是我所能看见的事儿。”邢军说自己的这个行当，需要不断地传承，不只是技艺，也包括见闻，“写成的东西，就好像一块砖头，放在这里了。要说意义和价值，我意识不到，给后面研究的人，当本参考资料吧。”
又补全了一个历史的角落
2024年是邢军退休的第7年。
7年前，邢军前脚刚一退休，后脚龙山便整体移交至昌平地方，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开工建设。邢军开始为大运河白浮泉遗址文保工作提供建议以及文物保护利用思路。
他说，那时候自己对运河文化了解得还不算太多，只好边补课边探访。邢军的随身挎包里，总装着一台巴掌大小的数码相机，相机右上角印着“40X”的光学变焦标志，“退休那年买的，就是为了脚力所不能及时，能靠相机变焦把场景‘拉过来’。”相机拍摄的照片，最终都用上了，收录进2022年邢军编著出版的《白浮泉水入运河》。
邢军随身携带了一个40倍变焦的小相机。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写书的两年，和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正式开放前后，这段时间里，邢军跑白浮泉畔跑得最勤。有时是为了推进工作，有时是为了陪同相关人员介绍历史，公园开园后的一段时间，他也来当过义务讲解，给年轻的讲解员传授些经验。做完这些自己能做的事，对于邢军来说，“白浮泉”这个知识点也就“翻篇”了。
最近这段时间，他又开始专注于爬长城，看古建，“特别是对于长城的了解，这一块知识我差得多，得多走走，补补课。”有时候周末，他还要跟着驴友去外省，67岁的人了，一天下来也要徒步十几二十公里。
上一次邢军来到白浮泉边，还是一年多前的事。
今年夏秋之际，再来公园，邢军还会惦记龙山西北侧的“鹭影台”。每年四月，鹭鸟会按时北迁，回到龙山脚下，开始新的繁育周期。几年前，在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建设的推进会上，邢军曾建议保留这片可供白鹭和灰鹭繁衍筑巢的林地，到现在，这里已经成为昌平观赏鹭鸟的最佳点位之一。
公园里许多点位的安全员都是“老人儿”，认识邢军，都会和他打招呼，知道他是专家，还要拉着他问一些游客经常提的问题。邢军站住脚，聊起来三五分钟都打不住。年纪大了，上周末出去徒步的具体路线可能不记得，但人问他，寺庙建筑的年代，泉畔龙首的尺寸，邢军回答起来从未含糊。
走着走着，他说起了都龙王庙正殿的屋顶。在脊檩与檩枋的平面下，还保存着几行明代的题字：“香火地五十亩山，果树两千余株。”这些文字记录了都龙王庙一次修缮的情况，还提到修缮庙宇时购置的财产。2002年都龙王庙进行落架大修时，邢军和他的同事们意外地发现了这些题字。后来，庙顶重新修补了天花彩画，这些题字连同脊檩又重新被封存于庙顶之下。
邢军在都龙王庙前。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邢军说，这可能是他多年来最令人欣喜的发现。原本没有人会想到，在脊檩之上竟藏有这样的文字，正是那次大修才让这些珍贵的历史痕迹短暂地重见天日。邢军将这个发现写进了关于白浮泉的书中，“从事我们这行，最大的愿望就是多发现、看到一些来自过去的文字和痕迹。”在他看来，这仿佛意味着，在自己所能触及的历史中，又补全了一个或许微不足道但真实存在的角落。
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