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
在此前《》一文中，作者就指出，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蜱虫可能带来的风险还在不断增加，因为它们有机会扩展其地理范围并渗透到新的寄主中。在北美，孤星蜱（lone-star tick）和黑腿蜱（black-legged tick）正紧密合作，向北方的加拿大进军。
之前还看过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视频报道：由于暖冬，导致越冬的蜱虫数量激增，驯鹿身上附着了密密麻麻的蜱虫，最后被活活吸血而亡。
这还仅仅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极为微小的生态变化而已。或许正如今天文章作者所言，随着越来越多极端气候的不断出现，我们的大脑正在成为气候变化最脆弱的区域之一——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1884年2月，英国艺术评论家兼博学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在伦敦研究所（London Institution）登台发表了两场关于天气的讲座。“十九世纪的暴风云”是他对一种特别的“黑暗之风”和“瘟疫云”的愤怒抨击。
《瓦莱达奥斯塔七月的雷雨云》（July Thundercloud in the Val d’Aosta），约翰·拉斯金，1858年。© Wikipedia
在他看来，这种现象仅在最近几年才开始笼罩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他告诉将信将疑的听众，他一直在仔细地进行气象测量。他痛斥这种新天气的“苦涩和恶意”，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提到了这种天气如何反映出某种社会“道德的阴霾”。
他建议，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天气来理解人类自身的状态。
那个二月，也许就像今天一样，人们很容易将所谓的“黑暗之风”当作疯子的胡言乱语。云就是云：即使拉斯金所描述的云确实存在（这一点在当时也存在争议），也很难想象它们与人类的心理有任何关系。正如布莱恩·狄龙（Brian Dillon）在2019年《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很难区分拉斯金的“坏天气”与他自己那破碎、悲伤心境的边界。
1886年，拉斯金在牛津演讲时精神崩溃。到世纪之交他生命的尽头，人们普遍认为他疯了。他关于气象和人类精神的言论，并未像他关于J.M.W.透纳（JMW Turner）的著作那样受到同等的重视。
然而，对于拉斯金来说，这些云不仅仅是云：正如他在日记中提到的那样，它们被“浓重的制造业雾气”所滋养。“瘟疫云”象征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瘴气；道德上的阴霾正是由当时正在快速发生的社会和环境变化所引起的。拉斯金所处的时代见证了田园风光正被无情地转变为工业中心。空气中弥漫着硫磺和痛苦的气息。充满烟尘的空气、各类化学物质和人类的废弃物、机器的喧嚣——这些不仅仅是物理上的烦扰，它们也是对感官的攻击，以人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方式塑造着人的情绪和行为。
拉斯金认为，工业化的无休止步伐，伴随着各种工具、庞大的工厂和环境破坏，损害了人们的心理健康：心灵就像身体一样，需要健康的社会和物质环境才能茁壮成长。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新的想法（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创始人艾萨克·雷[Isaac Ray]直到1893年才定义了“心理卫生”的概念，这是心理健康的前身[1]）。对拉斯金来说，环境的不稳定会导致心灵的不稳定。两者相互映衬。
一个多世纪后，当我们努力应对一系列新的急剧环境变化时，“瘟疫云”再次来到了我们眼前。自前工业化时代以来，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约 1.1°C（2°F），其中大部分变暖发生在过去的40年。冰川在融化，海平面在稳步上升，风暴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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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常见的仍然是外部世界的故事：那个在我们身体之外的世界。气候变化的叙述是关于极端天气、经济动荡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但也许，我们有必要认真对待那个可能疯了的拉斯金：我们内心里的云层呢？随着气候危机造就极端天气、海洋酸化并以令人恐惧的规律打破温度记录，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心灵是否也在随之改变？
以下是一些令人担忧的肯定答案。
移民法官在天气炎热的日子里更不愿意对寻求庇护者作出有利裁决[2]。相对于温和的日子，学生在气温较高日子里学习效果下降了四分之一，气温较高的学年往往伴随着较低的学习成果[3][4]。温度还可以影响网络仇恨言论的发生率[5]。随着天气变热，家庭暴力事件激增[6]。自杀也是如此[7]。
不过，你可能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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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炎热的天气里，你也许脾气更加暴躁。你感觉头脑有点迟钝，难以集中注意力，更易冲动行事。认知神经科学和行为经济学的众多研究为你的这些行为提供了证据支持。在较高的气温下，司机会更频繁地按喇叭（并且按喇叭的时间也更长）[8]。热天还预示着体育赛事中的处罚将更加严厉[9]。在棒球比赛中，投手在炎热的天气里更有可能击中击球手，如果他们目睹对方投手做同样的事情，室外温度更能预测他们以同等方式进行报复的倾向[10]。
换言之，“瘟疫云”似乎也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中。
这展现了我们内外世界的相互关联，暴露了人类自主性的某种脆弱，我们的很多决策比我们直觉上所认为的更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这也将气候危机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展现出来：没错，随着气候变化，我们也在改变。
拉斯金当年演说的伦敦研究所于1912年关闭。如今，当你想要抨击环境对心灵的不利影响时，你可以在《柳叶刀》上发表一篇论文。这也是24 位英国临床神经科医生在2024年5月所做的事情，他们认为，“许多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病率、流行率和严重程度”都可能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11]。
对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神经学教授桑杰·西索迪亚（Sanjay Sisodiya）领导的这些研究人员来说，全球气候事件的确是我们内心云层的故事。
在对332项科学研究的调查中，西索迪亚和他的同事表明，气候对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预期，深入到了大脑皮质的裂隙。偏头痛、中风、癫痫发作和多发性硬化症似乎都与温度有关。
作者报告说，在台湾，精神分裂症住院的风险随着白天温度范围的扩大而增加。而在加利福尼亚，“因任何精神健康障碍、自残、故意伤害他人或凶杀而去医院就诊的人”也随着每日气温波动的扩大而增加[12]。在瑞士，因精神疾病住院的人数随着气温的升高而增加，对于患有发育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的人来说，这种风险尤其明显[13]。
在医院外，气候变化正在扩大传染病媒介如蜱虫、蚊子和蝙蝠的栖息范围，科学家们预测，黄热病、寨卡病毒和脑型疟等媒介传播和人畜共患的脑部疾病的发病率将会增加[14]。显而易见的是，不断变化的环境会影响感官系统和感知，降低感官处理信息的效能[15]。淡水变暖会导致蓝藻爆发，此种藻类会释放神经毒素，增加罹患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16]。
实际上，最近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可能正在加剧已经相当沉重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如帕金森和阿尔茨海默症）的状况。在气温高于平均水平的国家，更剧烈的变暖与帕金森病病例的增加有关，正如西索迪亚等人指出的那样，预计痴呆症患病率增长最快的国家将是那些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
同样，短期暴露于高温环境似乎也会导致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急诊就诊率上升[17]。我们呼吸的空气也可能起到辅助作用：例如，在墨西哥城，那里的人们从小就暴露在高浓度的细颗粒物和臭氧中，尸检显示，99%的30岁以下人群中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病理特征[18]。
风险还不仅限于在世的人。
2022年的一项流行病学研究表明[19]，怀孕早期接触高温会显著增加儿童罹患精神分裂症、厌食症和其他神经精神疾病的风险。人们早就知道妊娠期间的高温会延迟大鼠的神经发育[20]。其他科学研究表明，胎儿在子宫内经历自然灾害会大大增加其以后生活中出现焦虑、抑郁、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和行为障碍的风险[21]。
这些影响使人类世的代际责任受到新的严酷审视——大多数研究都正在进行中，我们不知道未来还会有哪些影响。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在一项又一项的研究中，大脑正在成为气候变化最脆弱的区域之一。
回到按喇叭和棒球投手的问题上。
聚焦于大脑可以为这些案例研究提供一些潜在的机制性解释，并使我们避免使用“黑暗之风”这样的说法。例如，高温似乎会使功能性大脑网络（functional brain networks，负责各个区域的协调行为）转向随机活动[22]。在极端炎热的天气中，科学家们注意到，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的过度负荷工作，该区域被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神经内分泌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M Sapolsky）称为“额叶皮层中最终的理性决策者”。
背外侧前额叶皮层限制人们做出冲动决定的程度；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活动的中断，往往意味着边缘系统（如负责情绪调节的杏仁核）对行为的相对影响增加。温度越高，理性决策越少[23]。
环境对大脑的物理影响不仅限于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例如，斑马鱼的热应激会下调与突触构建和神经递质释放相关的蛋白质表达[24]。在小鼠中，热量会引发海马体的炎症（海马体是记忆形成和存储所必需的大脑区域）[25]。虽然神经炎症通常起到最初的保护作用，但免疫细胞（如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的长期激活可能会变得有害，因为从长远来看，促炎分子可能会损害脑细胞。对于人类，过热与该区域的血流量减少有关[26]。心理学家对高温下认知能力下降和攻击性增加的观察，在这些发现的背景下显得非常合理。
新兴的环境神经科学正试图“理解外部环境、神经生物学、心理学和行为之间的定性和定量关系”。寻找一个更具体的新词——因为这个特定的短语还包括噪音、城市发展、照明和犯罪等环境暴露——我们可以将这一新兴的综合领域称为气候神经流行病学。或者，我不知道，也许我们需要一个更适合TikTok的名字。神经气候学？生态神经动力学？
我更倾向将其称之为：自然的重负（the weight of nature）。
这种重负迫使我们采取行动，就像上面提到的行为影响一样。当极端高温深入你的内心并让你更倾向于使用暴力时，它实际上是在限制你的选择。冲动决策本质上意味着与深思熟虑的决策相比，考虑得更少；如果气候变化影响我们的反应和决策，我们应该理解为它削弱了我们对自由意志的感知。
自然的重负很沉重。它使我们有些不知所措。
这也是一种沉重的心理负担。你可能熟悉“气候焦虑”（Climate Anxiety）的概念。这个短语通常指的是一种接近病态的担忧和对即将到来的环境破坏的恐惧，但这从未让我感到特别认同。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的定义，焦虑通常是用“过度”担忧来形容的。
我不认为看到气候变化的明显迹象并感到末日来临的感觉有任何“过度”之处。
也许我们应该认为，那些气候焦虑者的大脑比其他人更发达——卡珊德拉（希腊、罗马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阿波罗的祭司。因神蛇以舌为她洗耳或阿波罗的赐予而有预言能力，又因抗拒阿波罗，预言不被人相信。编者注）或许是仅存的清醒者。
我不是在开玩笑。神经科学已经开始研究相关的大脑，而且这并非徒劳。
例如，在2024年的一项研究中[27]，美国北密歇根大学（NMU）的研究人员发现，相较于那些气候焦虑程度较低的人，那些报告有较高气候变化焦虑的人在大脑结构和功能上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尤其是在大脑中负责威胁检测的中心枢纽——中扣带皮层（midcingulate cortex）。
具体而言，气候焦虑的大脑似乎拥有一个较小的中扣带皮层（就灰质而言），但它在功能上与大脑显著性网络（salience network）中的其他关键中枢有更多的联系，大脑显著性网络是一个被认为不断扫描环境中与情绪相关信息的系统。在显著性网络中，中扣带回皮层与边缘系统（如杏仁核和脑岛）密切合作，准备对这种信息做出适当的反应。在气候焦虑者中，这一网络可能特别敏感于与气候相关的威胁信号。
因此，与其说较小的中扣带回皮层是一种缺陷，不如说它可能反映了一种更高效、更精细的威胁检测系统。
众所周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会修剪多余的连接，仅保留最有用的神经通路。密歇根研究人员指出，选择性修剪可能使气候焦虑的大脑更有效地处理令人担忧的信息，促进中扣带回皮层与其他参与威胁预期和反应的区域之间的快速通信。换句话说，他们写道，气候焦虑者的中扣带回皮层可能表现出“更高效的神经连接”。
这种对潜在危险的神经敏感性，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它可能会让一些人意识到未来真正的危险。中扣带皮层对于预测未来的威胁至关重要，荟萃分析发现[28]，当人们考虑不可预测的负面结果时，该区域会持续被激活。鉴于气候灾难的幽灵迫在眉睫，一触即发的威胁检测系统可能是一种适应性资产。
但另一方面，研究人员认为：
气候危机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时间和地理距离，加上其全球性，可能会导致个人低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或变得不知所措、脱离现实——这种状态有时被称为“生态瘫痪”。
中扣带皮层过度活跃与临床焦虑症有关，而新发现表明，气候焦虑与一些相同的神经基础有关（不过，重要的是要记住，气候焦虑似乎与广泛性焦虑不同，因为密歇根研究中观察到的大脑差异，无法用总体焦虑水平来解释）。
尽管这些发现只是推测，但它们表明，气候焦虑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且具有理论上可识别的神经相关性。它们为理解为什么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心理影响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生物学框架。它们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气候焦虑者的大脑是否特别适合应对全球变暖这一生存威胁，还是容易因其而不堪重负。
但无论如何，这些都表明外部世界正在深入我们的内心。
这里也许需要认识到另一面。不断变化的气候正在渗透到我们的神经生物学中。让我们的神经生物学适应气候变化意味着什么？
这正是2023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金伯莉·多尔（Kimberly Doell）及其同事在《自然气候变化》（Nature Climate Chang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9]的前提。他们认为，这个领域在帮助我们理解气候适应反应和促进环境保护决策方面具有重要潜力。自拉斯金愤怒地质问环境以来，环境神经科学已经开始探索有机体与其生态位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现在知道，现代环境的质感——绿地、城市扩展、社会经济层次——都会在大脑留下印记。气候变化也不例外。
因此，多尔等人认为，科学家和倡导者可以结合神经科学的发现，来改进旨在促进气候行动的沟通策略。他们希望利用神经生物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洞察，更有效地设计气候解决方案——既在我们自身内部，也为整个社会。
我们已经有了此类方法的模型。
例如，贫困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将社会经济条件与健康状况不佳联系在一起。最近几年，神经科学研究了贫困的各种因素——如有毒暴露、慢性压力——如何侵蚀神经结构并干扰认知发展。虽然单靠脑科学无法解决贫困问题，但即使对这些机制的有限理解，也促使了诸如“启蒙计划”（Head Start）这样的项目研究[30]，这是一种以家庭为基础的学前教育课程，已被证明可以提高选择性注意力和认知测试成绩。
虽然结构性不平等并不容易被消灭，但神经科学家已经成功地揭示了贫困的神经相关性，标记了其可逆的危害，并据此设计了精确的补救措施。多尔和她的同事认为，同样的潜力也适用于气候变化的神经科学。
然而，为了实现这一潜力，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人类世的狂热梦想已经如何改变了我们的湿件（wetware，此处指人类大脑。编者注）。社会和行为科学已经开始记录行星变动带来的心理后果，但气候变化的神经分类学仍然尚待研究。这个领域的方法论和概念库已为迎接挑战做好了准备，但要磨砺它，需要与气候科学、医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结成联盟。
有些人正在尝试。例如，美国洛杉矶的卡维利基金会（Kavli Foundation）去年呼吁科学家研究神经系统如何应对生态剧变[31]。该基金会投入500万美元进行试验，旨在阐明栖息地丧失、光污染和其他环境污染如何影响人类大脑和其他器官的分子、细胞和回路机制。
核心问题是：在变化是唯一不变的生物圈中，神经系统的可塑性是否足以跟上步伐，还是会难以适应？
第一波接受卡维利挑战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一系列不同的生物，每种生物都具有独特的地位，可以揭示大脑在面对地球破坏时的恢复能力。例如，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沃尔夫冈·斯坦（Wolfgang Stein）和德国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的斯特芬·哈兹奇（Steffen Harzsch）专注于甲壳类动物，试图理解它们的神经温度调节器如何应对浅水和深水中的升温。另一个研究小组以头足类动物的大脑为目标，这些动物的RNA编辑能力可能是它们在日益令人窒息的水生栖息地中耐受氧气水平急剧下降的能力的关键。由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弗洛伦斯·克曼（Florence Kermen）领导的第三个卡维利研究小组正在将斑马鱼置于极端温度下，在它们的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中搜寻允许它们茁壮成长的分子特征——即使它们的水世界正在升温。
这些初步投资引起了联邦政府的关注。2023年12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与卡维利合作，邀请研究人员提交研究提案，探讨“调节性、稳态性、适应性和/或进化机制在响应人为环境影响时对神经生理学的影响”。我们可能还没有进入全面竞争的领域，但至少有迹象表明我们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在迈进。
大脑，这个位于脊髓顶部的海绵状指挥中心，一直是个黑箱。随着气候危机的加剧，脚下的生态基础愈加不稳，一窥大脑内部的必要性日益迫切。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西索迪亚和他的同事们勾勒出的新神经制图的轮廓。
我们现在知道，大脑与其说是一个静态的自我调节组织，不如说它是一个动态的、活生生的景观，它的山丘和山谷是由我们环境的轮廓塑造的。正如格陵兰冰盖在气候变化的高温下呻吟和弯曲一样，随着汞的上升，我们的突触也会枯萎，我们的神经元也会消失。正如海平面上升吞没海岸线、森林屈服于干旱和火焰一样，我们大脑的解剖边界也会因环境侵害的每一次新的冲击而重新划定。
但大脑与生物圈之间的对话并非单向的。我们做出的选择、追求的行为、应对危机的方式——所有这些决定都会反映到环境中，无论是好还是坏。因此，我建议：在寻求了解不断变化的气候如何塑造我们的思想轮廓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如何更新我们的思想架构以服务于可持续发展。
人类世心灵的制图师们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但在神经科学的手中——凭借着大脑扫描、嗡嗡作响的电极、基因编辑的精确性和算法的威力——有可能接近一个起点。通过追踪环境影响的路径到其神经根源，我们或许可以开始解析将心灵与星球命运紧密相连的复杂网络。
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随着气候危机的齿轮继续转动，我们的大脑也将被卷入其中。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被动的乘客，还是会抓住控制权，驶向一个宜居的未来？自然的重负——我们面临的巨大危机——令人畏惧。但它不会让我们陷入麻痹。点对点，突触连接突触，我们可以在不断聚集的瘟疫云中绘制出一条路线。
拉斯金在他生命中稍微清醒的时刻曾说过：“消除不完美就是破坏表达，抑制努力，麻痹活力。”即使我们能以某种方式做到这一点，我们也不应该消除环境对心灵影响中的所谓不完美。相反，我们应该在其中读到自我与世界之间亲密而重要的关系。
在这方面，气候神经流行病学——尽管年轻且未经检验——已准备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在窥探气候变化对大脑的影响并揭示我们行星困境的神经回路时，这一领域提供了某种珍贵的东西：在一个常常让人感到失控的世界里，那一丝自主权的曙光。
它低语着，变革的杠杆就在我们的头脑中，等待被抓住。它暗示着，即使自然的重负压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可能找到反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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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Clayton Page Aldern
译/tamiya2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aeon.co/essays/how-a-warming-earth-is-changing-our-brains-bodies-and-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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