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梁说）根据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周总理一生遇险二十二次，其中绝大多数发生的遇险事件，都是他在担任我党重要的领导职务之后发生。
而高达二十二次的遇险经历，在我党和国家的领袖当中，也是最多。
今天，小编就和大家伙说说，发生在西安事变之后的三次遇险。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
1931年日本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我们中国的东北三省全境被日本人所占领。
就这还不算，日本人为了日后能在法理上实现将东北三省从中国身上割裂的企图，又在东北扶持起一个所谓的满洲国。
其实这个满洲国也就是说笑了，啥事情都得经过日本人的同意才成，皇帝出个门没日本人答应都迈不出门槛。
所以说在这个点上，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了抗战阶段，只不过眼前还处于局部战争。
而蒋介石呢？还奉行着自己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内。
还在连续不断地对根据地发动袭击，进行围剿。从1930年的十二月开始，经过五次的反围剿，最终红军被迫转入了长征。
到了1936年的十月份，中国工农红军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从而结束了万里长征。时间跨度长达六年，而这期间，日本人对中国的蚕食他就一直没有停下来过。
从1931年到1936年中国经历了太多的不幸，面对日本人的步步蚕食，全国都掀起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运动。
而在另一面呢？面对丢失家园的东北军，蒋介石依然逼着他们对红军发起围剿。
从1935年开始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总司令部，顺道就把东北军调入了陕甘地区。
在一连串对红军的作战中，东北军连连失利。
所以东北军他们越来越不希望和红军再打下去，他们更加想干的一件事就是打回去，把从他们手上丢掉的东北，再拿回来，哪怕死在这条路上都成。
于是在1936年的四月九号，张学良坐着飞机去了延安会见了周总理。
而蒋介石呢？他还在一意孤行地推行着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压根就不看中国深处在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
时间走到十月二十二号的时候，蒋介石坐着飞机从南京飞到西安，他要亲自督促东北军下一次对红军的围攻。
愤怒的张学良当场就表示反对，并提出了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
显然这条建议对于蒋介石来说是不存在的，所以双方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在其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张学良一直试图说服蒋介石北上抗日，作为历史的看客，我们都知道，张学良所说的一切都是白搭。
于是我们在历史上就看到这样的一幕，1936年的十二月四号，蒋介石再一次抵达西安。
这一次是张学良要求蒋介石来想给部下进行训话，原因是他感觉：
部下不稳，势难支撑。
显然蒋介石，不仅是带着张学良的要求来的，他还带着自己的目的来了，他想要发起第六次对红军的围剿。
所以在抵达西安之后，为了加紧对红军的围剿，蒋介石一住进临潼的华清池，就立马召集了他的得力干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等人到西安进行所谓的督战。
之后，蒋介石的中央军开始陆陆续续的开赴到了陕甘两省，而且新购买的新式战斗机，也开始不断的在西安降落。
内战的阴霾又一次压了下来，而蒋介石为了做好地方军的工作，甚至是直接找来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各个师长进行了谈话。
谈话的主要议题就是，让他们服从命令，继续蒋介石布置的“剿共”任务。
在十二月七号的时候，张学良和杨虎城已经知道蒋介石给他们两条路，让他们选。
第一条，服从蒋介石的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压上，开到陕北去进攻红军。
第二条，如果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那就把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而这一次的“剿共”，就由新开赴过来的中央军全权负责。
其实蒋介石已经内定了西北总司令为蒋鼎文，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个县的边区总指挥。
在这种情况之下，下午的时候，张学良抱着最后的一丝侥幸，对蒋介石进行了最后一次劝说，显然这次劝说依然没有效果。
两个人争执了很久，最终暴怒的蒋介石说：
“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到了八号的上午，杨虎城面见蒋介石，还要进行最后的劝说，但毫无结果。
十二月九号的时候，西安一万多名大中小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并召开了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大会，还通过了《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的宣言》。
但学生们的要求，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回答，所以学生打算去临潼面见蒋介石，当面请愿。
十二月十号，蒋介石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第六次围剿计划，准备在十二月十二号发布动员令。而这次会议，蒋介石压根就没有把张学良和杨虎城召集过来，一块开会。
这个时候，张学良和杨虎城已经没有了回旋余地了，要么听命蒋介石参加这第六次围剿，要么就要面对被调离的境地。
于是在十一号的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了在十二号清晨发动兵谏。
最终在十二月十二号，东北军从临潼骊山的一个山洞中抓到了蒋介石。
周总理在西安遇险。
我们都知道，在西安事变中，周总理被中央指派去西安工作。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显然时间是最宝贵的。但当时党中央还在陕北保安，距离西安还是很远的，大约有四百公里。
所以当时张学良就派了自己的专机，去肤施也就是后来的延安，接周总理一行人。
但就算是这样，从保安去肤施也得走八十多公里的路，您也知道陕北的路也不好走，山也高，路也险，十二月还是大冬天，黑夜比白天还长，这一路过去，要抓紧时间，能不停就不停的。
其实这还不算啥，最麻烦的是，这次要进入肤施才能坐上张学良派过来的专机，而在肤施国民党就有三个民团，共一千五百多人的武装。
您也知道国民党之前的态度，如今虽然有点混乱，但局势还是不明朗的。
而在当地，我党也仅仅只有小股的游击队活动，如果真要是遇到了什么危险，远水可解不了近渴的。
虽然有困难，但这个事情，还是要办的。
所以这次去西安，中央警卫团派出了一小队骑兵作为护卫。
一切准备妥当了，十二月十四号的时候，周总理就从保安出发了。
而这一天仅仅走了四十公里，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周总理走半道上，天就飘起了雪花。
就这天气，大雪满天飞，遮挡视野就不说了，地上还滑溜溜的，到了天黑的时候，这绝对不能走了，所以当天晚上就在安寨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住了一夜的窑洞。
十五号吃了点早饭，这就开始赶路，一直到下午的时候，周总理一行，这才赶到了肤施外的蓝家坪。
“进入肤施吗？”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题，一面要争取时间，但另一面进入到肤施可不安全。
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还接到一个消息说，在这一天的中午，有一架飞机在东郊机场降落了，但因为没有接到要接的人就飞走了。
很明显这架飞机是来接周总理的，既然已经飞走了，什么时候回来，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周总理当时决定，在蓝家坪先休息一晚，第二天干脆绕开肤施，直接奔甘泉，因为那里有东北军，到哪里安全可以得到保证，而且还可以从哪里借用汽车，坐汽车也可以过去，只是时间上会晚一些的。
到了这天晚上，雪总算是停了，视野很好。
十六号一大早，周总理一行，就开始赶路，他们打算绕过肤施。
老话说得好，下雪不冷化雪冷，天气更加的寒冷不说，地面也被这寒冷的天气冻得死硬死硬的，走了一上午，队伍到达杜甫川的时候，周总理就听到天上有飞机的轰鸣声。
抬头看去，飞机是朝着肤施方向飞去的。
“这一定是张学良的飞机！”
有了这个答案，周总理也不做他想，为了尽快赶到西安，如果继续这么走下去，太耽误时间了，所以他们决定回头。
调转马头，一行人就直奔肤施，结果来到城郊，和预想中的一样，周总理一行就被那些个民团给拦了下来。
就算是周总理让张子华拿出“南京派来的与中共谈判的代表”的这个身份，对于民团来说都不好使。
最终没法子，周总理写了一张纸条，让副官先进肤施，去找这里的县长。
县长比民团见识多，知道周总理一行不能拦着，他们这次放了行。
一放行，为了赶时间，一行人快马狂奔，结果肤施城内的民团倒是急眼了，大喊大叫地喊：“红军冲过来了！”
这一嗓子下去，肤施城内城外可就乱了套了。
您要知道，这些家伙手里可都拿着家伙呢？这一慌乱啥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这个时间上，坐着飞机来接周总理的刘鼎（秘密共产党员），就对肤施县长说：“不准开枪，出了事你自己挑着！”
一听这话，原本还像没事人似的县长，立马出去阻止民团。
周总理一行人这才安全地到达了机场。
咋说呢？这位县长从放行到民团大喊大叫以致慌乱的要开枪，总有那么不对劲的地方。
但不管怎么说了，终于顺利地搭上了飞机。
而飞机还能坐下七个人，在征求了飞行员的意见之后，还能坐进去两个人，但为了保持飞机的平衡性，这两个人必须躺进机头的行李舱里头才成。
最终两位警卫人员进入了行李舱。
等到了地警卫员龙飞虎还笑着说：
“这次可开了洋荤，在黑洞里糊里糊涂地坐了一次飞机。”
事情结束了吗？并没有，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其实能说明一些问题。
当时这架飞机还有一批张学良送给红军的枪支弹药，周总理走了之后，就留下一队人看管这批弹药，并且一再叮嘱要那个县长保证人员的安全。
可没人想到的是，就这个信誓旦旦要保证留下人员安全的县长，在看到周总理走了之后，就对民团下令将这些看管人员给抓起来。
所幸这个时候，民团的人已经回过味了，他们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就没有听从这位县长的命令，这些看管人员这才逃过一劫。
而这个时间点上，肤施城内也乱糟糟的，一帮子当官的也开始外逃了。
第二天的时候，在附近打游击的王春圃带着一支红军队伍，就进入了肤施。
第二次遇险
您应该知道，在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算是负荆请罪吧。但刚一到南京，蒋介石就扣押了张学良，以至于东北军群龙无首，陷入了混乱之中。
最终酿成少壮派枪杀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事情。
那么这件事在有心人的鼓动下说，这件事是共产党在背后指示下发生的。
受到鼓动的王以哲的小舅子，还真就当真了。
而王以哲被害一个小时之后，周总理就带着李克农和刘鼎一行人，不顾危险就来吊唁王以哲。
王以哲的小舅子，这个十八岁的小伙子，藏在幔帐后边，就打算动手。
当看到周总理之后，他就拔出来手枪，大喊：
“就让共产党人活祭我姐夫！”
这一嗓子把旁边的王以哲夫人给吓了一跳，连忙拉住了弟弟的手：
“千万不能，人家共产党的周恩来是鼎芳真正的朋友。”
而周总理在看到王以哲身中九弹的尸体，失声痛哭起来：“鼎芳！”
看到这一幕，王以哲的小舅子，也跪坐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
第三次周总理遇险
四月二号早晨，西安的天气阴沉沉的，雨水淅淅沥沥的落的满街满世界到处都是，吹过的小风还有那么一点凉意。
而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第七大队第六中队的全体飞行员，趁着这个坏天气，坐在机棚里头休息，他们在等天气放晴之后，继续投入训练。
至于外面，不仅有雨，还有紧张的战前空气，让人心头紧巴巴的。
七点钟的时候，一辆小轿车稳稳地停在了机场大门口，跟着就从车上下来三个人。
这个时候，机场属于禁区，所以三个人下车的位置离哨兵的位置还有个三百米左右的样子。
而哨兵按照惯例，示意三个人不准向前。
在看到这个手势之后，其中的两个人停了下来，而另一个还是径直地走了过来。
“你们谁是领导？”来人先开了口。
哨兵迟疑的看了看对面的人，感觉有点眼熟，但想不起来是谁，但还是把来人带到机棚值班室，找副中队长陈又超。
在这里，咱们必须说明一点，之前我们都知道，蒋介石要发动第六次围剿，为了这次围剿他也是煞费苦心，把很多新式飞机都集中了过来。
这些飞机，一部分在西安，另一部分在银川。
那么在西安事变之后，西安这部分飞机就归张学良和杨虎城指挥了，当然这仅仅是名义上的，实际的控制权其实还是在蒋介石的手里。
咱接着说，当来人看到了陈又超之后，就把杨虎城的手谕交给了对方。
哨兵这才知道，来人是周恩来，因为有紧急事务要回一趟延安，需要他们六中队调一架飞机，执行这次任务。
一听这个任务，其他飞行员，也不在机棚里头坐着，赶紧离开，生怕这任务落到自己的身上。
毕竟六中队来这里的目的，他们这些飞行员都是知道的，结果遇到了西安事变，现在他们自己脑袋都嗡嗡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再加上他们的实际掌控者还是蒋介石，这要送一位红军大首长回去，有些事就说不明白了。
于是陈又超借口天气啥的，也在推脱这件事。
但是哨兵和周恩来说过几句话，一路走过来，感觉周恩来没那些所谓的领导气势压人，挺亲切的，而且之前他就挺崇拜周恩来的。
所以哨兵看着陈又超在推脱，就插了一句嘴说：“副中队长，要不让我上去看看？”
那么事情走到这一步，陈又超也只好同意了。
而这位哨兵的名字叫祝葆卿。
为了保险起见，祝葆卿家驾驶飞机进行了一次试飞，但在看到北边飘来一片乌云，黑沉沉的压下来，航道都被淹没了。
祝葆卿没法子被迫降落了。
周总理看到这些，到是没有害怕而是说：
“小伙子，为了团结抗日，一致对外，为了祖国不受外人侵独，为了祖国的和平，我不怕有危险了。”
这句话倒是给了祝葆卿很大的鼓励，最终祝葆卿向陈又超再次申请起飞。
而陈又超最终同意了，叮嘱他一定小心，乌云是不能穿过的。
上级同意了，祝葆卿到是挺开心，拉着周总理的手，来到了自己可赛飞机旁。
这是一款单发活塞式双翼观察机，只能坐两个人，一个是飞行员，另一个是投弹手。
1929年的时候，国民党从钱斯.沃特公司订购了十二架（也有说是二十架），而祝葆卿所架势的这一架，属于新型号O2U-3，很显然，这并不是一架适合乘坐的飞机。
但也没法子，周总理有事情必须尽快回到延安，也只能这样了。
上了飞机之后，两个人中间就搁着一层玻璃，很快飞机就起飞了。
但飞机进入西安北郊的时候，风雨变得更加大了，坐在驾驶舱里头，你压根就看不到外面是一个什么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祝葆卿询问周总理是否继续，但周总理还是打了手势继续前进。
很快雨下得更大了，当飞到同官县上空的时候，祝葆卿感觉周围都变黑了，至于方向，压根就瞅不出来，全凭之前的经验在飞行。
但这种飞行还是没能维持多久，飞机就失去了平衡，机身就开始剧烈地抖动起来，这还不算，没多久飞机开始发出了奇怪的嗷嗷叫声，随即飞机就开始失速。
飞机失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速度低于一定程度，飞机就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没有多久，飞机就开始下坠了。
祝葆卿这个时候，头上也开始冒汗了。
当一股子更加强大的气流开始对着飞机冲击的时候，飞机第二次发出了嗷嗷的叫声，这一次飞机下坠的速度更快了。
“不好，快跳伞！” 祝葆卿感觉飞机已经不再他的掌控之下了，他连忙向坐在后边的周总理打手势。
而周总理摇了摇头，给出的答案是，他不会跳伞。
面对这种情况，祝葆卿到是想要跳伞，但回头一想，自己要是跳了，周总理怎么办？他是相当佩服周总理的，如果这次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周总理是不会这么着急的回延安。
“算了，周总理都不怕，我怕什么？大不了一起走！” 祝葆卿心一横，又开始专心致志的驾驶他的飞机。
期间周总理感觉到这次飞行的危险程度实在是太大了，于是用铅笔写了一张纸条，从玻璃缝隙中塞给祝葆卿，纸条上写着：
“祝飞行师，不要勉强！不要勉强！不要勉强！！！”
而这架飞机，在祝葆卿手中终于稳当一点了，但在几分钟后，还是如同脱缰的野马，又遭遇了一次下坠，这次下坠相当严重，祝葆卿眼瞅着飞机从云层中砸了下来，坠进了一座峡谷，映入眼帘的是，两边都是峭壁。
祝葆卿努力的控制着操作杆，最终把飞机给摆正能平飞了，接着飞机就顺着下边的溪流平稳飞出了险地。
等飞到了洛川县，这天上的云层这才开始变得稀薄起来，但看向延安方向的云层，可以看到依然被云雾遮蔽着，显然继续下去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最终飞机只能绕道，重新降落到了西安机场。
任务没有完成，但一下飞机，周总理到是向开口了：“叫你受惊了！”随后还邀请祝葆卿一起吃个饭。
两个人吃了一顿午饭。
在晚上的时候，周总理坐着汽车回到了延安。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西安这边又有事情要和周总理商量，而祝葆卿再次从西安机场出发去往延安，把周总理接回了西安，这一次路上很平静。
而这一次祝葆卿到延安的时候，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还拍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中间穿飞行服的是周恩来，其左彭德怀、 林伯渠、 肖劲光其右依次为毛泽东、 张闻天、 秦邦宪稍远一点穿飞行服的便是祝葆卿。
如今这张照片，您在周恩来同志纪念画册中就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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