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从近代屈辱岁月挣脱开来，走向光明的现实奋斗，抗日战争无疑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对内自主的世纪事件。而继武汉、广州陷落后出现的中日战略相持阶段更是其中的关键转变和调整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毛泽东同志面对党内对日战术问题的一系列分歧，做出了长远考虑和根本指正，最终在战略思想上保持住了全党全军的高度团结，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进程中更好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坚实保障。
内部不安—自身重整与维护抗日联合
因为经过长征和国名党军队的多年围剿，八路军自改编以来，无论是在人数上、装备上、战斗素质上都与敌军存在显著差距。其本身便意味着往常对国民党军队采取的作战模式的部分失能。
这种差距在全面抗战之初之所以没有完全显露，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努力，日军军力并未对八路军进行主要打击。采取阵地游击，以优势兵力整合实现对敌规模性消灭的运动游击战得到体现。
但是，经过挫败之后，日军亦对战争部署进行了调整。尤其是1940年夏的百团大战之后，日本军部震惊于八路军表现出的战争潜力，转而对国民党方面扩大政治攻势，减缓对其进攻，以致国名党内部一方面作战决心动摇。
继汪精卫之后的一大批卖国汉奸对日投降，所谓的曲线救国论嚣张一时，一方面因压力减轻，防共、反共情绪滋长，顽固派频频制造和八路军的军事摩擦。
面对此等困境，毛泽东指出不宜与敌人进行大规模作战，要提升实力，依靠有利地形对敌人进行山地游击战，并且防范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攻。同时抓住时机整训队伍，增强作战力量，避免过大牺牲。
外力压迫—战争长期形势的严峻考验
除了考虑内部出现的不安因素，毛泽东也很快认识到日本本身带来的阻力。根据官方统计，日本陆军在全面抗战前凭借常年运作的征兵体制，其人数已达410万人左右，军队进行现代化训练，战斗技巧多样，意志顽强，装备弹药充足。
在敌后战场成为抗日主战场后，八路军就很快感受到威胁。日军还持续加强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1940年初，日本华北方面军开展残酷的扫荡计划，该计划强调“讨伐重点在于剿灭共军”，并疯狂的进行“扫荡”、“蚕食”、“清乡”，五次实施“治安强化运动”，大搞“三光”政策，试图“彻底肃正华北治安”。
此外，日军日益加大了对八路军的军力投入，除日本陆军外，还集中了伪军部队，对八路军进行频繁打击。
为了对八路军的游击战进行遏制，日本大量培养间谍，加强情报工作的统筹，并通过“保甲制度”减少八路军的军队人员、装备补充和情报传递，各类生化毒剂更是大肆使用。
显然，日军的威胁根本不是国民党军队能够比较的，毛泽东向全党深刻阐述了自己进行机动性更强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因，同时也对在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进行了肯定，最终得到大家的支持。
彭德怀后来也表示“敌我技术条件极不相称”，在这种情况下，“重现国内战争时代的歼灭战是不可能的”。于是，长时期的小规模作战就成为共识。1941年后八路军歼敌数难以过千也就实属正常。
国际协作—持久战的全球战略考虑
应该注意到，抗日战争不能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决裂。毛泽东的持久战论看到了世界局势的演进前景，随着日本法西斯侵略脚步的迈进，不只是中国人民予以反抗，世界各国人民都会进行猛烈还击。
事实上，日本自挑起太平洋战争以来，侵略殖民范围扩展至整个东南亚，与英美等国爆发尖锐冲突，兵力明显分散。因此自1941年底，日军进攻态势呈现衰颓，未能达到迫使英美退出战争，吞并整个东南亚的战略野心。
与之不同，中国方面得到了海外援助，在外华侨更是积极捐赠战争用款，支持抗日。在这种有利的国际协作下，毛泽东更加坚信进行山地游击战可以一步步拖垮日本，而八路军队伍凭借在敌人的打击中保持的长久战斗韧性，能够在增加有生力量的情况下争取全民族胜利。
可以说，全面抗战一经开始，中国军民便奋起战斗。面对具有显著优势的日军精锐，先辈们凭借艰苦意志，用淞沪会战、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等一系列战役打乱了日本方面的侵略计划，展示出了高昂的斗争士气。
对于中共而言，游击战是自土地革命以来历经炮火验证的合理作战方式。但面对日军大规模压境，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等人就日后对日游击战以何种形式展开的问题产生了分歧。
关键时刻，毛泽东展现出伟人气魄，在一次次现实分析中，巩固并坚持了以山地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案，这场分歧的阶段性解决，为后续八路军一步步推动战事胜利埋下伏笔。
它一方面规避了八路军在作战初期就出现严重伤亡，最终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压和日寇侵略下亡军的风险，一方面又使日军在长时间里难以判断八路军队伍的实际状况，给八路军长久作战和战略喘息提供了条件。
从客观上说，山地游击还以较小代价使中共队伍经历了一系列战争考验，八路军的作战能力得到明显增强，诸如麻雀战，地道战等各类战术涌现，给日寇以全新冲击。
也不得不说，伟人的这一决断的确具有浓厚的战略智慧,是能够在现实中得到正确验证的，我们的民族也得幸于此，最终在十四年艰苦岁月中打破发展桎梏，涅槃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