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说，他理解的「通透」，是看清了事情的本质和全貌，但依然在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锚点，从「该做什么」的声音中辨清「想做什么」，才是「更好」的自己。比如，当成功学、做人上人的浪潮席卷时，意识到过好日常也是一种幸福；在普遍迷惘的年代，不要陷入纯粹的消极，尽量找到支撑自己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保持尊严而不被驯服。
文｜王唯
编辑｜楚明
历史学家和他的日常
历史学家王笛度过了一个忙碌的暑假。
几个月前，他的两本新书《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修订本）》和《消失的古城（增订本）》出版，之后的日子，他往返于各个城市的大学、书店进行分享、对谈。期间，成都将王笛几年前的著作《那间街角的茶铺》里使用的档案和报刊资料做成了文献展览，他又赶去参加了开幕式，同时又写了几篇长文章，包括报社的约稿，还有别人新书的序言。
这些年，外面的世界充满动荡和未知，作为学者，王笛对时代和社会的关切也愈发深重。王笛尝试带着历史走出象牙塔，进行新的写作实践：历史写作大众化。借鉴文学的叙事方法和语言风格，而不仅仅罗列历史资料、进行枯燥的分析和讨论，但同时，又保留研究价值和人文关怀。
走出象牙塔后，他不仅出现在各种公共活动现场，还做客俞敏洪和董宇辉的直播间，面对几百万观众进行表达。在不同场合，通过不同的传播介质，王笛反复阐述自己的观点：从宏大回归日常，用记录对抗遗忘。
抛开这些社会身份，王笛的本职是澳门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学校坐落在横琴岛，岛上常年开花，还种着许多小叶榕。王笛住在学校提供的房子里，7楼，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海。他基本没有节假日的概念，没有社会活动时，每天的时间几乎都用来阅读和写作。
每天清晨四五点，王笛就已经醒来了，冲一杯咖啡，便开始写作。天慢慢变亮，太阳从海湾一点点升起来。一直写到8点多，洗漱、吃饭，然后才外出开会、上课。倘若没有任何工作安排，他就把整块时间全部用来写作。王笛说，大概近20年都没有过不知道做什么的情况了，「每一天都是紧紧张张的，都在安排做什么事情，有个安排其实心里边是安定的」。
他过着平静、通透的生活。以前在美国工作的时候，他喜欢钓鱼，一个人开车出去，能在湖边坐上很久。到澳门后住在学校里，这个爱好只能搁置了，尽管校园就靠着海，不时有人在那里钓鱼，但「我觉得还是不大好，教授在那里钓鱼，哈哈哈」。
另一个爱好保留下来了，是种菜。王笛的阳台像个小菜园，里面放着十来个泡沫盒，辣椒、木耳菜、韭菜们长得郁郁葱葱。因为他会把厨余用作肥料，里面有植物种子，有时还会意外地冒出冬瓜、南瓜藤来。四季轮回，植物盛衰，这是他住在楼里但依然「接地气」的方式。
王笛今年68岁，还有两年退休。过去几十年，他的一部又一部学术著作，带来了足够多的国际声誉。在国内，他也早就成为微观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但尽管如此，他依然在写，这些年在推进大部头著作袍哥的三卷本，如今第一本《开山令》已经完成写作，交给了出版社。
有朋友不理解：又不需要评职称了，也不需要寻求学界认可，这么辛苦何必呢？但王笛一如既往，教书、写书，日复一日。
王笛说，写作几十年，它依然能带给自己兴奋感。「比如早上我4点多醒了之后，头脑中间有很多想法，就感到一种兴奋，不愿意待在床上，想赶快起来写。」
跨出封闭的世界
8月19日，王笛应邀到北大参加为期两日的学术研讨会，并做了一场题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城市：公众、公共生活与政治文化》的主题演讲，紧接着在21日参加《人物》的拍摄。
结束北京的行程后，他将要飞回澳门，一只箱子，轻装简行。任教的澳门大学已经开学了，王笛结束暑假，进入新的学期，也进入秋天。
白露，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尚热，但傍晚后气温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白露到了，露水下降，寒生露凝。人们迎来一场火热盛夏后的冷静清醒，一场绵绵阴雨后的旷然天晴，驱走心灵上的阴霾，逐渐迎来通透、澄明的秋天。
王笛的成长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最终在迷雾中确定方位，从浪潮中找到自己。
在王笛的作品中，他曾描写过川西平原的风景，竹林里的茅屋，沟渠里的鸭子，还有水牛、稻田、油菜花。事实上，这些都来自他年轻时真实的生活经验。
王笛出生于1956年，属于在饥饿和动荡中过完童年的一代人。1970年代，尽管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但为了获得工农兵上大学的推荐资格，他还是主动要求下乡插队。下了乡才发现，其实被推荐读书的机会很少。后来通过招工，王笛终于回了城，在铁路局底下的砖瓦厂工作。
那段时间的劳动甚至比下乡时更繁重。王笛每天和几十个工人一起住在大工棚里，到时间就去烧砖。椭圆形的大型轮窑，里面永远烧着火，几十道门环在四周，是工人们进进出出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把新的坯放进去，再把烧完的砖取出来，循环往复。
王笛很瘦，但也要保持和其他人相同的节奏，拉砖、抬砖、取砖，即使是三伏天也要往火热的窑里钻，干净地进去，黑黢黢地出来，汗和灰混着糊在脸上，只剩眼睛滴溜溜转。
初秋，《人物》与特仑苏合作推出的视频在北京老舍茶馆里拍摄。快收工时，王笛和大家一起乘电梯转场。几个年轻人斜着身子靠在墙上，全场年纪最大的王笛始终腰杆笔直地站着。
「王老师累不累？」有人问。
王笛挑起眉毛，藏着笑，故意摆出一个得意的表情：「我可是做过体力劳动的，开玩笑。」
当年，因为重体力劳动对身体消耗大，厂里规定每天只工作 4 个小时，剩下的时间，王笛几乎全都用来画画读书了。他不甘心思想也和肉体一起被困在田野或是砖厂，所以通过这些，保持对更广阔世界的期待和想象。也正是因为有这些技能，可以刷大标语、画宣传画，他后来被调到了工会。
苦尽甘来，那是个人人羡慕的「铁饭碗」。铁路局是国企，员工有免费的火车票，可以全国到处跑，有时还会发福利，常常是当时紧缺的商品，所以那里一度是年轻人心中最理想的工作之一。
但对王笛来说，这依然是「不够」的。没多久，他再次做出了周围人不理解的决定：参加高考，去上大学。
后来的故事像很多媒体曾写的那样，1978年，王笛拿着几乎接近满分的历史成绩，考进了四川大学的历史系。1985年，他拿到硕士学位，留校任教。两年后，助教转讲师，紧接着，仅仅两个月后，因为川大的一项改革措施，王笛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那年他31岁，是川大最年轻的副教授，学校里很多是他老师辈分的人，职称还是讲师。1989年，他完成了第一本学术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考察了长江上游地区从相对封闭的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于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一帆风顺，像梦一样。」很多年后王笛在文章中写：成功来得太快，也给我增加了无形的压力，怎样在这个高起点的状态下，继续保持科研的高水平和创造力？
很长一段时间里，王笛都处于迷茫和忧虑的状态，不知道未来的学术道路如何走。向前探索，完全没有方向；重复过去，又觉得没有意思。但唯一明确的是，「我不希望等到晚年退休的时候，别人说《跨出封闭的世界》是王笛最好的著作，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于是，不久之后，他便开启了又一次「叛逆」——决定放弃拥有的一切，去美国读博。
同样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光是语言这一关，王笛就「死磕」了很多年。在中学阶段，他学的是俄语，连最基本的英文字母都是进大学才开始学的。到美国之后，听，听不懂；说，说不出；更别说英语写作，「到美国之前，我一封英文信都没写过，后来居然要用英语完成博士论文，相当于天方夜谭。」
但他的人生准则是，只要手里做一件事，就尽最大努力。之后，他整整6年没有回国，每天学语言、读书、上课、写作，一路走了下来，不仅拿到了博士学位，还得到了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的工作。
2015年到澳门大学任教之前，王笛一直生活在美国，一路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再到正教授。他出版了4本英语专著，3本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另一本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都是美国最好的大学出版社，这在美国历史学界，也都是属于顶尖的业绩了。
王笛说，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他的第一本书就像是一种人生的隐喻：该怎样跨出我的封闭的世界？这是他提给自己的问题，也成了推动自己的动力。
这些逆潮流的决定背后，是王笛对「更好」的追求，也是对自我的了解和认知，找到自我的热爱和价值所在，才能抵御潮流的裹挟，真正地成为想成为的自己。这同样也是特仑苏的追求，十余年来，一瓶牛奶的边界不断开阔，特仑苏从物质世界走向精神世界，也从日常生活走向公共生活。
2015年起，特仑苏在不断探索「更好」的含义。有人说脚步快些更好，有人说慢下来才是更好；有人说旷野的开阔是更好，有人说轨道的安稳是更好。但事实上，每个人都做好自己就是更好，就像棱镜的光谱，找到属于自己的颜色，就是最珍贵的「更好」。
浪潮来来回回，这份「更好」永远是锚点所在，不盲从，不设限，不被驯服，便能为明天保留更多可能性。
「日常的史诗」与「碌碌有为」
在专业研究上，王笛同样走了一条「另类」的路。中国的历史传统是强调帝王史观、英雄史观，但王笛把视线转向了微观史学，关注普通人。
他在《历史的微声》中想象过一个画面：帝王或者英雄站在高高的山巅上，俯瞰整个大地，为自己马上要创造历史，而心潮澎湃，豪情万丈。极目望去，在他的眼中，是乌泱泱的人海，芸芸众生，小如蝼蚁。对他来说，面对这样的人海，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也不少，个体在这里已经失去了意义；个体的命运，在这里是无关大局的；芸芸众生之间，是没有区别的，甚至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他们没有自己的故事，也没有自己的历史，当然也就没有自己的未来。如果这些芸芸众生为了帝王或者英雄所谓的「宏大事业」而死去，就无声无息地化为了尘土。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个体是整体完全可以忽视的东西，这就是整体史的本质。
王笛说，他从来不反对大叙事，研究大事件，「但是那完全不是历史的全部」。在历史上，普通人占了 99% 甚至99% 以上的比例，但在很长时间里，他们被历史研究、历史写作忽略、遗忘了，王笛选择把视线聚焦了过去。
他对「人」有着天然的关切和关注。视频拍摄间隙，王笛没有回休息室，而是闲散地在茶馆里溜达。
在茶寮，他和茶艺师聊起从业的经历：从事这个领域多少年了，成为茶艺师要通过怎样的考试和培训，最受客人欢迎的是什么茶，茶艺技术最关键的是什么……在皮影戏后台，他又和皮影师聊起了关于皮影的种种。演出的皮影是什么材质的，这一场讲的是什么剧情，他的手艺传了几代，每天表演多少场，演好皮影戏的奥义在于什么……
王笛性格爽朗、自在，说到尽兴时，他就站在人群里，仰着头哈哈笑起来。拍摄尚未就绪，镜头尚未打开，王笛呈现的完全是非工作状态，关心他人处境，享受交谈的快乐。
这天，王笛讲起自己偶遇甘大爷的故事。
2020年，疫情爆发，很长时间里他都没办法回到成都。被困在澳门的日子，闲来无事，他把自己2019年在观音阁茶馆拍摄的照片翻出来看。看着看着，突然发现其中一位老人非常面熟，于是又翻出2015年拍的照片，细细一看，果然在里面发现了同一张面孔。一定有什么故事或者缘分，他想。那个瞬间，他恨不得马上飞回去找他。迫于出行限制，王笛和川大联系，找到一个研究生，托对方帮忙，去观音阁茶馆找到了这位老人，得知他叫甘大爷。
2021年夏天，王笛得以回到内地。一到成都，他立刻去了观音阁，老人果然又在；次年秋天，王笛再次到观音阁茶馆，几乎毫不意外地，又看到甘大爷坐在那里打牌。直至2023年，王笛已经去过那间老茶馆七八次了，每次都能看到甘大爷在那里打牌。
时间仿佛凝固住了。王笛和茶馆的老板闲聊，老板说，很多老人在他这里喝了一辈子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喝到去世。家人送葬的时候，会专门绕一圈，走到茶馆的面前，买一碗茶敬献给逝者，然后才去下葬。
王笛意识到，对研究者或是游客来说，这些老茶馆提供的是一种新鲜感，一个打卡点。但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就是他们的日常，他们的生活，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当我们考虑宏大问题、国家叙事、民族叙事的时候，很难考虑到个体的命运，一个人的经历、思考，以及日常生活对他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把焦点放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才发现这种公共空间、这样日常的行为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王笛说。
所以，在历史学界把视线主要聚焦于帝王将相时，王笛的关注点永远在普通人身上。他和形形色色职业的人交谈，他们中，有杂耍艺人也有算命先生，有拾荒者也有小偷。
他透过他们，看着大千世界。
王笛还曾在茶馆中遇到过一位掏耳朵的人。那是个大约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来自成都郊区。他告诉王笛，自己每天和妻子骑摩托车进城，然后把车放进二环路的亲戚家，再走路到大慈寺文博大茶园，他给人掏耳朵，妻子给人擦鞋，加上老家的田地，每年能赚2万余元。
那些年，很多四川人到沿海城市打工，为外向型经济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也背井离乡，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和他们比起来，留在故乡掏耳朵，算是千万农民工中的幸运者，但尽管如此，同样背负着很大的生活压力。
王笛和他聊天的那天，发现夫妻俩的两个孩子也在，一个读初中，一个读小学。暑期，很多城里孩子吹着空调、上着补习班的时候，他们只能在闹哄哄的茶馆里写作业。
临别前，这名以掏耳朵为业的父亲告诉王笛，他想多存些钱，将来在老家开一家修车铺，这样就能给孩子们一个比自己更好的生存和谋生环境。
面对着他们，王笛总是想到很多，从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社会保障到户口制度，他记录下了他们的处境、挑战和喜怒哀乐，同时也记录下了大时代背景下鲜活的个体。
「对普通人的观察和记录，反映的是背后共同的处境。虽然个人的故事各不相同，但面临的问题可能是相同的。」他说。
这样的微观史学视角不仅有确凿的历史意义，同时，对个体也有很大的价值。
过去，人们听了太多「帝王和英雄创造了一切历史」。在这样的理念灌输下，普通人容易看轻自己：如果没有出人头地就是虚度了一生，如果没有成为人上人就是碌碌无为，于是，既然没有任何贡献，既然人微言轻，也便消沉下去，丧失了尊严、勇气，甚至独立思考的能力。
但王笛反复强调的是，「过去我们的历史写作总是从王朝开始，写英明的皇帝开创了多大的事业。但如果仔细去看历史会发现，中华文明、社会发展，是千千万万个被遗忘的普通人创造的。改朝换代，文明被毁灭，城市被毁灭，文化政治倒退，但经过无数普通人的努力，文化开始回归，市场开始繁荣，人口开始发展。所以是普通人创造了历史。」王笛在各个场合说，普通人每天上班下班、养育儿女、赡养老人，就是对社会的贡献。或许没有那么波澜壮阔，但同样是史诗。
就像2022年他出版的作品，名叫《碌碌有为》，英文名是Amazing Everyday Successes——「日常的胜利」。
白露到了。过去做城市研究时，王笛发现过很多民间的竹枝词，其中一首便关于白露：「玉麦掰从白露始，昼间运输夜间撕，莫嫌粗粒荒凉饭，家事艰难总要知。」
简单几句，描写了人们掰玉米的场景。另一首关于秋天的竹枝词则是讲述「摸瓜」的习俗，说孕妇摸到南瓜，可能生男孩，摸到扁豆，可能生女儿。人们可以把它们带回去，也可以折瓜送给别人，寓意明年生个胖娃娃。
如今，人们越来越多地进入城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原子化，很多社群的传统已经渐渐消失了。「但事实上，我们是这样走来的。」王笛说，「我们研究经济，研究政治，它们为社会提供大的框架，但就像建筑一样，光有框架是不够的，要有房间才是一栋楼，日常生活便是其中的血肉。而我们能做的，便是从宏大回归日常，用记录对抗遗忘。」
一个普通人，如何「更好」过一生
王笛身形清瘦，个子很高，常年留着短发，显得清爽而干练。拍摄这天，他穿了一件白衬衫、黑裤子，声音温和地出现在镜头前。
在王笛身上，总是有股与生俱来的松弛，无论是严肃的学术会议，还是嘈杂的市井生活，或者行程紧凑的公共活动，身处各种场合，他的感官总是敞开的，他会在意摄像师的线与录音师的电池，会张望胡同里的小杂货铺，会关注黄昏的云彩和叫着的鸟，也会谈及互联网上正在热议的文章：死在出租屋的外地女孩、重新找工作的作家。总之，王笛对日常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一切充满好奇，同时保持着对时代和社会的关心。
几个月前，在一场对谈活动中，万圣书园的创始人刘苏里评价王笛说，首先是一个温良的人文主义知识人，然后才是领域内的研究专家，不仅把自己的专业做好，同时还关心社会，关心民众，为他们所处的命运鼓与呼，为他们生存环境的改善鼓与呼。
那天，王笛自己也分享了观点和感受，他说，他理解的「一个温良的人文主义知识人」，是对普通人温和，对权力严苛。
这也是很多人对王笛的共同印象，一个温和但有风骨的学者。在与我们的访谈中，王笛没有任何禁忌，话题常常延展到更广阔的地方，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或是社会现象，历史学家保持着他的忧思。
这些年，无论在学校还是外出参加社会活动，王笛都能接触到很多年轻人，他能感觉到他们身上普遍的困境与焦虑，以及想要在历史中寻找答案的迫切。
王笛清楚，大家正面临许多挑战，但这些并非年轻人本身的错。「大家在说『躺平』，这当然不是简单的调侃，我想很多年轻人说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子，内心可能是在用这种态度来批评他们的环境，是振聋发聩的，是一种铁屋里的呐喊。」
同时，在客观环境之下，年轻人又可以如何「更好」过一生呢？
王笛说，他理解的「通透」，是看清了事情的本质和全貌，但依然在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锚点，从「该做什么」的声音中辨清「想做什么」，才是「更好」的自己。比如，当成功学、做人上人的浪潮席卷时，意识到过好日常也是一种幸福；在普遍迷惘的年代，不要陷入纯粹的消极，尽量找到支撑自己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保持尊严而不被驯服。
这些年，一个让王笛忧心忡忡的事实是，他注意到很多年轻人缺乏思想上的活力。有时，他在课堂上提问，但凡稍微尖锐一些，底下基本就是一片寂静。
「我知道他们是有想法的，但是没有勇气讲出来。这是最让我担心的。」王笛说，「一个年轻人连表达观点的勇气都没有，以后怎么能够真的担当社会的责任？当然，从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来看，责任不在他们。」
他不希望将结构性的伤害归咎于个体，但同时也在想，个体可以做些什么，能在规训中撑起一寸空间，让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生长。
在学校的日子里，王笛也经常和学生说，不要太「听话」。他注意到，如今的年轻人从小到大不断地被规训、被教育要「听话」：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听单位的话，听所有「权威」的话。「我倒是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有一点叛逆，做自己想做的事，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甚至对社会应该有批判的精神。」
「不听话」练习曾在日常中非常琐碎的小事上开展，比如过马路。
平日在澳门大学里走，王笛发现，过人行横道要绕一大截路。可是，有时明明没有车，也没什么人，可以直接通过，但同行的朋友还是习惯性地绕过去走人行道。
王笛手机里存着一本电子书，是詹姆斯·C.斯科特的《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作者在开篇第一个小节就提到了小城一个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夜幕降临之后，路上的车基本绝迹了，原本可以顺畅通行，但大家还是习惯性地等红灯，反而让密集的人流堵在那里。
以往，人们往往从「文明」和「秩序」的角度来解读红绿灯，但詹姆斯·C.斯科特提供了另一重视角，从规训的角度说明「这是一条和理性背道而驰的小规定」，并因此讲述了「不服从的重要性」和「日常形式的抵抗」。
王笛觉得很有意思，便把斯科特的故事讲给同行的朋友听，还一边率领他们一起直接抄近路，一个「不听话」的教授，带着大家一起「不听话」。
讲起这段校园生活的小插曲，王笛爽朗地笑了起来。这是一位历史学家微小的行动，也是对一代年轻人的寄语：在浪潮之中找到自我，从「我该如何」到「我想如何」，穿越时代迷雾，最终抵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