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时有人提出中国是否应该迁都、迁到哪里这样的话题，有的还有很具体的理由和规划。最近又有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博士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认为中国应认真考虑迁都，建议将首都迁往长江中下游华东某中小城市”。
兹事体大，不妨先看看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有哪几次迁都，成败如何，对当时和此后的历史产生过什么影响。
在中国历史的早期，无论是传说中的黄帝，还是夏朝、商朝，迁移是生存和发展的经常性措施，也是对付天灾人祸的有效手段，所以迁移和迁都相当频繁。其中见于明确记载的、影响最大的一次迁都，应为商朝的盘庚迁殷。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商朝的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了殷（今河南安阳殷墟一带）。关于盘庚迁都的原因，史学家做过种种推测，不外乎躲避黄河水患，土地肥力减少，通过迁都“去奢行俭”，保持一种比较节俭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作为游牧民族残留的习惯性措施。从迁都后盘庚发表的训词看，迁都之举曾引起贵族们的反对和恐慌，经过盘庚强有力的劝告和镇压才在新都安定下来。但此后的二百多年间，商朝的首都再未迁移，以往那种不时迁都的历史从此结束。
公元前770年，周朝的首都由镐京（今西安市一带）迁至洛邑（今洛阳市）。这是因为镐京一度被犬戎攻陷，都城受到很大破坏，而且由于周天子势力衰落，此后也难抗御犬戎的入侵，只能东迁至相对安全的地方。这类因在军事上处于弱势而不得不以迁都寻求一时安全的情况以后还多次出现，如战国时楚国的都城由郢（今湖北荆州江陵）迁至陈（今河南淮阳），又迁至寿春（今安徽寿县）。面对蒙古军队的入侵，金朝的首都由燕京（今北京）迁往南京开封（今河南开封），末年又迁至蔡州（今河南汝南）。更严重的是，因国土沦丧，原有的都城已为敌方所占，要继续存在，自然只能迁都。如东晋建立时，西晋的首都洛阳已非晋朝所有，只能迁都至建康（今南京）。南宋建立时，北宋的首都开封也已被敌方控制，只能以杭州为“行在所”（临时首都），一直“临时”了一百多年。
另一种情况，是权臣或军阀为了进一步掌握政权，迫使皇帝将首都迁至自己易于控制的地点。如东汉末年，董卓强迫汉献帝将都城由洛阳迁往长安，以后又迁至曹操控制的许（今河南许昌）。北魏末年，高欢逼朝廷由洛阳迁至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唐朝末年，朱温迫使唐昭宗由长安东迁洛阳。这类迁都，完全是夺取政权的先声，不惜以破坏、摧毁原有首都为手段，造成了巨大损失。
在和平时期的迁都，则主要考虑国家的安定和某一方面发展的需要。如秦国的首都从平阳（今陕西宝鸡东）迁至雍（今陕西凤翔），又迁至栎阳（今西安市临潼区北），最后迁至咸阳（今咸阳市西北），适应了东向扩张发展的战略。汉高祖刘邦已定都洛阳，听了张良和娄敬的建议后，立即迁都关中，并新建长安城作为首都。光武帝刘秀恢复汉朝（东汉）后，为了就近得到粮食和物资的供应，便于得到自己的政治基础南阳地区的支持，定都于洛阳，而不是恢复西汉的首都长安。北魏孝文帝为了从根本上实行汉化，将首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南迁至洛阳，使政治中心深入华夏文化的中心，将鲜卑人的主体置于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明成祖朱棣在拥兵南下篡夺政权后，将首都从应天（南京）迁至北京，虽然不无巩固自己根据地的考虑，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对抗蒙古的威胁——将首都置于接近边疆的险地，使国家不得不保证前线的军事实力。而清朝由沈阳迁都北京，完全是顺应了由边疆区域性政权向全国性政权的转变。
由于古代没有机械交通工具，运输条件相当落后，而首都又不可能完全服从经济布局，粮食和物资的运输始终是一大难题。由于主要的粮食产区在关东和东南地区，为了便于运输，首都的位置不得不逐渐东移，由长安至洛阳，再至开封。元朝定都北京后，打通南北大运河，维护运河漕运，就成了朝廷的头等大事。此后明、清两代能在北京建都，都离不开大运河输送粮食的作用。
如果不顾地理条件和实际可能，盲目定都或迁都，不仅劳民伤财，最终也会以失败而告终。朱元璋由南方起兵，以南京为根据地，全国统一后，南京自然而然成了首都。但朱元璋深知南京在全国的位置过于偏南，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地点。他曾考虑过西安，但发现西安和关中残破贫穷；他考察过开封，又见连接东南的河道水浅沙淤，无法满足漕运之需。最后他决定在故乡凤阳建新都——中都，规模比南京城还大。但在新都即将建成时，朱元璋又下令停建，大量人力物力全部浪费。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成功的迁都在于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趋利避害，充分利用有利的地理环境，为国家提供了长达上百年、数百年的安定。即便如此，迁都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只有国力强盛时才能应付裕如。而且也可能引发政治分歧，甚至招致反抗或动乱。北魏孝文帝的南迁计划一开始只得到个别大臣的支持，只能以“南伐”为名造成既成事实，才勉强为大臣们所接受。反对势力企图发动政变，连他的儿子也因公然逃出新都而被处死。而失败的迁都往往长期难以消除某些弊病，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甚至越迁越弱，越迁越乱，以至覆灭。
那么如今中国是否到了应该主动迁都的时候？北京是否到了非迁出不可的地步呢？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在现代化条件下考虑首都的合适位置，不同于传统的“天下之中”。尽管北京不处于地理上的中心，但通过发达的交通运输和信息传输手段，距离的远近已影响不大。何况全国的资源、人口、城市、产业等基本要素的分布，也是严重不均衡的，自然形成的中心或重心与地理中心或重心并不一致。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北京也是优劣兼具，至少不比“长江中下游华东某中小城市”差。
就自然环境而言，有人担心沙尘暴会愈演愈烈，环境污染和缺水现象会越来越严重。不过，据各项统计数字全面评估，北京及其周围的自然环境并未出现明显的不利变化。如沙尘暴并非近年来的产物，也不存在愈演愈烈的规律。环境污染和缺水主要是人为原因，是产业分布不合理、不注意环保和节约用水的结果。通过工厂外迁、污染源治理、调水节水等措施，自然环境可以得到相应改善。
的确，近年来北京城市面积与人口数量迅速膨胀，交通堵塞，房价高涨，古都风貌近于消失。但究其原因，有些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通病，并非首都特有；有的则与高度集权的体制有关。例如，政府虽一再精简，但实际上机构却越来越庞大，事权越来越集中，不仅本身的人员越来越多，还使来首都办事的人也越来越多。大量本来可以通过信息传输解决的问题，非得有大批人员、多次来往才能解决，光各地、各单位的“驻京办”就有多少人？动用了多少资源？如果这样的体制和事权不改变，首都迁到哪里，哪里就会成为新的北京。而如果按这样的体制和规模迁都，新都的建设和旧都的搬迁需要的成本太高。
在体制改革、精简事权的同时，不妨适当分散首都的功能，将有些本来应该在首都举行的会议和活动分散到地方上举行，本来应该设立在首都的机构或设施建在合适的外地。如现在的全运会轮流在各省市开，既减轻了北京的压力，也促进了各地体育设施的建设和体育事业的发展。这类活动还应再增加。又如，我曾建议将拟议中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建成“文化副都”，行使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再如，有些中央或全国性机构可以临时或长期设在外地，如管理少数民族的部门不妨设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或轮流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办公，以促进地区发展。
采取这些措施，至少可以使北京的城市规模得到控制，并逐渐有所缩小，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从而维持数十年时间。到那时国力更强盛，再为一个比较小规模的首都选择最合适的地点，就比较从容了。
2009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