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子，知道1927年是什么概念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5年新文化运动发端，而这本《社交与性爱》大概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时髦产物。
由此可得知，“社交”和“性爱”这两个我们耳熟能详且经常实践的词汇并非近些年的产物。
社交与性爱作为实践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话题公开出版了来交流，实在过于新潮。
这种书在那个年代很难是出自国人之手，毕竟谁会写，谁敢写，谁又好意思写呢？
这本书的翻译作者在出版序言中介绍，“这一册小书，在英国出版界，十年间竟翻至六十版。据说出版以来，每年在英美二国中销售七八万本——至多的那年售出九万余，至少的那年六万余本。”“大抵青年男女，到适当的时候，自然地有这要求，这书便自然地搁在他们的书案上或衣袋中了。”
那时候的中国人真的需要这种书吗？
或者问，这种书到底写了什么，以至于对那时候的中国人真的很重要呢？
从现在人的阅历来看，这本书所记载的一切都实在太平淡无奇了。
可你还别嫌弃，人家这本书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一九二六年四月再版、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版，每册实售大洋二角五分。
这说明还是有人愿意买单的，但从它的售价以及文字内容的特点来看，此书的阅读受众应限于当时的新兴知识分子。
鲁迅于1925年创作过一篇名为《伤逝》的爱情小说，主人公涓生和子君都是五四时期接受新思想影响的青年。子君在认识涓生后，受到其新文化、新道德、新观念的影响，并与涓生相恋。两人不顾亲朋的反对，同居并建立小家庭，但很快陷入家务琐事中，爱情未能“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最终，涓生失业，两人生活无着，子君被迫回到父亲家，最终不幸去世。
自由婚配绝对是那个时候的炸裂之举，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候的青年男女在蠢蠢欲动中的迷茫，总不能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中汲取攻略吧。
涓生和子君就是头脑发昏的典型失败者，《社交与性爱》这本书的横空发行是瞅准了市场刚需的。
这本书总共才128页，但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有关新式恋爱婚姻的流程和经验，譬如如何订婚，如何选择婚戒，如何选择结婚场地等等。这些内容都有指导意义，只是今人觉得不新鲜而已。有些内容倒是很有警示钟的意义，譬如恋爱时期的书信往来，平淡交流就好，不要留下法律上的争议，免得散伙那天对簿公堂时吃大亏，所以你可以瞅瞅你的微信聊天记录。
第二部分，即“附一 性的本能”，该部分主要是介绍性知识，但不是教学性姿势。现在的人应该不会有谁对“精子”和“卵子”的概念陌生了吧，但那时候的人还真是需要。这本书中的性学观念颇似弗洛伊德一派，主张尊重性，并以科学的态度待之。
第三部分，即“附Ⅱ 爱伦凯学说概要”，这部分重点介绍了近代妇女运动的急先锋爱伦凯女士的生平、著作成就。我对爱伦凯女士没有了解，幸得此书介绍，她的关于“母道”的见解或可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一观，“她首先以为母道自有母道的尊严，故女子不必硬要从事追踪男子的”，即男女平等不是男女一样，不必追求事事一样。“她以为人类社会的向上发展，全由于各个人性质的向上发展，而母亲的感化使各个人的性质向上发展，其力至伟，因此这就是女子对人类最大的任务——母道所以尊严。”“女子既自有其尊严的母道，所以那些什么参政运动，职业运动，她攻击得异常出力。综合来说，她以为‘母道是灵魂的教育者’，女子在社会位置，正以母道的尊严而尊严。”
以上这些说法，俞敏洪应是心有戚戚焉吧。
最后，如果你有兴趣阅读此书，以下三点是你需要注意的：
1、该书的翻译具有明显的民国味儿，与我们当今的措辞习惯很不同，具体案例可见鲁迅的文风，以及林纾翻译的国外著作。
2、该书的翻译大抵遵循原著内容，没有考虑“接地气”的问题，诸如婚姻流程的介绍中有诸多基督教、牧师的存在，这些都是忠实翻译的表现，旨在给读者以参照，并非为了完全照做。除此之外，部分翻译也考虑到了信达雅的标准，譬如寡妇再婚的穿戴问题，“故是否再咏白头的文君”，竟然会有这样的一句翻译。
3、该书可作猎奇满足，也可作婚姻文化研究的有趣资料，绝无任何淫秽内容，性饥渴人士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