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进入开学季，
儿童精神科的就诊数量便会迎来一次高峰。
《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
我国患抑郁症人数约9500万，
而18岁以下的青少年，占到了三成。
他们中的很多孩子因此没有办法继续学业，
根据估算，
休学青少年在100万到200万之间。
他们在学校、家庭、社会中的任意一环，
都是最缺乏社会资源的群体。
在生计和孩子之间晕头转向的父母、
不被理解的孩子，
组成了一整个被困住的家庭。
“绿汀小屋”外部环境
小屋活动
“绿汀小屋”是一间为休学青少年
提供心理康复服务的小屋，
在这里，十几个孩子和“陪伴者”们同吃同住，
一起拍MV、举办电竞比赛、羽毛球比赛，
参加团体心理活动——
画情绪面具、演绎情绪心理剧、制作拼贴诗。
通过这些活动，被卡住的孩子们
慢慢开始觉察自己的感受，
捡拾面对生活中挑战和痛苦的工具包。
我们拜访绿汀小屋，
短暂地走进了这群孩子的日常。
撰文：金 璐
责编：倪楚娇
小屋的陪伴者和孩子们在每天的日常活动中
初秋，雨过的午后，车开进良渚的村道，两边的行道树宣告着我们进入了城市边缘。在地图上犹如毛细血管的路线上，我们拐错了一个弯之后，抵达了“绿汀小屋”。
小屋和你能想象到的浙江农村自建房别无二致，三层小楼，外立面平整、协调，在一条仅容一车通行的路旁，背对着马路。从院子绕进去，才能见到正门。
这里住着一群因抑郁等心理困境休学的孩子。门口堆满的数十双鞋，让我们确信找对了地方。
小屋环境
绿汀小屋的创始人盛梦露来给我们开门。2021年10月，梦露创办了小屋，为因抑郁休学的青少年，在一个共居的环境里，提供社会化康复的服务——
简单来说，大约十个孩子和5位陪伴者会在小屋一起住三周时间，每位陪伴者一对一或一对二地陪同孩子，一起生活、参加各种心理团体活动，帮助他们恢复社会功能，结束后如果想继续，也可以选择续住。
在搭建起小屋之前，梦露是一名跑社会新闻深度报道的记者。她本科在武大学新闻，研究生在伦敦政经读社会人类学。因为做记者，她有机会和抑郁症群体进行深度接触。
绿汀小屋创始人盛梦露
根据不同口径的统计，受抑郁困扰的青少年在1000万到3000万之间。其中因此没法继续学业的孩子，并没有统一的官方数据，根据梦露的经验和估计，这个人数至少在100万到200万之间。
对这些上百万的孩子来说，上学是一件艰难而痛苦的事。“有的孩子甚至都没有办法靠近学校，他可能在快要到学校的时候，就已经难受得躯体症状非常严重了。”梦露告诉我们。
小屋附近的环境
她逐渐了解到，青少年抑郁康复的模式有很多，比如短期的项目，但要实现真正的改变，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当时她查阅了一些文献，发现抑郁症人群要完全康复，至少需要3-6个月，甚至一年到一年半以上。
长期的康复机构很少有人在做。既然没有人做，梦露决定从记者转行，自己来干。小屋是她的第一个试验场，先一个月一个月为周期招募孩子，如今已经做到了第3年，见证了约140位孩子的停驻与离开。
来到小屋的孩子，大多在14到20岁之间，他们的家庭大都已经寻求过一系列的医疗手段、心理咨询，和“抑郁”抗争了一段时间。如果孩子还是没有办法恢复社会功能、回去上学，就会考虑到小屋来试一试。虽然小屋在杭州，但是来这里住的孩子来自全国各个省份。
正在绘制“情绪面具”
下午2点，孩子们陆续从房间下楼，参加这一天的集体活动。一楼的客厅是小屋大多数活动进行的公共空间，地上铺满了可供坐下的泡沫垫。
孩子们围坐成一圈，陪伴者拿出一些空白的面具和彩笔，邀请孩子们在面具的正面画上别人感受到的自己的情绪，背面则画上自己内心真正的情绪。对于孩子来说，这样的“情绪面具”可以帮助他们察觉到自己原来没有感受到过的情绪。
“Joker”面具
有个男孩提出想用颜料和粘土，就一个人把材料挪到餐桌上开始创作，他用粘土捏了一个小丑鼻子，然后用画笔涂上红色的鼻头，照着电影《小丑》里的形象画出眼睛和嘴，还有额头上的裂痕。他在分享时说：“感觉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就像一个小丑。”
陪伴者问他：“那眼睛旁边的蓝色和绿色代表着什么？”他说：“代表着希望。”
另一个女孩把面具的正面画成了蛋壳，内里则是蛋黄，“蛋壳”的表面有一些裂缝，她说自己想表达“破壳而出”般中二的愿望，在“蛋黄”所在的内侧，眼角的一滴蓝色泪珠，代表着自己偶尔会难过的时候。
他们看起来和青春期的孩子们没有什么差别，会把面具画成自己喜欢的动漫角色富江，喜欢二次元或是k-pop，在一起玩游戏时会开怀大笑，或是突然说出灵光乍现的俏皮话来。
第一次接触到抑郁症青少年的时候，梦露也觉得他们和普通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可以一起玩耍，也有着和别人一样的青春期困扰。但慢慢地，当他们开始更深入地相互接触和了解，有孩子就会给她看以前手上自残划手的伤疤，讲起自己以前痛苦的经历，这种时候，她特别心疼和共情。
有些孩子画得不多
仔细观察会发现，不是所有人都把面具画得很满。有的孩子在正面画得非常少，背面却密密麻麻画满了，有的孩子不管正面还是背面，都画得很少。
学鉴是坐在孩子们中间的陪伴者之一，他敏锐地观察到：“这说明他们感受到了在当下环境的不安全感，也有一种很无能为力的感觉，他们会觉得‘就算分享出来，你们能够帮助到我什么呢’，而这种状态，可能还会持续蛮长的一段时间，甚至是半年、一年，才会逐渐好起来。”
小屋的伙伴们正在举行一场“拍卖会”，大家可以竞拍希望自己的伴侣拥有的性格特质
第一次看见孩子和陪伴者们一起互动、说笑的时候，很难分清哪些是陪伴者，哪些是孩子。陪伴者大多是一些有着心理学专业背景的年轻人，在孩子面前，他们保持着高能量的状态，和孩子打成一片——除了陪他们一起玩之外，在镜头没有触及的地方，他们需要关照每位孩子的生活起居，按时提醒服药，时刻关注他们的情绪状态。
应用心理学研究生毕业后，学鉴来到小屋，成为了一名陪伴者。
过去，他在医院做过心理治疗师，给青少年做心理咨询。当时在医院，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孩子，很多孩子的议题都跟家庭有关，他们会很直观地说“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好像不爱我”。
“虽然在现实的层面，我们能看到父母有为他们做出贡献，甚至是有爱他们的，但是只要孩子感受不到，就是没有，他自己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就是痛苦的。”
学鉴分享自己画的情绪面具
对于学鉴来说，在个体咨询中，是很难改变孩子的家庭环境的。“跟一个孩子做咨询，一星期做一个小时，就算做上半年一年，我一年做几十个小时，但他回家待几千个小时，如果他的父母、他的环境没有改变的话，他们的痛苦还是会不断地反复。”
他记得来到咨询室的孩子跟他说：“在这里，跟你聊天我是舒服的，但是我回到家之后，要面对我的父母，我该怎么办呢？”
心理咨询是很有效的一个工作，但学鉴还是想知道，在个体心理咨询这样一个外部的环境之外，有没有一个其他的环境、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到孩子和他们的家庭。
小屋是他想来探索的第一个地方，这是他在这里的第五个月。
学鉴骑摩托上班
每位陪伴者都是很不一样的人，对孩子来说，这些“哥哥姐姐”们是多元的。学鉴每天骑着摩托来上班，会顺路给小屋里的所有人带奶茶，和孩子们一起打游戏。有孩子开玩笑说，第一天来的时候，看到达达（陪伴者）带着墨镜和耳钉，甚至以为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
他们不同的模样，也在告诉孩子们，小屋是一个对“不同”很包容的地方。
和孩子一起打羽毛球
陪伴者很重要的作用之一是在孩子有些不确定、怯懦的时候，先做一个示范。比如，在情绪面具活动的时候，陪伴者会第一个举手分享自己画的面具想要表达什么。
如果有其他人对孩子说了一些冒犯的话，这个孩子可能还处在一个不知道怎么回应或回避的状态，这时陪伴者就会当一个“嘴替”，主动指出来：“你刚刚说的话，我听到了应该会很难受，你可不可以先不要这么说？”下一次，他就会知道自己是可以怎么说的。
陪伴者和孩子们出行，一起拍合照
梦露常常被问到“陪伴者”这个角色是什么意思。在国内，这算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角色。陪伴者是一个心理助人的专业角色，参考了一些国外的角色的工作方法，如Mental health support worker、Care worker、Social worker等。
相比于咨询师或精神科医生，“用很通俗的话来说，陪伴者更像是心理陪练。”
在干预抑郁孩子的过程中，康复方式是多元的，“比如在医疗药物的支持下，孩子就相当于已经有了一个拐杖，咨询师可能是给了他一个方向，但是陪伴者是在日常生活里真正陪孩子去练习的角色，让这些改变真正成为他成长的一部分。”
大家在小屋排练乐曲
问到这是一份怎么样的工作时，学鉴说：“对陪伴者来说，陪伴工作是一种高强度的情绪劳动，需要随时对孩子的情绪状态保持警觉。”
大家9点半上班，在早会之后开始一天的工作，傍晚6点开完半小时的晚会后可以下班。每天，都有一位陪伴者需要住在小屋值班。
值班意味着不能脱离工作环境，轮到值班的晚上，学鉴的脑子里总会想，他们会不会晚上突然情绪不好？他们找我怎么办？外面动静大一点，就会立刻警觉起来。即使不值班，也会很怕晚上工作手机突然响起来的时刻。
和孩子一起去大自然
每个孩子抑郁的成因都是复杂而不同的，很难用一些类型化的标签来概括。
梦露举了一些例子，比如在人际上受困的孩子，经历过校园霸凌，可能就会对学校的整个环境都产生阴影，他会觉得这个环境是非常不安全的。
还有一些很典型的孩子，他们在学校很优秀、很聪明，但是会有完美主义的倾向，容易把压力内化，自我评价变低。“这种高压可能是从自己内心的性格来的，也可能是从环境、从家庭来的。”
多种复杂的因素叠加在孩子的身上，最终可能只要有一个导火索，就会爆发。梦露经常讲到一个孩子，最开始，他就是在快要去上学时存放作业的U盘不见了，很简单的一件小事，“他突然就崩溃了，觉得我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我的人生也完蛋了”。
对于面临情绪困境的孩子来说，一方面学校可能是他们创伤的来源，另一方面，抑郁的孩子们也往往很难在同龄人身上获得共情，这种误解也可能让他们无法继续上学。在学鉴眼中，抑郁的孩子在学校很容易被带着有色眼镜看待，“想象一下，在学校里看到同学手上有划手的伤疤，大多数这样年纪的孩子，他们没有办法很深入地了解对方的痛苦到底从何而来，只会觉得他很奇怪。”
小屋的孩子们制作的拼贴诗
“一般家长都会有一个非常抗拒和否认的阶段。”梦露说。
孩子为什么没办法去上学了？孩子本来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这是大多数家长得知自己孩子生病的时候难以接受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不接受、不支持，对很多孩子来说也是他们的痛苦很大的一个来源。
大家正在写下自己的边界和禁忌、喜欢和讨厌的行为
大多来到小屋的孩子，可能休学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的家庭也已经和孩子的抑郁一起抗争了一段时间，即便如此，梦露接触过的家长，核心的状态还是焦虑和愧疚。
他们焦虑的是，不知道孩子现在的状态还要持续多久，还没有没有好转的希望，是有些无助的。
还有很多的妈妈，稍微聊起孩子患病的经历，就会落泪，她们会觉得自己在孩子患病早期或者生病之前，有很多没有做好的地方。
小屋正在举行电竞比赛
孩子们来到小屋的第一天，梦露和陪伴者们会先跟他们说，小屋是很安全接纳的地方，但这需要大家共同去维护。在小屋很核心的一条规则是：不评判、不伤害、相互尊重。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去接纳各种各样的状况和行为，我们不希望用太多的约束去强行扭转孩子们的行为。”
比如家长们总是很头疼孩子玩手机、玩游戏这件事，如果孩子昼夜颠倒、沉迷游戏，家长会很焦虑这个行为本身。但是在梦露看来，重要的不是“使劲把这个行为扭转过来”，而是“看到孩子在这个行为背后具体的困境是什么”。
很极端的一个例子，有个孩子曾经说“如果不让我玩游戏的话，我就只能去死了”。之前梦露陪伴过的一个孩子，她想要“报复性地玩游戏”是因为在家里被严格控制玩手机，当同学们开始玩一些比较复杂的游戏时，她还在玩一些非常基础的类型，导致她在同龄人中没有共同话题，没有办法通过游戏和同学朋友社交。
在小屋，孩子们自己组织了一场电竞比赛，而每位参与比赛的孩子，都可以抽一次盲盒奖品。“如果有的人真的很喜欢游戏，甚至未来就想从事相关的工作，都是没有问题的。”很多孩子在小屋通过游戏成为了朋友。
小屋墙上的悬赏令，认领其中的任务，比如组织羽毛球比赛、拳击比赛、电竞比赛、拍摄音乐MV、为大家做一次饭等，即可获得相应的酬劳
几点起床、什么时候下楼、参不参加集体活动都是孩子们的自主意愿。
直到第二天，我才见到了一些先前活动时没有下楼的孩子。气霭是其中之一，相比参加活动，和人社交，她更喜欢一个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气霭是她写小说时用的笔名，她并没有休学，暑假结束了就要回去上课。
气霭告诉我，抗拒去学校，是因为“学校就像是一个工厂，一道一道的工序下来，强迫你去做事”。她觉得在学校有一种被过度保护的感觉，如果不按时吃饭，就会有人说“你不吃饭不行，必须要吃饭”，而且都是以一种命令的口吻说的，这让她很不舒服。
“我喜欢被自己约束，但是不喜欢被别人约束。”气霭说，“在小屋是这样的，饭就在那边，你可以过来吃，也可以不过来吃，在房间里自己解决。”
气霭13岁，是这一期入住小屋的孩子里最小的一个，她喜欢看哲学、心理学的科普视频，喜欢读小说和画画。在小屋的日子里，她会很规律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整理英语笔记，每天新学10个英语单词，学完之后完成游戏里的每日任务，然后听音乐、写自己的小说。
小屋的墙上，贴满了大家喜欢或讨厌的事
很多来小屋的孩子可能都会在社交上有些回避，当自己的情绪不好或能量不高的时候，孩子们可能会选择不来参加活动。学鉴记得有一次，小屋的氛围冷冷清清的，10个人可能就只有一半会下楼，其他人要么在睡觉，要么心情不好待在房间。
但是恰好有一天碰上一个孩子的生日，那天晚上所有人却都下来了，大家一起唱生日歌、吃蛋糕。“即使自己的状态并不好，孩子们也会想要温暖别人。那样的时刻，你会感觉到好像小屋就是那样一个温暖的环境。”
陪伴者和孩子一起打羽毛球
2016年，梦露曾经也被诊断为抑郁焦虑障碍。她记忆很深的画面是，自己一个人在十几平的出租屋里，一哭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就很无力地躺在床上，感觉有个玻璃罩子罩住了自己，世界很不真实，有时候又觉得意识似乎能飘到玻璃罩之外。
当时她在“北漂”，周围没有很多朋友，感觉自己像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岛。这样的状态，小屋的很多孩子都有类似的体验，这让她得以更加共情，也更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小屋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是在重新养育孩子的一个过程。”她说，“陪着他一起去面对成长路程上面会遇到的各种困难，告诉他们怎么样去理解它，怎么样去觉察自己的感受，怎么样有新的行动。”
陪伴者和孩子出行时的合照
孩子身上的变化是悄然发生的。气霭原本给自己起的笔名叫“气空”，是把“空气”两个字倒过来写，因为之前她希望自己“是个空气，不要被人注意到，做个透明人”，但现在她想要自己“像雾霭一样，能被看见，但又有一些神秘感”，她希望自己写的东西能带来一些改变。
五个月里，学鉴记得最深的孩子，反而是一个非常平淡地在小屋住了一段时间的孩子。他身上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每天正常来参加活动，也没有什么情绪，什么事都乖乖地做完了，结束后就准备回家了。但是最后要分别的时候，他说：“我从这里离开之后，回去好像又要把绷带缠上了，我去坐地铁、出门，不能再给别人看到我有划手的痕迹了。”
讲到这里，学鉴有点哽咽：“就能感觉到他在小屋能够感受到的是包容，但要回到一个不被理解的环境中去了。”
一些人在打羽毛球时，另一些人会坐着吃零食、聊天
梦露也总是被人问到，孩子总是要离开小屋的，当他们又回到原本的环境中去了怎么办？她说自己相信，从小屋离开的孩子会变得更有能力处理自己的情绪和可能遇到的困难。
小屋不是与世隔绝的孤岛，它其实也是一个小社会。“建立小屋，让它变成一个乌托邦，变成一个美梦，这样的想法也是我们作为工作人员的一个幻想，它并不真实。”学鉴说。
孩子来到这里以后，依然会面临很多生活化的、很现实的问题——睡不好，或者有蚊子，喜欢谁、不喜欢谁，跟谁相处不舒服——“这些问题是跟现实非常接壤的，它不完全是一个梦的部分。”
“离开这样的环境以后，进入真正的现实，他们不会因为去做了一个小小的梦，就没有办法接受，他体验到好的情绪，觉察、领悟到跟过往不同的思想，在小屋里得到的这些成长，它不会消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