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退休了,我进入老年,我想应该是到了卧虎藏龙的时候,龙要成为潜龙,虎要成为卧虎,但是即使卧虎藏龙,我们在精神上仍然要做真正的龙和虎,而不是一条虫,或者一只猫。”9月7日,面对来自国内各高校院所的教师、作家、文学研究者的致敬和祝福,从教已整整42年的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文系教授、作家、文学批评家陈思和感慨万千,在答谢中表态要继续保持龙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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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

42年前,师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贾植芳,28岁的陈思和毕业留校,成为了一名高校教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42年里,从巴金研究起步,到提出中国新文学研究中的整体观、重写文学史、民间、潜在写作等研究方法与概念,始终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前沿,对学术界、思想界和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其在答谢词中所言,陈思和做到了在青年时代生龙活虎、有声有色,进入中年,事业广阔,龙腾虎跃。

如今年届古稀,但陈思和希望“在精神上仍要做真正的龙和虎”,这大概是为什么当天的会议定名为“陈思和教授从教四十二周年暨《从广场到岗位》新书发布座谈会”,而不是采用惯例的“荣休”——他从具体的教学研究岗位上退休,但没有从育人的岗位上退下来,更不会从学术研究的岗位上退下来。

新书《从广场到岗位》既是对其学术研究中重大问题的全面总结,更是再思考、新思考的开始。以此为起点,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话语创新”系列写作,计划以六部作品,“完成”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和人文学术进行的持续探索和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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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场到岗位》书封

第一职业是教育

把“从教四十二周年”郑重写在会议名称上,也是陈思和一贯珍视其教师身份的体现。

“在我的基因里,我很喜欢做教师。所以,当我留在复旦大学工作后,我天然觉得这就是我爱的环境,是我一生应该走的路。”

陈思和曾编过一本小册子《夏天的审美触角》,记录了1982级学生在当代文学讨论课上的发言。在编后记里,他写道:“我始终认为自己的第一职业是教育,业余爱好才是写作。对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他的最好作品不是他个人写出来的,而应该是他的学生。”

正是秉持这种观念,陈思和把从贾植芳等老一辈学人那里继承的学术遗产和思想资源,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的学生们,并以知识分子的品格和风范,潜移默化影响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1982年入学中文系,是陈思和作为班主任带的第一批学生,“42年的老学生”。1992年,郜元宝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与老师成为32年的同事。在漫长的师生交往中,郜元宝对老师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微笑:“每次见到陈老师,他总是笑眯眯的。”在郜元宝看来,陈思和对学生的培养自有其独到之处——很少直指要害,很少批评,总是鼓励为主。但在这样的鼓励中,“你会感到一种压力、一种鞭策。”郜元宝说,百年来中国新文学流淌的精神,对现实的执着、对传统的敬畏、对世界的开放,都完美地体现在陈思和的人格魅力上,“他的微笑包含着这些因素”。

做陈思和的学生会在微笑中感受到压力,但与他共事则是另一番光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引驰担任中文系副主任时,系主任正是陈思和。在他看来,陈思和是一位在学术上、理论上有很多开拓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乐于做事、能做事、有大格局的管理者。

陈思和是复旦中文系新世纪以来的首位系主任。其在任上,做出了许多令人瞩目且影响深远的举措。甫一上任,他便实施课程改革,提倡“原典精读”,让中文系学子细读经典名著典籍文本。在学校支持下,新开设的“中国语言文学原典精读”课程连续获得国家精品课程和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发源于复旦中文系的原典精读课程得到国内高校响应,通过原典精读课程建设,一批青年教师崭露头角,教师骨干队伍逐渐形成。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专家裘锡圭团队、作家王安忆、海外比较文学专家张汉良及杨乃乔团队……一大批海内外人才及团队由陈思和引进中文系,为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注入动力,复旦中文的7个二级学科在国内名列前茅。

早在1986年,陈思和就邀请一批作家、评论家来到复旦,与学生面对面交流。担任中文系主任后,陈思和广泛邀请作家进校园,支持王安忆在复旦成立全国首个MFA创意写作专业学位授权点,如今,复旦创意写作MFA已走过15年,培养出一批卓有成绩的青年写作者。

“做思和老师的副手时,他总是把握大方向,放手让我们副职去做相关的工作。他对我们说,你们大胆去做,出了问题来找我。这对我们后辈的成长非常有帮助。”后来,陈引驰追随陈思和的脚步,从他手中接过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接力棒”。

“学生们把在复旦大学学到的精神传统传播到全国各地,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青年人。我为之感到欣慰。你们就是我最好的作品,也是我从教42周年的最好见证人”。当天的会议上,看着从全国各地而来的学生,如今有九成左右在教育岗位上发光发热,陈思和颇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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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合影

中国现当代文学绕不过去的名字

“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的实践需要有强大的主体精神所支撑。说到底,就是要用最专一的情怀投入到专业理想中去,爱自己的专业,爱自己的岗位,没有哪种外在力量可以剥夺这种执着的感情。”在新书《从广场到岗位》的“开场白”中,陈思和深情剖析自己一路走来的内生动力。

正是在“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笼罩下,陈思和倾情育人,任事做事,更在学术上始终面对具体问题,面对时代和历史,进行持续深入的思考和发问。

“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研究文学史理论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把这项研究工作视为一种实验。我不是事先周密设计了一套理论体系,然后去著书立说。我几乎都是用单篇论文的形式探讨文学史理论关键词的各种可能性。我的研究方法从来都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更不会从西方引进的理论概念出发,而是相反,我比较在乎的是从研究对象中发现矛盾,提出问题,探索理论的解释。”

“学者是做学问的人。多数人没有‘问’的能力,只讲学问在于‘学’,而没有延伸到‘问’。我们是传承者同是也是发现者,一个传承同时追问的人,追问才可能传承,不问则不可能有好的传承,真的传承。”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创联部主任何向阳认为,陈思和以生动的个体实践,诠释了“问”对一个知识分子的必要与重要。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陈老师的论文与著述多是不舍其问。1987年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是历史之问上的书写;1988年的‘重写文学史’延续于此,1990年代初的《试伦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正式在文学史之问中引入了自我之问; 1993-1994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延续于此、发散于此。”现在,何向阳表示,《从广场到岗位》这部新作同样蕴含着浓厚的问题意识。

这些追问不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关节,同时也涉及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发展史。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马文运认为,包括新书《从广场到岗位》在内,陈思和的学术研究显现了他的岗位意识、责任意识,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使命感。

尽管在书中陈思和谦虚而真诚地坦言,不准备再提出新的关键词、做新的探索,“只是着重对以前提出过的语词本身做整体性阐述,以及尽可能忠实地站在今天的立场来反省当年思考问题的过程”,“是一种自我的质疑与批评”,但在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晓明眼里,陈思和的研究不仅着眼于同时代,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带有“指向未来”的眼光,因此在另一个时空维度对以往的关键词进行重思,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发明”,“更有一种对未来的尊重、一种对代际积累与承续的希望”。

“他是能够提供学术范式的学者,不管民间写作、潜在写作,还是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而且这些范式都非常有效。今天提出广场到岗位,逐渐也会成为范式,至少是我们思考的两个坐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认为,陈思和学术的有效性是在历史长时段上的有效,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释放出新的内涵的学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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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精神、复旦学术在当代的代表

除了对陈思和在学术研究、教书育人、任事做事上的肯定,当天会议上,学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有与他的交往,以及在交往过程中深深感受到的他的人格魅力,这使得整场会议有别于一般的学术研讨或座谈会,始终流淌着汩汩的温情与敬意。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勇至今仍为一句“北师大最好的朋友”而感念:“思和老师在北师大最好的朋友当然不止我一个,但因为思和老师不是当着我面说的,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说出来的,带给我的触动和震撼,是我人生难忘的一瞬间。”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当年到挪威做访问学者,买了台天文望远镜带回来,结果被人家“骂”说他带“没用的东西”。“我一直很惭愧。但陈老师在文章里说‘望远镜就是他的世界,在这个望远镜里看到自己的世界,这里有他的信念,也是安放他的一种精神’。我真的太感动了,这辈子没有人提这样小的事情,那种人对人的信任、理解。”严锋说,一代代师承不仅是知识的传承,也有情感交流与人文关怀。

“人文精神、人道主义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因为和陈思和接触过的人都知道、都感受过,他的内心有他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鸿生说,濮之珍先生每每和他提起,当年陈思和如何把骨折的蒋孔阳先生背到医院。

一个小插曲,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吴俊,“争夺”谁是现场最早认识陈思和的嘉宾而“辩”,引得笑声不断。这段趣事或有继续辩论的空间,但对陈思和的为人风范他们是高度一致的。

陈子善称陈思和是“复旦精神、复旦学术在当代的代表”,吴俊说陈思和有君子之风,是“对士风有高山仰止意义的楷模”。

陈晓明也用韩愈的“古之君子”来指称陈思和,“他对自己是非常严格的,永远在追求,永远脚踏实地认真做每一件事情,做好每一件事情,对学生、对朋友都是鼓励、都是友善、都是帮扶。”但他同时也特别强调,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大善人、老好人,但陈思和是非常有原则的人,有着强烈的是非感,“他始终保持历史的大是大非,始终用这个要求自己,为历史承担责任,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

“大师对我们这代人而言,更多的是传说、传奇,我们走出校园、走上社会,更多的是受到像陈老师这一代人的言传身教和直接影响。所以我在想,哪怕现在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在遇到苦闷和不解时,还是希望能够回到校园里,回到老师的身边,聆听老师的训导。” 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王为松说。

“陈思和老师是复旦精神的传承者和发扬者。他将复旦精神解读为‘草根精神’,因为草根最坚韧最易于生长,这也是自立自强的一种形象阐释。陈老师总是孜孜不倦、精益求精,为复旦人做出了榜样。”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在致辞中祝福“陈老师笔力永健,复旦人文常青”。